当前位置:首页 > 战史风云 > 长平之战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长平之战为什么称为转折之战?

长平之战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长平之战为什么称为转折之战?

发布时间:2020-01-03 01:33:2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秦、赵“长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60年(一说为公元前262年) ,以秦、赵争夺上党为始,以赵军被全歼于长平为终。从历史角度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定势之战”:45万赵军在此一役中被全数歼灭 bb 。在任何时代,人口都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大量人口损失,必然会严重削弱一国根基 bc 。而从军事角度来看,赵国是当时东方六国中最后一个军事强国,且与秦国接壤,直接威胁秦国的侧翼。长平一战,赵国基本算是被彻底打残,此后虽还有“战胜”,但再无“国胜”的可能,至此,秦国对六国的统一已无根本性障碍。40多年后秦始皇一统华夏,其实已经是“水到渠成”之势了。

  一、秦赵大势

  先来简单地说说,在此之前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在当时欧洲的意大利半岛,一个叫作罗马的奴隶制国家正在不断壮大。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秦王驷在公元前311年去世,在他有生之年,虽然留下了杀卫鞅这个难以抹去的污点,但是在国家层面却坚持了去人(卫鞅 )存政(秦法 )的原则,于公心而论尚无不妥。在其在位的27年间(公元前338年至公元前311年 ),秦王驷改“公”称“王”,东进攻魏,收复河西故地并在黄河东岸夺15城,为秦国东进打开通道;之后秦王驷夺占了位于四川的蜀国,进而打败了南方的楚国,为秦国获得了汉中之地;任用纵横家张仪为丞相,以连横之策 bd ,打破了东方六国联合攻秦的企图;与此同时,秦国向西征伐义渠国,在保证了西部安全的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优质草场  。

timg (15).jpg

  秦王驷去世之后,太子荡继位,这便是后来的秦武王。秦王荡在位不到四年。公元前307年,秦王荡充分发挥了自己“作死”的精神,身为一国之君,却一时兴起,非要到周天子洛邑王畿去夺王宫前的九鼎,还非要亲自把鼎举起来,结果不慎被巨鼎砸断小腿,导致胫骨骨折,失血过多,当晚就死了。由于在位时间太短,秦武王并没有给秦国留下多少政绩,反而因为他的非正常死亡,导致秦廷上层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政变:秦武王没来得及留下子嗣,因此只能由他的弟弟,当时正在燕国做人质的王子稷来继承王位。因为《芈月传》这部电视剧实在太火了,所以这段历史也就无须多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嬴氏王族的自身素养之外,秦国完备的政治体制,也保证了秦国的国势不会因为上层宫变而发生逆转。秦的政治体制下,统、治是完全分开的,官、吏也是完全分开的,国君的责权在于官员任免、赏罚和决定对外战略的大方向,国家具体运行由丞相开府掌控,而各级官吏,严格来说都是依律而行,只对《秦律》负责,上级官员只负责监督,政府人员的升降、赏罚、考核都有相关定制,上官无权以个人好恶处置下级。简单说,这套体制之下,上层缺了谁,一时半会儿也不至于影响到全局,而越是下层经办具体事务的官员,越不会出现政治站队的问题(当然,高官重臣就没办法了 )——事实上一直到刘邦入咸阳、秦帝国灭亡,关中地区的基层政府都在基本正常地运作。

  在宣太后去世之前,秦国上层一直处于一种国君与外戚联合掌权的微妙状态——事实上“外戚”并不像民间传说中那么不堪,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这一直是个很有意思的存在。一方面,外戚往往是国君最为可靠的同盟者,这一点在主少国疑时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外戚的确不可避免地会侵蚀到君权,最终结局如何,全看国君与外戚两边的尺度掌握。秦代的宣太后、赵姬,汉代的吕氏、窦氏、王氏,基本都是这个路子。而对于强调势治而非法治的君主而言(详见《再铸华夏》一章 ),在其成势之后,对于外戚自然是难以容忍的,后来秦始皇不立王后,以及汉武帝立子杀母(钩弋夫人 ),便是这一原因。

  言归正题。与此同时,秦国的东北部,赵王雍(赵武灵王 )开始了以“胡服骑射”而闻名的改革。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场技术层面的军事改革,而其实质,则是旨在取缔贵族封地的私兵,由国家统一调度、训练军队。之所以改易“胡服”,其实与作战方便与否并无关系。从秦兵马俑遗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士兵的装束其实非常利落,根本不存在“宽袍大袖”的问题。至于骑兵,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军队序列之中。在战国初期,骑兵就已经开始大量替代战车,对于身处战国中后期的赵王雍来说同样算不上什么新鲜事。胡服骑射真正的目的恐怕是旨在借此打破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详见《风起陇西》一章 ),在意识形态层面打破贵族制度对国人的束缚——在中国古代礼法制度中,“衣冠”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宽袍大袖并非人人都有资格穿着,在其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和特权制度。1400多年以后,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对本国也进行了一场同样深彻的改革,而其手段同样是以“易服”开始,当时彼得大帝同样命令俄国人剃掉传统的大胡子,舍弃长袍,改穿西欧服饰。

  赵王雍的改革使得赵国的形势一度为之一振,赵国向西北方扩张,攻取了榆中(陕西省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的河套地区 ),对秦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地缘压力。之后赵国开始不断进攻位于现今河北省的中山国,吞并其国土。同时赵国边军北上击溃了林胡、楼烦两支北方草原部族,将赵国疆域向西北大大推进。随后赵王雍下令修建两道长城,以阻止林胡和楼烦的南下。第一道在今内蒙古乌加河、狼山一带,第二道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包头、呼和浩特至河北张北一线——这两道长城在华夏一统之后,由秦始皇下令重新修整改造,融入到了秦长城的体系当中。在原林胡、楼烦的土地上,赵国设立雁门郡(今山西省北部神池、五寨、宁武以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间地区) 和云中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南,长城以北之间 ),加上先前的榆中,至此,赵国对秦国北部形成了巨大的地缘威胁。

  赵王雍所处的年代,恰好跨越了秦国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个时代,秦王荡(武王 )突然去世之后,作为燕国质子的秦王子稷能够顺利地回国继位,主要是得益于获得了赵王雍的支持,赵军一路护送王子稷母子回到了秦国,为其登基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而这也意味着赵国让自己成了秦国的“债主”。秦王稷(昭襄王 )登基伊始,迫于赵国的压力,实际主持秦国国政的宣太后不得不同意,任命原赵国官员楼缓为秦国丞相——在先秦时代,如果两国结盟,由其中一国人到对方国家为相,是一种常用的外交手段,譬如在秦惠文王(秦王驷 )时代,孟尝君也曾入秦国为相,张仪曾入魏国为相。而苏秦的所谓佩六国相印,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其实他始终是为燕国的利益在服务。这种外邦丞相的主要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在国家战略层面协调两国的利益。至于这种丞相的含金量,则完全取决于两国之间谁更占主动,考虑到当时赵国在地缘和政治上对秦国的压力,楼缓入秦国为相,对秦国来说恐怕是带着不少屈辱的性质。而自商鞅变法以来,这种情况是头一次出现。

  为了彻底摆脱贵族政治对王权的掣肘,赵王雍祭出了自古以来最常用的手段:废长立幼 bf 。而且更绝的是,在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 ),赵王雍突然宣布退位,让新选定的继承人王子何提前上位(赵惠文王 ),自己则自号“主父”,这个身份类似后世的太上皇,但与后世不同的是,主父雍并不是就此退休,而是称要“专心于兵事”——说白了,赵王雍提前让新君上位,并且亲自执掌军队,为年幼的新君巩固地位,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从赵王雍的举动反推,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赵国贵族对于新政的反弹有多激烈,以至于他担心身后新政无法持续,搞出如此罕见的权力交接模式。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贵族的支持之下,被废的前太子章在不久之后就发动政变,然而没想到的是,公子章不过是只“螳螂”而已,在他身后还有一只“黄雀”,赵王雍(主父雍 )的叔叔公子成和他的近臣李兑。按照史书记载,公子章发动政变失败之后,竟然莫名其妙地逃入了当时主父雍所在的沙丘离宫,在公子章被诛杀之后,公子成和李兑下令将沙丘离宫彻底封死,主父雍被困在里面长达三个多月,最终被活活饿死在离宫里。从这只言片语中推断,或许从一开始,公子章就已经被公子成和李兑“惦记”上了,当然,这些细节并不重要。

  最终,经过一段异常惨烈的内乱之后,赵国的国势开始急转直下:先前弑君的公子成和李兑,堂而皇之地遵照先王遗愿,“拥戴”年幼的赵何登基,史称赵惠文王,公子成任丞相,李兑任司寇。很显然,此时的赵王何事实上就是一个傀儡,这一点从他的父亲赵王雍的谥号也可以看出来:“赵武灵王”。在古代,“武”这个谥号象征着赫赫武功,而“灵”则是一个贬义词,其中有“荒谬、瞎折腾”的意思。这也是我在前面的文字中为什么尽量不使用“赵武灵王”这个叫法来称呼赵王雍的原因。很显然,这样一个谥号,意味着政治上的妥协。可以合理推测一下,贵族们最终承认了赵王何的地位,而条件必然是要恢复部分贵族的特权。

  公子成和李兑先后寿终正寝。这二人均能得以善终,也说明赵王何(赵惠文王 )对于赵国的贵族擅权始终没有太多的力量去节制——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杀父仇人立于朝堂,之后还能得以善终。还可以合理推想一下,在熬死了公子成和李兑之后,赵惠文王的权力应该会有所强化,但从下面这个例子看,这种恢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

  在《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身为税官的赵奢(赵括的父亲 ),要在平原君公子胜(赵王何的兄弟,同样也任赵国丞相 )的封地收税,遭到了平原君的家臣(狗腿子) 的阻拦。赵奢依律惩治了这几个家臣,平原君一怒之下要杀了赵奢,最终在赵奢的据理力争之下,平原君才作罢。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当时国家是可以在贵族封地收税的,但是很可能贵族自己依旧保留了自己的收税权;其次,赵国的封建制事实上依旧异常顽固,平原君号称“四君子”之一,对比其他贵族,多少应该更买国君的面子,可即便这样,国家官员也无法在他的封地上正常处理公务(赵奢这样刚直的官员在任何时代都肯定是少数 )。明明是赵奢秉公执法,平原君却要杀了这位政府官员——这说明即便公子胜真这么干了,赵王也不能把他如何。

  由此不难判断,在赵王雍之后,赵国的新政最好的情况也很可能是“进三退二”,由于作为继任者的赵王何和贵族达成了新的平衡,赵国的国力从表面上看,又恢复了增长。

  赵国的内乱让秦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主父雍的死讯传到咸阳之后不久,楼缓便被解除了秦国丞相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宣太后的弟弟魏冉。这说明赵国对秦国的压力终于解除了。在赵国内乱中,除了主父雍之外,赵国大将肥义也死在了政变之中,这对赵军而言无异于一记重创,自然秦国的国防压力也就顺势减轻。

  二、一次失败外交的典型案例

  秦、赵国势此消彼长的同时,在中国大陆的东部,燕国乘齐国内乱,由大将乐毅领兵,会同其他诸侯国,一同攻打齐国,由此导致齐国一蹶不振 bg 。齐国的衰落消除了秦国正面的压力——齐秦虽不接壤,但齐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合纵的方式间接打压秦国。在此之后,秦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南面的楚国和东北面的赵国。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秦国的首选目标定在了楚国 bh 。如此一来,秦国首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外交手段稳住东北方的赵国。由此,引出了两个后世广为流传的典故“完璧归赵”与“渑池之会”。

  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赵国的蔺相如。故事在这里无须赘述,单来说结果,通常我们听到的是“蔺相如面对强秦,维护了赵国的尊严(面子 )”。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状态与近代欧洲诸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国与国之间的地缘利益、政治利益错综复杂。在清末之前,历代王朝几乎再未遇到过类似复杂的外交局面,而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两个典故当中,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焦点似乎只是一块玩物和一个“面子”,这看上去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故听过这句话的人肯定比看过全本《孙子兵法》的人要多得多。孙武对外交的阐述,用的不是“邦交”,不是“盟好”,而是“伐交”。所谓伐,即征伐、讨伐。而“伐交”,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以打仗的思维来搞外交,外交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据记载,商汤时代中土有诸侯国3000多个,至东周春秋初期,已经减少到200多个,再到战国时代,只剩下七大战国外加若干小诸侯国,总共不过10余国,夺地、争霸、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核心主题。严酷的生存环境最终创造出了中华文化中最为务实的那一部分,这其中便包含“伐交”。

  当时,秦、赵之间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问题:随着齐国的衰落,对秦国而言山东六国中四个已经不足为虑,唯独剩下南楚北赵两个地缘威胁,而秦国的战略是先攻击相对更弱的楚国,因此当时秦国势必需要先稳住赵国。无论是“渑池之会”,还是后来提出以城池换取和氏璧,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这里不妨再大胆设想一下,后来的“渑池之会”或许还有威慑的意思 bi 。 但以十五城换和氏璧,秦国很可能是真的准备这么做,抑或,这很可能是一次战略试探,而不仅仅是冲着什么美玉去的:秦国的文化氛围与东方六国存在不小的差别,这其中也包括“玉文化”,对于极强调实用主义的秦人而言,玉在他们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远没有在山东六国那么高,这一点从秦始皇陵兵马俑遗迹出土的文物中就可以看出来(对比后世,玉器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即便是秦王稷身上有继承自宣太后的楚人血统,但他终归不是“好鹤亡国”的卫懿公,究其一生的表现来看,他绝非昏聩的君主,那种为了一己之好白送十五城的事,很难想象他能干得出来。从当时的地缘环境看,秦国亟须稳住赵国。由此我们合理推想一下,或许秦国真的是想割十五城给赵,以交好赵国。可是无缘无故送国土给人,无论对朝对野都是难以交代的,而以城池换赵国的珍宝,那就说得过去了——以一块只能摆着看的玉璧换实实在在的国土,怎么说都是赵国赚了。按照史书记载,秦国君臣按照蔺相如的要求,以九宾之礼(最高规格的外交礼仪 )迎接和氏璧,这也说明当时秦国是真心实意要换的。

  而“才具过人”的蔺相如,眼中却仅仅看到了赵王的面子以及不当吃不当喝的玉璧,对于这背后的战略格局完全是浑然不知,他全部的精力要么用在纠结外交礼节,要么就是为了保住一块微不足道的石头。相反,蔺相如偷偷把和氏璧送回赵国,放了秦国君臣的“鸽子”,这种理亏的做法于国而言是极不负责任的——秦国真想和赵国开战的话,赵国“失信”正好是个绝佳的借口。

  更加荒唐的是,蔺相如在秦国朝堂上居然说出了“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这样的话 bj 。放在今天,如果有哪个官员在外交场合如此“大嘴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绝对是极其严重的外交事故。赵武灵王时代,秦国一度被赵国的阴影所笼罩,虽然随着赵国内乱,秦、赵之间的态势开始逆转,但秦终归会对赵有所忌惮。偏偏在这个时候,蔺相如当着秦国君臣的面来了一句“赵王恐”,一个“恐”字,将赵国上层色厉内荏的心态暴露无遗——仅仅是一块玉,就能让赵王恐惧,担心开罪秦国。

  这之后,秦国就“和氏璧”一事便不再与赵国纠缠了,如果它对秦王稷真重要到可以用十五城来换,这么痛快就放弃了显然不可能。只能说,秦人另有所图,而且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久之后,确切说是“完璧归赵”后的第二年,赵惠文王十七年(公元前282年 ),秦借口赵不跟它联合攻齐,派兵攻下赵的两座城池。赵惠文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 ),秦军再次侵赵,攻下石城(今河南省林县西南 )。赵惠文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 ),秦将白起率军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省高平市西 ),斩杀赵国三万人。三年三战,三战三胜,而每一战就规模而言,都不算大。秦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军事上的敲打,让赵认清形势,不要在自己背后轻举妄动。既然你蔺相如都说“赵王恐”了,那我自然就要彻彻底底让你“恐”起来。


1.jpg

  感觉火候差不多了,在白起打下光狼城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79 ),秦王稷向赵王何发出邀请:两国在渑池会盟。渑池会盟的典故这里自然无须多说,总而言之,蔺相如在外交礼节上又一次保住了赵王的面子,然而在秦、赵大政方面,却未见他提及一字。

  从后面的历史看,秦的战略目的完全达到了——秦军南下攻楚期间赵国确实无动于衷。白起率领秦军攻占楚国的战略屏障鄢城,楚国由此遭受重创,秦国除了获得了土地之外,也大大改善了东南部的地缘安全状况,这就为后来秦、赵长平之战重创赵国埋下了伏笔。

  两个被历代文人所褒扬的“外交案例”,事实上除了成就了蔺相如的虚名之外,对国家则是有损无益。而反过来从秦国的角度说,国家的战略目标全部实现,在伐交战场上自然可以算是全胜,至于在口舌上被蔺相如占去的所谓便宜,与之相比不过是细枝末节,根本不足挂齿。当然,将此全部归咎于蔺相如同样是不对的,从根本来说,这是秦、赵之间的大势使然,并非靠一两个外交官就可以扭转。与17年后赵国朝堂上所犯的错误相比,蔺相如在外交上的失误其实并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

  三、始于朝堂的失败

  长平之战始于上党。上党郡位于现今山西省东南部,名字取的是“以上天为党”之意,在当时的富庶从地名便可见一斑。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它的位置,这里东接现在的河北省,西连陕西省,这样的交通交会之地,商业往往会非常发达。也因为这里是交通交会之处,上党在地缘上的战略价值同样是显而易见。

  上党郡最初归属于韩国,在长平之战爆发之前,秦国以武安君白起为统帅,与韩国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争,其间夺城10余座,斩首5万多。而这三年战事最终的目的,则是切断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最终将其收入囊中。至公元前262年,上党已经如秦国决策者所预想的那样,成了一片“飞地”,彻底绝望的韩王在当时已经命令郡守冯亭向秦军投降。而不愿向秦军投降的冯亭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救亡”举动——向赵国提出愿把上党郡十七城献给赵国的想法。

  如此一来,收不收冯亭这份“厚礼”,便成了即位不久的赵王丹(赵孝成王 ) bk 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赵王的叔叔平阳君公子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秦国三年来的战争,最终目的就是上党郡,如今被赵国“摘了桃子”,势必要引起秦、赵之间的一场大战。而赵王丹的另一个叔叔平原君公子胜则认为,平时连年征战都未必能得几座城池,如今一下子白来十七座,这简直赚翻了。估计这种加减法式的思维模式更合赵孝成王的心思,最终在赵王室内部以二对一的票数优势,接收上党郡的决策形成了——贵族政治下,战略决策的形成就是如此随便。

  电影《大决战· 淮海战役》里面,美国军事顾问巴达维为了否定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所做的战略部署,有这么一段台词:“克劳塞维茨说过:‘主力会战不是为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一般性战役,也不是某种随意收缩性的试探性行动,而是夺取决定性胜利必须竭尽全力的殊死决斗。’”巴达维的这句话,放到长平之战中其实同样挺应景。

  简单解释一下,所谓决定性,通俗地说就是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要把老本一股脑儿投进去,如果赢了,那就意味着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如果输了,那到时候命都没了,保存实力自然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可如果只是为了平时的“仨瓜俩枣”就把本钱统统押上,那么赢了,最多也就是这“仨瓜俩枣”,可一旦输了,那后面自然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秦国的国力在当时已经远远高于其他诸侯国,赵国如果与秦进行大规模交战,对赵而言最终必然会发展成战略决战。上党郡的地缘价值对赵国的确非常重要,但终归没重要到立时三刻决定生死的地步,借吴起的话说“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即便秦国取得了上党,顾忌于赵国的硬实力,短期内也不可能立刻和赵国交兵,那么赵就还有回旋的空间,可一旦赵国一战把家底儿彻底赔进去,那后面就再无转圜的可能。

  更何况,赵王室如果真的如此看重上党的战略价值,那么在秦军和韩国交战时,赵国就该联韩抗秦,可三年来赵国一直是作壁上观。事到如今,最佳的干涉窗口期早已过去。从这一点来推想,赵王丹、公子胜叔侄眼中看到的,恐怕无非是上党十七城的土地和财货。

  有意思的是,在2200多年后的淮海战场上,蒋介石集团也犯了差不多同样的错误。最初决定把国民党军的主力集中于徐州,在黄百韬被包围后把黄维兵团扔过去解围,结果黄百韬兵团被吃掉以后黄维兵团跟着陷了进去,继而为了解救黄维又把杜聿明集团给填进去了。如此国民党军主力在长江以北尽数被消灭,渡江战役以后我人民解放军面对的多数是蒋介石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打起来自然势如破竹,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也因为淮海战役而大大被蒋介石缩短了。这是题外话。

  书归正传,除去战略层面,在战争细节上赵国的显著劣势同样没有被他们的决策者觉察到。赵国接收上党,那么就意味着派出去的赵军需要分兵驻守那十七座城池,而且从后勤上来说,上党看似距离赵国更近,可是即便不考虑秦国远高于赵国的基层动员能力,赵国依然占不到丝毫便宜 bl 。 秦国距离上党虽远,但是可以借助秦河东郡境内的渭水、黄河、沁水等水路——秦汉时代中国的水资源保有量远比现在丰富,内陆水运的便捷程度是现在所无法比拟的。赵国通过陆路运输物资,一辆牛车至多数百斤 bm ,每车还必须配至少两个人,人和牲畜路上都要吃喝,这些也都要算在车上的物资里面,等到了目的地,补给品也就所剩无几了。而秦走水路,一条船几十个水手就可以把几十吨的物资运过去。在后面的战争中,赵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败在后勤保障上。

  我们在中学语文教科书里都学过《将相和》的故事,里面蔺相如曾对门人说,秦国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是因为有他和廉颇的缘故。然而从后面的历史来看,蔺相如实在是高估了廉颇和他自己。

  公元前261年末,数十万赵军在廉颇的带领下接管了上党郡。正如公子豹所预料的那样,秦国随即有了反应:秦军在左庶长 bn 王龁率领下向赵军发起了进攻,在大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王龁所率的秦军从廉颇手中将17座城池悉数夺下。这之后面对秦军猛烈的攻势,廉颇不得不带领赵军一路向南退却,最终在上党以南的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附近 )地区收拢住了队伍。至次年夏天六月,王龁所率领的秦军在巩固了上党郡之后随即杀至长平。

  相对于上党,长平对赵军其实是一个更糟的战场,这里缺乏城池的依托,更缺乏给养补充。从地形上来讲,长平虽然也算是山西,但那里的山势都比较平缓,海拔也不算高,单凭地形对防守方而言并没多少便宜可占。很快这一系列劣势就让廉颇感觉到了疼痛。秦军前头部队一到便与赵军大部遭遇,结果则是赵军大部被歼,主将赵笳被杀。之后随着王龁率秦军主力杀到,长平赵军的外围阵地很快被攻破,最终在七月份,廉颇所率的赵军被王龁压缩在了一块方圆约150公里,南北走向的狭长河谷地带。至此,我们通常所说的长平之战才算是正式开始。

  来看一下廉颇所选的这块战场。它以南北走向的丹河为中轴线,在丹河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两山相距约10公里,由于山势平缓,赵军不得不在这两座山上大量筑垒来抵御秦军,东西两座山上的这两片工事群,变成了赵军的核心要塞。王龁对此的应对手段非常简单粗暴,率领约30万秦军首先正面强攻相对薄弱的西垒,而事实证明这种并无技术含量的方法对付赵军依然是有效的,经过数日轮番进攻,西垒最终被秦军攻破,是役赵军被歼5万余人。剩余赵军全部退守至西垒。

  后面的故事,估计大伙就比较熟悉了。一般的说法是:廉颇提出了坚守不战的策略,但赵王听信秦人散布的谣言,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了名将廉颇,由此导致赵军大败……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真实的战争和电子游戏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是要吃饭的,坚守不战的大前提必须是赵军有充足的后勤补给,可以保证和秦军长时间耗下去。可此时赵国可以调用的粮食已经见底了,赵王丹派使者在列国间四处奔走借粮,而一圈下来一粒粮食都没有借到。国与国之间的援助本质上就是一种投资,廉颇此前对秦的连战连败,将赵国的“信用等级”直接降到了“垃圾级”,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援助赵国将是一场风险极高的“投资”。

  没人来“投资”,长平的赵军就没有后勤支持,廉颇的坚守不战就只能是一句空谈。廉颇的这种打法并非不可操作,但关键要有雄厚的国力和先进的国家体制来支撑。若干年后,在秦灭楚之战中,大将王翦率秦军60万,在楚人的家门口和项燕所率的楚军耗了一年多,最终楚军耗不下去了,秦军趁势抓住战机,一举击溃了楚军。

  但赵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社会资源动员体系。反观赵国,当初赵奢要在平原君的封地上收税,结果差点连命都丢了,“战国四君子”之一尚且如此,其他贵族的做派也就不难想象了。

  上党距离赵国都城邯郸不过150多公里,从咸阳到上党的后勤补给线几倍于这个距离,而且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秦国刚刚遭遇灾年,可最后反倒是赵军先断了粮。两国的国力、国家体制上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如果按照廉颇的主张,一直耗下去,最终整个赵国都将被拖垮。对赵王丹来说,此时的长平战事已经是骑虎难下,这种情况下通过一场快速决战来赌一把其实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这和有没有流言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至于秦国散布对廉颇不利的谣言,自然也是想尽早结束战争,但是这最多只能算是有枣没枣打一竿的举动,正常的逻辑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这么一场大战寄希望于如此不确定的因素上。

  之后,就如同大伙所熟知的那样,赵括登场了。事实上赵括为将,并没有人们所想象得那么离谱。和戏说中恰恰相反,赵括并不是战场上的菜鸟,早在赵惠文王时代(赵王丹的父亲 ),赵括就已经随其父赵奢参加了麦丘之战和阏与之战。这两战赵军都赢了,这在当时的赵国是非常少见的,而在这两战中赵括都是以参谋的身份在赵奢身边参与军事决策。赵括确实喜谈兵学,自己也著书立说。赵奢死后,赵惠文王赐赵括袭封马服君(之前赵奢的爵位 ),军中将领因此皆尊称赵括为“马服子”。由此说来,赵括非但不能说缺乏历练,反倒是拥有丰富的与秦军交手的经验。

  在春秋战国时代,军事贵族子弟跳过基层直接指挥军队其实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受生活环境影响,他们往往在年幼时,就开始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打仗和治国不同,作为将领,更多的是强调要有自上而下统筹规划的能力,这个和基层历练的关系相对来说真不算特别大。从历史上看,军事领域出天才的概率确实不小,如汉初的韩信(暗度陈仓时不过25岁 ),汉武帝时的霍去病(17岁任骠骑校尉 ),三国时的周瑜(24岁为将 ),唐初的李世民(19岁独立领兵 )。与之相比,赵括既然在赵惠文王时代就已经开始参与军事行动,那么他此时的年龄至少应该在30岁往上,显然“缺乏经验”“纨绔子弟”这些词是不该扣在他身上的。

  其实无论是谁,面对一场关乎国运的战争,接手的还是一个阵地已经丢了一半且后勤保障困难的残局,这都是一场赢率极小的豪赌。走到这一步,根本的责任只能是在决策者身上。

  赵括到达长平与廉颇交接的同时,秦军主帅也已经秘而不宣地换成了武安君白起,赵括对此却一无所知,赵军的情报首先就是不合格的。这之后不久,在秦军的佯攻下赵军主力最终被钓了出来,所剩的东垒由此丢失,赵军被困在了东西两山间的河谷地区。从心理上说,赵军已经耗不下去了,赵括到长平,原本就是为了速战速决,在这种心态下,往往最容易中对方的诱敌之计。这种情况在战争中并不少见,1000多年以后,在隋末唐初的虎牢关之战中,窦建德所率的夏军同样是在虎牢关下与唐军对峙数月,之后急于求战,被李世民诱出后一举击败。

  在丢掉东垒之后,赵括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几十万赵军在河谷地区按兵不动,让秦军得以有时间在南北两端筑垒,完成了对赵军的合围。这或许是赵括在得知秦军主帅是白起之后,一时间竟然被吓住了;也可能是由于战场情报混乱,情况不明,不得不选择最保守的原地驻防。总之,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最终赵军在断粮的情况下被围困了长达46天,少数士兵饿到互相残杀,取同伴的肉来吃。最后,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赵括亲自带领残存的赵军,以自杀式的冲锋发起了最后一战。赵军在突围战理所当然地以失败告终,赵括在冲杀中死于秦军弩箭。战后赵国的剩余降卒中除240多名未成年人之外,其余悉数被秦军坑杀……平心而论,赵括或许并非一名出色的将领,历史没有再给他这个机会去证明什么。但也要看到的是,在赵括接受这一任命之后,他所参与的其实就是一场必败之战,而从最终结果来看,史书上记载赵军最终的突围战虽未成功,但也使得秦军伤亡过半,短期内难以再战。而且最终他并未率部投降,而是选择战死在了沙场之上,对比西汉时投降匈奴的李陵,就军人气节和操守而言,赵括要远远胜于后者。

  至于白起杀俘,数字肯定不会是45万那么恐怖——这是参战赵军的总数。此前廉颇带兵时赵军屡屡战败,伤亡肯定就不会少;被围困之后,饿、病而死的又得减去一大块;最后的突围战能让有工事依托的秦军伤亡过半,赵军的阵亡数字肯定只会更大,这又要减去一大块;再者说,毕竟这些战俘是刚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军人,一旦发现秦军的企图,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也会死命反抗,如果数量太大的话,到时候谁杀谁就不一定了……当然,这个数字最终也不会太小。白起杀俘无非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俘虏数量太多,前线秦军手中的粮食养活不了这么多战俘,留着担心后来生变;第二,长平之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一战可以彻底打垮赵国,杀掉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无异于挖断赵国的根基。从这两方面看,无论是出于哪个目的,秦军手中的俘虏都不会太少,不过这终究是细节,无须过于在意。

  在那200多个失魂落魄的少年跌跌撞撞回到赵国的同时,一个婴儿在赵都邯郸降生了,他的父母当时非但没有多少喜悦,反倒充满了恐惧——他的父亲正是秦国在赵国的质子:公子异人,而这个刚刚降生的婴儿,则是后来的秦王政——秦始皇。

  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相关内容推荐
战史风云最新文章
精华推荐
热门图文
点击排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