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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乡起义——压垮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0-01-08 00:54:40 来源:亮剑军事网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公元前210年之后秦帝国的社会环境:在此之前,投资过热和围绕封建制复辟运动,就如同一条水位在不断上升的大河,秦帝国的国家机器,则好比是拦住大河的一道大坝,而始皇帝则是这道“大坝”上最主要的一根支柱。从公元前210年的那个夏天开始,这根核心“支柱”没有了,河水依然在上涨,与此同时,胡亥和赵高则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断地拆毁“大坝”剩余的根基——秦廷由上至下的政治清洗运动以及对法律的肆意变更,大大弱化了政府对于基层的控制能力。
为了彰显自己登基的“合法性”,胡亥延续了始皇帝时代所有仍在进行的大型工程,并且在原基础上大大强化,特别是象征秦始皇权威的骊山皇陵。至此,这些工程的意义已经从强化帝国统一的物质基础,蜕变成了一个个政治任务,对于底层民生和政府财政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另一个坏消息则是,秦代的社会文化,对于君王错误的容忍度远低于后世,这其实是战国时代的遗风——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无论是对于国君还是国家,都不存在无条件忠诚的问题,合则留,不合则走。所谓利心互换,国予我利,我予国心;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国损我利,那么我也不会拿一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来搪塞自己。对比后世,这种简简单单、干净利索的行事风格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天下大一统之后,虽然人们已经没有他国可以逃亡,但人心的离散则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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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9年秋,发生在今天安徽省宿州市的一场戎卒暴动,最终让整个帝国越过了那个临界值——这就是出现在我们历史课本上的“大泽乡起义”。
作为这一事件中的主角陈胜、吴广,可能并非是我们印象中那种“贫苦农民”的形象。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两人应该都生活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部,也就是前楚国故地ci。仅从二人都有字来看,他们就不该是一般意义上的黔首,要知道,普通百姓的姓名是不可能如此复杂的,举个例子:刘邦这个名字其实是在汉高祖登基之后才改的,在他做泗水亭长的时候应该叫刘季,这个名字其实是按“伯仲叔季”的顺序排下来了,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刘四儿。所以单从名字来看,陈胜、吴广就都属于“高大上”的那一群(譬如:项羽,字籍;张良,字子房),至少他们所受的教育,应该是要高于一般平民的。此外,按照《史记》中的说法,这二人都是戎卒中的屯长,而按照《商君书·境内》中的记载:“(军爵)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这也就是说,屯长应该是一个常设的职务,而非临时指派,因此准确说来,陈、吴二人在当时很可能是属于基层军官cj。
这场暴动与其说是一次偶然性的“官逼民反”,倒不如说是一次有预谋的反叛行动。首先要明白,秦汉时代征发戎卒戍边和现代小说、戏曲中描写的拉壮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秦汉一直到隋唐,军人的社会地位都非常高,这和宋明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黔首而言,从军并且借军功受爵,是改变人生轨迹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再则,一般的说法是这900戍卒在赶路时突遇大雨阻断行程,按照秦法应当全部被处死,因此才被迫造反。但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却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秦律》中《徭律》对这种情况有明确的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水雨,除兴。”翻译过来就是: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副铠甲。迟到3至5天,斥责;6至10天,罚一个盾牌;超过10天,罚一副铠甲。因大雨或洪水导致的耽误,可免除本次征发。显然,如果真是大雨阻断行程,这批人其实什么责任都无须承担ck。当然,如果秦二世胡乱修改秦法波及《徭律》,那就只得另说了。
而在暴动之前,陈、吴两个人还通过在肚子里藏写有“陈胜王”的帛书,让吴广学狐狸声说话等手段,在事前做足了舆论铺垫。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一次计划已久的行动。在历史中一直不乏这样一种人物:在和平时代,依照常规模式生活,他们的上升空间非常有限,甚至远不如常人,然而在乱世中,他们却可以如鱼得水,那些平时被人视为“屠龙之技”的才智,在当时却可以让他们改变历史。而这种人,对于天下的变局,往往又具有过于常人的敏锐嗅觉。或许,陈胜就是这样的人。胡亥、赵高对帝国最上层的搅动,使得底层也随之出现了涟漪,而这些征兆,足以让有心、有能者感觉到,大势将至。
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具体过程,由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如下几点:
首先,陈胜、吴广所带领这近千人绝非是“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秦汉时代一直施行兵民一体的社会体制,注册在籍的农民在农闲时都必须组织起来进行常规的军事训练,为战时的征招做准备。而这批戎卒是准备前往北地戍边的,军事素养想来应该不会差。当然,他们的装备可能会是问题,征发的戎卒会带有一些短剑之类的武器,但是像强弩、矛、戟等长兵器以及甲胄,这些都是政府集中管理的,队伍中即便有,数量也不可能很多。因此,这支造反队伍从指挥官到士兵其实都属于专业人士,所以他们在举事之后就开始向周边的县城发起攻击,而不是像刘季刘亭长那样,带着一帮兄弟躲进了芒砀山里。
其次,陈胜所托名的两个人也非常有意思:一个是壮烈殉国的楚国大将项燕,这个很容易理解,他们起义的地点就在楚国故地,这个名号很容易得到当地人的响应。另一个则是秦长公子扶苏,他和项燕显然没什么关系,陈胜以扶苏为旗号,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时人所憎恶的并非是秦制或是始皇帝,而是秦二世胡亥乱政,以扶苏这个人们所公认的始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为旗号,可以让人们联想到过去的好时光;第二,陈胜的“鸿鹄之志”并非是复立楚国,而是要取秦而代之,因此必须用扶苏这个认同度更广的人物为旗号。仅以这一点来判断,陈胜的政治头脑就远胜于只会在关中烧杀劫掠的项羽,而能有这样的见识,也很难让我们相信他只是一个“贫苦农民”。
再次,我们在史书上会发现,这支义军所到之处,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父老”和“少年”们纷纷响应陈王的号召,杀掉咸阳派来的县令,然后加入义军,“共诛暴秦”。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秦政府已经丧失了对基层的控制,各个郡县这时已经如同一个个孤岛一般。需要强调的是,在秦汉时代,“父老”“少年”和我们现在的意思完全不同。所谓少年,并不是单指年龄,而是类似于现在混混、地痞之类的概念,当时对品行端正的年轻人的称谓一般是“子弟”;而父老则是指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说好听了叫作地方势力、绅宗,说难听了就是地头蛇。类似的称呼,在当时还有豪杰、游侠(在秦汉时期叫作大侠,首先不是要有功夫,而是要有钱有势力),具体到秦代,这些“父老”们中很多人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原六国复辟势力。
依照秦制的常态,这些不事生产的“少年”,以及架空地方政权的地方豪强(“父老”)很自然的都是重点打击对象,所以他们确实是“苦秦久矣”。和今天一样,秦代“少年”们的主要日常活动就是偷鸡摸狗和打架斗殴,依照《秦律》,所偷盗之物如价值低于600钱,则需处于墨刑(在脸上刺字)并罚城旦(劳役)3个月,如高于600钱,则要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如果所盗之物是牛这样关乎生计的东西,则要囚禁一年。应该说这个强度的执法还不至于让“少年”跟着造反,其实对比以前的山东六国,秦法最鲜明的特征并非是苛,而是严——违法必惩,没有法外之人。但是到了秦二世时代,由于高层的宫廷政变已经动摇了国家机器,所以不得已只能对这些刑事犯罪者加重处罚,以期通过对基层的铁血手段来避免社会秩序的崩溃。于是一时间,众多“少年”被拉上刑场,让原本就已经热火朝天的刑场更加热闹。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才有了后来义军一到,“少年”“父老”就纷纷杀官献城的现象——这其实就和行人闯红灯一样,只要有一个人先走,后面呼呼啦啦就会走过去一大帮人,而城下的义军,就是那个第一个闯红灯的人。无论是最初的陈胜、吴广,还是后来的项梁、刘邦,他们起事往往都是一个标准模式:携带一笔动资金(少量兵马),一路走下去,各个郡县的潜在资本(“父老”“少年”)就纷纷被盘活。正是在这种裂变式增值的模式下,陈胜、吴广的义军从千把号人在几个月时间里增加到数十万人。后来攻入函谷关的周文(陈胜麾下的将领),所辖的军队仅战车就有千乘。
但事情也并非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假如第一个“闯红灯”的行人马上被戴红袖箍的大妈给揪住,那么一般来说其他人也就不会动了。可是当时的秦廷却偏偏没有这么做。楚故地发生大规模武装暴乱的消息很快被递送到了咸阳,胡亥的反应同样非常迅速和明确——这一事件被定性为了群盗。按照《秦律》,5人以上偷盗、劫掠的犯罪团伙便可定义为群盗。换句话说,秦二世把楚故地的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在赵高的怂恿下,所有认为这件事是“叛乱”的官员和博士都被以造谣惑众的罪名下了大牢。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还是要彰显政权合法性。在胡亥看来,二世继位仅仅一年就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叛乱,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是继任者的责任,进而再次牵扯出“得位不正”的问题。此外,一旦派兵平叛,在军功受爵体制下必然会产生一批不受赵高控制的新贵,这也是后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大泽乡事件只能是群盗,并且只能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本驻扎在百越和北方的两支秦军精锐部队都没有被调回内地。
在短短几个月里,义军的兵锋就从楚故地延伸到了函谷关,山东六国故地纷纷有人立王复国。然而陈胜的这种快速增值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慢慢显现了出来:这并非是自己的原始资本再增值,而只是盘活了别人的资本,进而使后者加盟,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最初的发起者在这其中的话语权反倒不断被稀释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秦帝国的回观返照即将到来了。
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发生在公元前209年秋的陈胜吴广起义,可以视作是压垮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也仅仅是一根“稻草”,至少在前山东六国的旧贵族眼中是如此。
事实上,陈胜在历史上所扮演角色多少有一些尴尬的味道。他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黔首,相对良好的教育背景加上过于常人的天赋,让他对天下大势异乎寻常的敏感,而这又使得他拥有了与他所处的阶层(屯长)不太合拍的志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可以想象,或许正是秦制,让像陈胜、刘邦这样一批出身不高但心智过人的人,打破了心理上的最后一道樊篱:战国时代,山东六国虽然不及秦国变法深彻,但贵族制依旧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削弱,这使得布衣士人有了晋升的机会。然而六国从本质上来说,最终依旧是贵族治国,这就决定了布衣士子在那里得以发展终归躲不开“玻璃天花板”,这一点在封建制最为顽固的楚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平民对于贵族会毫无理由的存在敬畏,甚至会将君王对贵族的惩罚视作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天下大一统之后,六国贵族一律被归于黔首,而帝国疆域内所有的人,都适用《秦律》中的一切法律原则。这就使得曾经的平民甚至隶农,至少在理论上,同原来的贵族拥有了同样的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也可以说,在始皇帝时代,陈胜、刘邦们已经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究竟是什么样子。
陈胜吴广起义,自在大泽乡举事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一个大大的悖论。陈胜的终极目标是取秦而代之,然而他又必须借势于贵族复辟运动。天下大一统的根基在于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建立皇权下的平民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央皇权体制对贵族阶层总体上一直是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
陈胜自起义开始,所倚重的恰恰就是各地城内的“父老”、豪强cl,这些人其实就是曾经的贵族。从这点来说,我们很难将其归于“农民起义”。而在六国旧贵族眼中,陈胜永远只是一根“稻草”——你的DNA决定了你所得到的一切是否具有合法性,决定了你是否合乎“道德”,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之所以“父老”、豪强们会拥戴陈王,一则是因为陈胜、吴广此时依旧是秦帝国最有力的破坏者,二则拥戴这样一个哪头都不靠的人为诸侯的召集人,贵族们之间谁都不会觉得被谁占了便宜,因此也方便协同。
大泽乡起义后不久,陈胜吴广军就攻占了陈城(今河南省淮阳县一代),在战国后期,这里曾作为楚国的都城前后共计37年cm。由于这个原因,陈城的复辟势力一直非常顽强,在灭国大战基本结束之后,老将王翦还曾率军在此地平叛。这之后,陈胜以陈城为根据地,指挥大军先后攻占了亳县(也就是后世朱元璋起家的濠州)、永城、柘县、鹿邑等地。
在陈胜吴广在陈城站稳脚跟之后不久,他们与贵族豪强之间的裂痕也随之开始显现出来。在一次与楚故地贵族们的会议上,多数豪强纷纷表示,陈胜“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而陈余、张耳两人则带头唱起了反调:陈余、张耳主张陈胜应该迎回六国贵族的后人,立他们为王,等到六国复立,天下大定,六国诸侯感念陈胜的恩情,自然会一起拥立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