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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实现统一再铸华夏

2020-01-08 00:47:2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夏、商、周属于奴隶社会,秦之后属于封建社会”,这是教科书中对中国历史的梗概。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这其实是把对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硬套到了中国历史头上——古希腊、古罗马是纯粹的奴隶制社会;西罗马灭亡之后,也就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欧洲开始进入封建制时代;之后在近代西欧发展出了资本主义……
而中国历史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首先,中国几乎没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史书中对夏朝的记载不多,所以一时不能定论,但商、周两朝肯定不能说是奴隶社会。
是否存在奴隶和奴隶社会是两个概念。商、周两朝肯定存在数量不少的奴隶,牧野之战中纣王就曾把奴隶武装起来抵抗周人。后世的秦、汉、隋、唐、宋、元、明直到清也都存在奴隶,唐朝著名的美女玄机,就是因为打死女奴而触犯国法,清宫剧中动辄一句“予披甲人为奴”中的那个“奴”同样算是奴隶。不仅如此,美国到近代还存在黑奴,而且还是南方最重要的劳动力,但并没有人称那个时代的美国是奴隶社会。
所谓奴隶社会,必须是以奴隶为社会生产主体。雅典全部人口40万,其中奴隶20万,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大约有5000万到8000万左右的奴隶,这些奴隶构成了这些希腊与罗马的生产主体。而在商、周时代,奴隶只会被用于养马、狩猎之类的杂役,农耕则是由平民来负责。古书中对农业生产者的描述,多数都是用“民”来称呼的。譬如孟子曾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翻译过来就是,国家向这些宗族农户发授土地,夏朝遗民每户发50亩地,商朝70亩,周朝100亩,然后国家收取其十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税赋——显然只有自由民才谈得上税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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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商、周两代才应该是真正的“封建时代”。从社会结构来说,商王室与周王室所直接控制的国土都非常有限,多数土地都是由诸侯来管理,商王或天子则是通过分封来赋予这种统治以合法性,诸侯们则象征性地向天子进贡(只贡献一些土特产或是珍玩,但没有那时最主要的财富——粮食,这和缴纳赋税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形式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算是比较接近。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至此中国的封建制便彻底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郡县制。虽然在汉代有过一定程度的反复——封国与郡县制并存,但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封王们的封国,逐渐从实封弱化为只具象征意义的虚封。
因此,对古代中国历史更为合理的划分应该是:以秦灭六国为标志线,之前为封建时代,之后则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代。
公元前221年,随着秦军开进临淄(齐国都城)这座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秦国历时15年的灭国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自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开始,在7代君主135年的时间里,秦国共计大战65场,全胜58场,斩首150万人,拔城147座。而对华夏一统而言,这还仅仅是一切的开始,此时的中国尚如同一堆矿石一样,等待着被熔铸为一体。其实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军事上的胜利永远都仅仅是个开始,一个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才是关键,它往往会影响到后世上百年乃至上千年……
 一、皇权之下的平民时代——废除封建分封推行郡县制
虽然历代儒家学者把秦朝骂的几乎一无是处,但是非常讽刺的是,恰恰是秦国,给儒家学者提供了政治舞台。对于国家政权而言,如果没有涉及根本的利害冲突,谁也不会无端去仇视一个学术流派,相反,多一个学派的声音,至少可以为未来多提供一种选择。在当时,秦国的官制中,专门为学者们设立“博士”这个官职by,理论上说,博士负责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群体则被赋予了在朝堂上参政议政的权利。对比齐国开设稷下学宫,敬贤养贤却不用贤,秦国的做法显然要进步得多。而秦国的博士中,很大一部分便来自儒家,其中包括孔子的后人孔鲋——战后被始皇帝拜为文通君bz。
天下初定之后,帝国的礼制制定,很大程度上便要归功于博士们。后世皇家的礼制、服饰、称谓等等,基本都是由此而来。秦王政对礼制方案的修改只有两处:其一,君主的称谓,博士们提出的取自上古的“泰皇”ca由于过于缥缈,最终未被采纳,取而代之的便是“皇帝”;其二,废除了“谥号”制度,这一条只在秦一朝存在过,故秦朝君王只有“始皇”“二世”“三世”这样的称谓。
细想下来,这其二其实非常合理:所谓“身后名”,在现实中不只是“舆论监督”,同时也是一种羁绊:君王所谋划的往往是大局、长策,如果过分看重自己死后的那个评价,很可能就会出现慕虚名而不避实祸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盖棺定论”的模式,等于让掌握话语权的阶层垄断了对过去君王做出评价的权力,所谓舆论监督,可谁又监督“舆论”?商之帝辛、隋之杨广,都曾有其值得称颂的功业,然而一个“纣”字、“炀”字,却可以把这些功业抹杀得干干净净。
从历史记载看,这两条修改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真正让帝国朝堂争论不休的,是未来的国体:采取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将《吕氏春秋》奉为圭臬的丞相王绾与众多博士力主效法周武王,让皇帝将天下分封给自己的皇子,而始皇帝本人与众多职业官僚,则坚持要在全天下推行已在秦国故地施行了130多年的郡县制。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先把话题移开一点。这个世界绝大多数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绝大多数又可以归结为“利”的问题。传统教科书中的说法是,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可回顾整个春秋战国的历史,我们却发现国君与贵族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封建制下,国君需要贵族领主来维系地方的正常运转;同时,贵族阶层又是架空君权、垄断资源、分散国力的根源所在。战国时代各国所有的变法,都是旨在强化君权、削弱贵族。严格说来,“统”和“治”是两个概念,掌握君权的国君事实上属于数量最小的“统”阶层,贵族、官僚、士人基本都可归为“治”阶层,再往下,则是数量庞大的黔首阶层(平民)cb。从利害关系上讲,与君权关系最为密切的并非处于中级的“治”阶层,而是平民,后者是整个帝国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
对君王来讲,家国一体,故国破既家亡——平民阶层利益受损一旦超过临界点,国家自然就会走向灭亡。历朝历代,亡国之君,惨;亡国之民,更惨;可亡国之臣,却未必,相反不少人可以借此牟利。《三国演义》里孙权和张昭的关系,便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根源就在这里。郡县制意味着国家机器的结构将大为简化:中央政府→郡→县(基层是乡→亭→里),而且只此一套,再无其他冗余;封建制则意味着国家机构必然会叠床架屋重复建设,不只有中央下辖的机构,还要有各级封建领主的机构——战国四君子门下动辄豢养门客数千,这些人的消耗最终都要压在老百姓头上。
对平民而言,郡县制与封建制的负担孰轻孰重自然不言而喻。而对士人而言,封建制显然是求之不得:国家机器叠床架屋,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低的“就业门槛”,即便你是“鸡鸣狗盗”之徒,也会有封主为了博个“君子”的名头,收你做门客。而对在职官僚而言,封建制意味着他们始终有其他选择,也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国家的官做不下去还可以做封国的官,或是做贵族的家臣……官员人人都有退路,那么国家必然就没了路。
从天下大势而言,一旦实施封建制,举国一法体制必然将被削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必然会下降。届时,秦帝国至多不过是夏、商、周三代的加强版而已,华夏大地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不过是时间问题,对于已经实施商鞅之法130多年的秦帝国而言,这显然是大倒退,如此浅显的道理,如王绾等一干“饱学之士”如果看不清楚,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可如果从一个“利”字入手,一切便也顺理成章了。
最终,“封建派”在这场国体之争中败下阵来,这为后来的“焚书坑儒”事件埋下了伏笔。秦帝国被划分为36郡(之后随着疆域的扩张,最终增至48郡),新郡的划分,刻意打破了原来东方六国的区域建制,以此使得潜在的地方大族、豪强再难独占某一地理优势。同时,始皇帝下令,六国大族富户必须尽数迁移至关中地区居住——当然,实际操作中让很多贵族逃了,譬如项羽、张良、陈余、张耳这些“遗老遗少”。这样安排,其实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只是让你搬家)让各个地方势力脱离自己的根基,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尽最大可能防止六国遗族复辟。
自此以后,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便注入到了中国的政治基因当中,后世封建制虽然有所反复,但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封主们的权限越来越小,最终从“实封”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虚封”cc。
 二、文明之战——北击匈奴南征百越
六国统一,并不代表着战火彻底熄灭。长期以来,主要居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始终是华夏族的大患。诸侯国之间的战事,是邦国利益之战,而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则是文明之战——打输了不光要亡国,还要灭种。春秋时代,齐桓公正是借助尊王(周天子)攘夷(戎狄部族),让自己的霸主权威在道义上具有了合法性,对于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更是有“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评价。
至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大战国成为华夏文明与北方蛮族之间的战略屏障。诸侯国之间虽然征伐不断,但鲜有勾结外虏的事件发生。战国末期,燕、赵两国最终都选择了在与秦军的决战中宣告亡国,而没有逃到北地勾结匈奴——所谓战国之风,并非是几个贵族公子在那自娱自乐,而是为人、为政、为国,皆行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义为先。
在战国中期,居于燕国北部的东胡,被燕国大将秦开击溃,残余族人最终被匈奴人同化,东胡作为一个民族彻底消亡,同时燕国将华夏疆域扩展到了乐浪郡(今天的朝鲜半岛);赵国北方的北胡在赵武灵王时代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赵国顺势把战线稳定在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一线;秦国的北患初期则是西北部的戎狄蛮族,在秦人的武力镇压与民族同化软硬之下,戎狄部族最终归化于秦国。而在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的大部分资源都被投入到了中原战场。原本居于西伯利亚高原,高鼻深目的匈奴人有了扩张的空间,其势力很快扩张到了今天的黄河河套地区,对中原的劫掠甚至可以深入到黄河以南地区。因此,匈奴成了当时华夏族最主要的威胁。在秦国长达15年的统一战争中,为了提防北方的匈奴人,蒙恬所率领的一部秦军精锐部队大部分时间都驻守在秦国北部的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cd。
公元前215年,腾出手的秦帝国终于决定要平定北患。经历了15年的统一战争,此时的秦军,战斗力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这年秋季,匈奴头曼单于趁秦西北部空虚,又一次开始大举南下劫掠——草原民族的战争,多发动于秋季:春季牛羊需要交配,夏季需要生养,冬季则马匹牲畜过于羸弱,而秋季则既无后顾之忧,马匹也已经到了体能的最佳状态期,此时中原人刚刚开始秋收,也是最富裕最值得劫掠的时候。始皇帝命蒙恬率30万精锐部队向北开拔,如此大规模的调兵,意味着这一次帝国不仅仅是为了简单应付,而是要一次性解决问题。秦军在到达战场后,第一战便取得了胜利,战场形势由此稳定下来。
公元前214年春,秦帝国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正式展开。对比后世汉武帝时代的卫青、霍去病所指挥的汉匈战争,史书中对此的记载要少得多,一方面是因为后世文人对秦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秦赢的毫无悬念,战争持续时间并不长。其实在秦汉时代,我们的祖先才是真正的“战斗种族”,秦军的官兵们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还有着不输于蛮族的悍勇。史书记载秦军在战场上常常是“捐甲、免胄(即不穿铠甲、不戴头盔)、死不旋踵”;而《史记》中对秦军战法的描述:以战车开路,箭矢如蝗,步骑大军随后掩杀——整个就是冷兵器版的步坦协同冲锋。只有战马和弯刀的匈奴骑士面对这样一支技术、战法、意志都占绝对优势的黑色军团,与其说是作战,不如说是作为猎物。
简而言之,一战之后,匈奴遭受重创,头曼单于率残部退出阴山和贺兰山高地,北撤700余里,一直逃到了阴山以北的漠南一带,这之后,一直到秦国灭亡之前,帝国北部再无边患。《盐铁论伐功》中有记载:“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汉代,匈奴人依然习惯称汉人为“秦人”。
对比秦,作为继承者的西汉王朝在面对匈奴时就要吃力得多。武帝时代,汉匈之间的战争连续打了20多年,中央财政难以为继,导致盐铁会议之后中央集权开始被削弱。除了匈奴在楚汉战争时期势力大大扩张之外(控制疆域是秦朝时期的三倍),最重要的因素依旧是实力使然。汉承秦制,但终归是进三退二:函谷关以西依旧延续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东则存在大量的封国,一直到汉武帝时代,六国遗族依旧保留大量特权。对比秦国的举国一法,汉帝国的这种“一国两制”模式显然内耗要大得多,自然无法向秦帝国那样集中发力,一次性解决问题。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中,有秦、汉两代遗留下来的文物,你会发现秦代的文物反倒更为精致,最典型的就是秦兵马俑和汉兵马俑——一朝的陪葬品,往往是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实力的最好体现。
在平定北方匈奴边患之后,秦国迅速在河套地区设立九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部),同时向北部边疆移民3万户,通过移民实边,巩固北部北方。此外,秦帝国开始征发徭役,将秦、赵、燕三国此前所筑长城重新修缮并连成一体。需要说明的是,秦长城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在既有基础上增补修缮,因此工作量对比后世的类似工程反倒还要小不少;而且秦法严明,每年征发的期限、每户征发的人口数量都有严格上限,按照睡虎地秦简中的记载,即便延误日程,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罚一个盾,而如果是天灾等不可控因素,则会免于处罚。
从技术角度来说,长城也绝非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就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乌龟壳”。在关键区域长城都设有突出部,用于在主动出击时作为秦军的依托。与长城体系配套的便是著名的秦直道:由关中腹地出发,几乎笔直地直通九原郡,逢山开山,逢沟填沟,没有任何迂回,路面被反复夯实,现存的秦直道遗址,直到现在都难以长出草来。如此一来,帝国主力部队就可以驻守在关中腹地,一旦有边患则可快速到达战区,无须在边疆地区长期驻扎大规模边防军。长远来说,这笔账是绝对合算。而长城加秦直道,则完全可以视作是秦代版的NMD系统(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后世清代文人有诗云“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国的知识分子将如此重要的国防工程仅仅当作皇帝个人的政绩标志,见识如此浅薄,而且还被当作美谈传颂,也就难怪清朝后期如此羸弱不堪了。
在蒙恬大军北上九原的同一时期,另一支精锐秦军也同时南下进入到现在的闽粤地区,最终一直推进到中南半岛。北方秦军是文明的保卫者,南方这一支远征军则更像是文明的传播者。南下的秦军并非简单的征服者,他们带去的是秦国的法制和先进生产技术。《汉书高祖本纪》记载:“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中原)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赵)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原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这一点很好理解,卫鞅制定的秦法最初就是为了克制秦人身上的蛮荒陋习,把这套制度放到南方百越氏族身上,自然也能起到差不多的效果。自汉文帝时赵佗归附汉朝,这最后一支秦军交给长安的已经不是一片蛮荒之地,而是经过初步文明改造的开化之地。
 三、重铸华夏骨骼——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
秦朝建立伊始,整个华夏大地变成了一个繁忙的大工地——在后面的文章里我们会谈到,这其实也是秦帝国的一个悲壮之处。以提防为主的六国水利工程被重新整合——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水利工程往往以邻为壑,故以造堤筑坝为主。六国统一之后,帝国开始全局规划,疏浚河道,开挖运河、水渠,建立遍布天下的水网工程。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六国时代遗留的郡县间的官道被重新以统一标准修缮改造,并最终与由关中延伸出来的官道连接组网,为配合新的道路标准,车的轮距也相应有了统一标准,是为“车同轨”。此外,帝国还修建了类似于现在高速公路的秦驰道,由函谷关东出,分别连接燕齐、吴越、南海。史书对秦驰道的记载:“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五十步”约合现在69.3米,要知道,“辽宁”号航母的飞行甲板宽度也不过75米而已,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即便放在今天,也绝不是一件小事。官道与漕运河道一同,组成了帝国的血管和神经系统。各地的公文、货物,作为赋税的粮食布匹在官道上日夜穿梭,信息流和物流的通畅,给国家统一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地方势力封土自建的难度急剧增大。
此外,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是为“书同文”。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里,他对当时字体的演变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赦免,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统一的文字,使得各地的交流消除了障碍,官员即便远离故土任职,也不会由于无法沟通被地方势力架空。此外,秦的文字对比之前的文字,结构上也大为简化,是否有“美感”暂且不论,却大大降低了黔首识字的门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信息的垄断——否则,官府的文告如何解释,将完全由少数人说了算。至于统一货币、度量衡单位,这些早已为人所熟知,这里便不再赘述。
在南方吴越、百越地区并入帝国版图之后,秦国开始在当地进行“移风易俗”,使伦理道德与内地统一,是为“人同伦”——始皇帝曾在泰山刻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的字句。究其根源,南方地区当初尚未完全开化,两性关系相对比较“豪放”(在解放初期,我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依旧保留有走婚之类的习俗)。这样一来,社会基层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家庭,也就难以形成以户为基本单位的自耕农经济体,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经济体,普通人必然会对族长等地方势力产生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一来,国家的大一统无法真正落实到基层,最终也将有名无实。与此类似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推行的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另一部便是旨在破除宗族干涉家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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