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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乡起义——压垮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0-01-08 00:54:40 来源:亮剑军事网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公元前210年之后秦帝国的社会环境:在此之前,投资过热和围绕封建制复辟运动,就如同一条水位在不断上升的大河,秦帝国的国家机器,则好比是拦住大河的一道大坝,而始皇帝则是这道“大坝”上最主要的一根支柱。从公元前210年的那个夏天开始,这根核心“支柱”没有了,河水依然在上涨,与此同时,胡亥和赵高则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断地拆毁“大坝”剩余的根基——秦廷由上至下的政治清洗运动以及对法律的肆意变更,大大弱化了政府对于基层的控制能力。
为了彰显自己登基的“合法性”,胡亥延续了始皇帝时代所有仍在进行的大型工程,并且在原基础上大大强化,特别是象征秦始皇权威的骊山皇陵。至此,这些工程的意义已经从强化帝国统一的物质基础,蜕变成了一个个政治任务,对于底层民生和政府财政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另一个坏消息则是,秦代的社会文化,对于君王错误的容忍度远低于后世,这其实是战国时代的遗风——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无论是对于国君还是国家,都不存在无条件忠诚的问题,合则留,不合则走。所谓利心互换,国予我利,我予国心;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国损我利,那么我也不会拿一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来搪塞自己。对比后世,这种简简单单、干净利索的行事风格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天下大一统之后,虽然人们已经没有他国可以逃亡,但人心的离散则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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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9年秋,发生在今天安徽省宿州市的一场戎卒暴动,最终让整个帝国越过了那个临界值——这就是出现在我们历史课本上的“大泽乡起义”。
作为这一事件中的主角陈胜、吴广,可能并非是我们印象中那种“贫苦农民”的形象。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两人应该都生活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部,也就是前楚国故地ci。仅从二人都有字来看,他们就不该是一般意义上的黔首,要知道,普通百姓的姓名是不可能如此复杂的,举个例子:刘邦这个名字其实是在汉高祖登基之后才改的,在他做泗水亭长的时候应该叫刘季,这个名字其实是按“伯仲叔季”的顺序排下来了,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刘四儿。所以单从名字来看,陈胜、吴广就都属于“高大上”的那一群(譬如:项羽,字籍;张良,字子房),至少他们所受的教育,应该是要高于一般平民的。此外,按照《史记》中的说法,这二人都是戎卒中的屯长,而按照《商君书·境内》中的记载:“(军爵)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这也就是说,屯长应该是一个常设的职务,而非临时指派,因此准确说来,陈、吴二人在当时很可能是属于基层军官cj。
这场暴动与其说是一次偶然性的“官逼民反”,倒不如说是一次有预谋的反叛行动。首先要明白,秦汉时代征发戎卒戍边和现代小说、戏曲中描写的拉壮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秦汉一直到隋唐,军人的社会地位都非常高,这和宋明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黔首而言,从军并且借军功受爵,是改变人生轨迹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再则,一般的说法是这900戍卒在赶路时突遇大雨阻断行程,按照秦法应当全部被处死,因此才被迫造反。但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却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秦律》中《徭律》对这种情况有明确的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水雨,除兴。”翻译过来就是: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副铠甲。迟到3至5天,斥责;6至10天,罚一个盾牌;超过10天,罚一副铠甲。因大雨或洪水导致的耽误,可免除本次征发。显然,如果真是大雨阻断行程,这批人其实什么责任都无须承担ck。当然,如果秦二世胡乱修改秦法波及《徭律》,那就只得另说了。
而在暴动之前,陈、吴两个人还通过在肚子里藏写有“陈胜王”的帛书,让吴广学狐狸声说话等手段,在事前做足了舆论铺垫。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一次计划已久的行动。在历史中一直不乏这样一种人物:在和平时代,依照常规模式生活,他们的上升空间非常有限,甚至远不如常人,然而在乱世中,他们却可以如鱼得水,那些平时被人视为“屠龙之技”的才智,在当时却可以让他们改变历史。而这种人,对于天下的变局,往往又具有过于常人的敏锐嗅觉。或许,陈胜就是这样的人。胡亥、赵高对帝国最上层的搅动,使得底层也随之出现了涟漪,而这些征兆,足以让有心、有能者感觉到,大势将至。
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具体过程,由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如下几点:
首先,陈胜、吴广所带领这近千人绝非是“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秦汉时代一直施行兵民一体的社会体制,注册在籍的农民在农闲时都必须组织起来进行常规的军事训练,为战时的征招做准备。而这批戎卒是准备前往北地戍边的,军事素养想来应该不会差。当然,他们的装备可能会是问题,征发的戎卒会带有一些短剑之类的武器,但是像强弩、矛、戟等长兵器以及甲胄,这些都是政府集中管理的,队伍中即便有,数量也不可能很多。因此,这支造反队伍从指挥官到士兵其实都属于专业人士,所以他们在举事之后就开始向周边的县城发起攻击,而不是像刘季刘亭长那样,带着一帮兄弟躲进了芒砀山里。
其次,陈胜所托名的两个人也非常有意思:一个是壮烈殉国的楚国大将项燕,这个很容易理解,他们起义的地点就在楚国故地,这个名号很容易得到当地人的响应。另一个则是秦长公子扶苏,他和项燕显然没什么关系,陈胜以扶苏为旗号,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时人所憎恶的并非是秦制或是始皇帝,而是秦二世胡亥乱政,以扶苏这个人们所公认的始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为旗号,可以让人们联想到过去的好时光;第二,陈胜的“鸿鹄之志”并非是复立楚国,而是要取秦而代之,因此必须用扶苏这个认同度更广的人物为旗号。仅以这一点来判断,陈胜的政治头脑就远胜于只会在关中烧杀劫掠的项羽,而能有这样的见识,也很难让我们相信他只是一个“贫苦农民”。
再次,我们在史书上会发现,这支义军所到之处,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父老”和“少年”们纷纷响应陈王的号召,杀掉咸阳派来的县令,然后加入义军,“共诛暴秦”。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秦政府已经丧失了对基层的控制,各个郡县这时已经如同一个个孤岛一般。需要强调的是,在秦汉时代,“父老”“少年”和我们现在的意思完全不同。所谓少年,并不是单指年龄,而是类似于现在混混、地痞之类的概念,当时对品行端正的年轻人的称谓一般是“子弟”;而父老则是指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说好听了叫作地方势力、绅宗,说难听了就是地头蛇。类似的称呼,在当时还有豪杰、游侠(在秦汉时期叫作大侠,首先不是要有功夫,而是要有钱有势力),具体到秦代,这些“父老”们中很多人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原六国复辟势力。
依照秦制的常态,这些不事生产的“少年”,以及架空地方政权的地方豪强(“父老”)很自然的都是重点打击对象,所以他们确实是“苦秦久矣”。和今天一样,秦代“少年”们的主要日常活动就是偷鸡摸狗和打架斗殴,依照《秦律》,所偷盗之物如价值低于600钱,则需处于墨刑(在脸上刺字)并罚城旦(劳役)3个月,如高于600钱,则要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如果所盗之物是牛这样关乎生计的东西,则要囚禁一年。应该说这个强度的执法还不至于让“少年”跟着造反,其实对比以前的山东六国,秦法最鲜明的特征并非是苛,而是严——违法必惩,没有法外之人。但是到了秦二世时代,由于高层的宫廷政变已经动摇了国家机器,所以不得已只能对这些刑事犯罪者加重处罚,以期通过对基层的铁血手段来避免社会秩序的崩溃。于是一时间,众多“少年”被拉上刑场,让原本就已经热火朝天的刑场更加热闹。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才有了后来义军一到,“少年”“父老”就纷纷杀官献城的现象——这其实就和行人闯红灯一样,只要有一个人先走,后面呼呼啦啦就会走过去一大帮人,而城下的义军,就是那个第一个闯红灯的人。无论是最初的陈胜、吴广,还是后来的项梁、刘邦,他们起事往往都是一个标准模式:携带一笔动资金(少量兵马),一路走下去,各个郡县的潜在资本(“父老”“少年”)就纷纷被盘活。正是在这种裂变式增值的模式下,陈胜、吴广的义军从千把号人在几个月时间里增加到数十万人。后来攻入函谷关的周文(陈胜麾下的将领),所辖的军队仅战车就有千乘。
但事情也并非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假如第一个“闯红灯”的行人马上被戴红袖箍的大妈给揪住,那么一般来说其他人也就不会动了。可是当时的秦廷却偏偏没有这么做。楚故地发生大规模武装暴乱的消息很快被递送到了咸阳,胡亥的反应同样非常迅速和明确——这一事件被定性为了群盗。按照《秦律》,5人以上偷盗、劫掠的犯罪团伙便可定义为群盗。换句话说,秦二世把楚故地的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在赵高的怂恿下,所有认为这件事是“叛乱”的官员和博士都被以造谣惑众的罪名下了大牢。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还是要彰显政权合法性。在胡亥看来,二世继位仅仅一年就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叛乱,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是继任者的责任,进而再次牵扯出“得位不正”的问题。此外,一旦派兵平叛,在军功受爵体制下必然会产生一批不受赵高控制的新贵,这也是后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大泽乡事件只能是群盗,并且只能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本驻扎在百越和北方的两支秦军精锐部队都没有被调回内地。
在短短几个月里,义军的兵锋就从楚故地延伸到了函谷关,山东六国故地纷纷有人立王复国。然而陈胜的这种快速增值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慢慢显现了出来:这并非是自己的原始资本再增值,而只是盘活了别人的资本,进而使后者加盟,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最初的发起者在这其中的话语权反倒不断被稀释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秦帝国的回观返照即将到来了。
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发生在公元前209年秋的陈胜吴广起义,可以视作是压垮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也仅仅是一根“稻草”,至少在前山东六国的旧贵族眼中是如此。
事实上,陈胜在历史上所扮演角色多少有一些尴尬的味道。他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黔首,相对良好的教育背景加上过于常人的天赋,让他对天下大势异乎寻常的敏感,而这又使得他拥有了与他所处的阶层(屯长)不太合拍的志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可以想象,或许正是秦制,让像陈胜、刘邦这样一批出身不高但心智过人的人,打破了心理上的最后一道樊篱:战国时代,山东六国虽然不及秦国变法深彻,但贵族制依旧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削弱,这使得布衣士人有了晋升的机会。然而六国从本质上来说,最终依旧是贵族治国,这就决定了布衣士子在那里得以发展终归躲不开“玻璃天花板”,这一点在封建制最为顽固的楚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平民对于贵族会毫无理由的存在敬畏,甚至会将君王对贵族的惩罚视作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天下大一统之后,六国贵族一律被归于黔首,而帝国疆域内所有的人,都适用《秦律》中的一切法律原则。这就使得曾经的平民甚至隶农,至少在理论上,同原来的贵族拥有了同样的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也可以说,在始皇帝时代,陈胜、刘邦们已经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究竟是什么样子。
陈胜吴广起义,自在大泽乡举事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一个大大的悖论。陈胜的终极目标是取秦而代之,然而他又必须借势于贵族复辟运动。天下大一统的根基在于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建立皇权下的平民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央皇权体制对贵族阶层总体上一直是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
陈胜自起义开始,所倚重的恰恰就是各地城内的“父老”、豪强cl,这些人其实就是曾经的贵族。从这点来说,我们很难将其归于“农民起义”。而在六国旧贵族眼中,陈胜永远只是一根“稻草”——你的DNA决定了你所得到的一切是否具有合法性,决定了你是否合乎“道德”,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之所以“父老”、豪强们会拥戴陈王,一则是因为陈胜、吴广此时依旧是秦帝国最有力的破坏者,二则拥戴这样一个哪头都不靠的人为诸侯的召集人,贵族们之间谁都不会觉得被谁占了便宜,因此也方便协同。
大泽乡起义后不久,陈胜吴广军就攻占了陈城(今河南省淮阳县一代),在战国后期,这里曾作为楚国的都城前后共计37年cm。由于这个原因,陈城的复辟势力一直非常顽强,在灭国大战基本结束之后,老将王翦还曾率军在此地平叛。这之后,陈胜以陈城为根据地,指挥大军先后攻占了亳县(也就是后世朱元璋起家的濠州)、永城、柘县、鹿邑等地。
在陈胜吴广在陈城站稳脚跟之后不久,他们与贵族豪强之间的裂痕也随之开始显现出来。在一次与楚故地贵族们的会议上,多数豪强纷纷表示,陈胜“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而陈余、张耳两人则带头唱起了反调:陈余、张耳主张陈胜应该迎回六国贵族的后人,立他们为王,等到六国复立,天下大定,六国诸侯感念陈胜的恩情,自然会一起拥立陈胜为帝。
陈余、张耳与其他地方豪强不同,在战国后期,这两人曾经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六国被灭后,残存的大族悉数被中央政府迁入关中居住,六国故地的大贵族已成凤毛麟角,这种时候,陈余、张耳的背景就使得他们二人分外耀眼cn。这两人公开和陈胜唱反调,其所带来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陈余、张耳的真实目的,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六国诸侯一旦复立,那么日后恢复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头衔,还包括他们祖辈的封地、财富。这些社会资源如果悉数都有主了,那么眼下跟着陈胜打天下的平民将领们,日后还能得到什么?
此外,列国诸侯、贵族之间,自夏商周开始,通过联姻,早已形成绵延数百年不曾断绝的利益关系,贵族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跨越了邦国的界限,虽然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但国灭了不等于利益网消失了。一旦六国诸侯复立,草根出身的陈胜显然是没法融入贵族俱乐部的,那么大伙自可以把他当泥胎菩萨一样,找个庙往里面一供,门一关,然后大伙各玩各的。看看后来项羽杀义帝,我们就应该能想到这种角色最终会是何种下场,而在当时,想必陈胜也能想到。
也许正是由于感觉到了来自贵族们的压力,前期颇具政治头脑的陈胜开始犯了一系列看似不可理喻的错误:首先是“急不可耐”的自立为王,定国号为“张楚”,陈城为国都。这个举动显然违背了最初在大泽乡举事时复立楚国的承诺,让位于现在江苏、安徽及河南南部的楚故地,正是陈胜的基本盘所在,这个举动极大地消减了陈胜在自己支持者中的合法性。不仅如此,在陈胜开了称王先例之后,六国故地形形色色的人物,只要有一些影响力,就纷纷自称为王,函谷关以东地区一下子陷入更为疯狂的混乱状态,陈胜、吴广的号召力也因此大大减弱——你是王,我也是王,那么我凭什么要响应你?但是在当时,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么陈胜就只能沿着陈余、张耳设计的路线图来走,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被丢到庙里啃冷猪头。
在称王之后,面对被架空的危险,陈胜在面对部属时也越发变得神经质。“苟富贵勿相忘”的承诺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自大泽乡就开始追随陈胜的部将葛婴,在进攻定远的时候偶然间寻访到了楚王室的后裔襄疆,葛婴随即自作主张将其立为楚王。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陈胜,很快葛婴与襄疆一并被陈王诛杀。这一事件使得原来的嫡系将领与陈王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疏远,而这种离心离德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陈胜的不安全感,诛杀有功将领的事件时有发生。如此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而最大的一个错误则是在战略部署上,在称王后不久,陈胜随即开始组织大军进攻关中。关中形胜之地是整个中国的地缘核心,只要控制了这里,就有机会整合天下。此时,唯有尽快拿下关中,才能解决陈胜心中的焦虑,而他似乎忘记了,此时距离大泽乡举事仅仅才过了几个月而已:已经攻占的楚国故地尚未恢复正常的社会运转,因此严格说来陈胜手里还没有一块靠得住的根据地;而那几十万大军,其实多是各郡县被收编的官军,加上过去贵族封地世袭传承的私兵再加上临时招募的农民,他们的直接所有者是控制当地基层的豪强,可以说,这其实是一支“股份制”的军队,豪强就是股东,陈胜的嫡系部将根本无法真正驾驭他们。
二、囚徒军团
在这种“半生不熟”的状态下,张楚大军的西征最终开始了。张楚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文带领,从魏国故地出发,由东向西直击函谷关;另一路由吴广率领,沿豫西走廊向函谷关进军,为了便于节制这支“股份制”军队,陈胜还特地封吴广为“假王”,以确保其权威性。吴广一路大军最终被卡在了荥阳城下,连续数月无法前行一步。而这样一来,反倒减轻了周文一路的压力。这一路人马一路上不断扶植“大泽乡模式”,所到之处,一律是“父老”“少年”杀官献城,然后众多人马“入股”到大军里面。一路“滚雪球”下来,当周文大军开到函谷关前时,已有“士卒数十万,战车一千乘”,而对面的秦军,早已被从咸阳不断传来的消息搞得六神无主、毫无战心。自秦孝公以来,数百年来从未被山东六国攻破的函谷关,一番激战之下竟然被周文手下的乌合之众给攻破了,张楚大军很快便逼近到了骊山。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胡亥和赵高显然不能再出于“政治正确”,继续把这定性为刑事案件(“群盗”)。原本的几个火星子,此时已经烧得漫天蔽野,而在朝堂上,经过一年多的政治清洗,此时已经找不出合适的老将可以领兵平叛了。比这糟糕的是,此时国都咸阳的卫戍部队不过5万而已,周边几个县的城防部队,则根本来不及调往首都。
我们所熟知的,秦帝国的最后一代将领章邯,此时就该登场了。在此之前,章邯所担任的官职是“少府”——在中国皇权体制下,皇家和政府的财政收支,是两套平行的机构。政府的财政、税收由治粟内史执掌,而皇家则有少府掌管。在秦汉两代,少府位列九卿之中,可见其权重之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宋代之前,特别是在秦汉时代,士人绝非是影视剧中那种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吟风弄月做对子的文弱形象。那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标准形象应当是一手持卷、一手执剑、心怀天下——必要的军事素养和尚武精神在当时的士人身上是不可或缺的要素co,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当时出将而入相者并不算太罕见。
言归正题,章邯所居的少府一职,对他后来的领军作战恐怕有不小的帮助。在周文攻破函谷关之前,出于政治原因考虑,关于崤山以东地区的消息肯定不会在朝堂之上传达。然而少府掌管着税收,一个地区运往关中的粮食如果骤然减少,或是征发的徭役迟迟不能到位,那么必然意味着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各地的这些信息,最终会通过账册汇总到章邯面前,因此在发兵之前,对于天下的形势,章邯心中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按照史书中的记载,章邯以自荐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向秦二世提出的解决方案如今已为我们所熟知,就是赦免正在骊山劳作的囚犯,将他们武装起来,用以抵御周文大军——在骊山修始皇陵的囚徒共计有70万之多cp,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守卫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与一般的平民相比,长期处于军事化管理下的囚犯往往更易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后世在苏联卫国战争前期,同样有过武装囚犯抵御德军的记录。而要管理如此庞大的一支囚犯队伍,骊山必然还应存在一支数万乃至十数万的军队,虽未必是精锐,但肯定是正规军,在囚徒被动员之后,这支秦军也随即可以被“解放”出来,作为这支囚徒军团的精锐主力。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所谓骊山囚徒并非都是亡命之徒。其中即便有重刑犯应该也只是少数(让危险的重刑犯在外面干活儿,势必要严加看守,从性价比上说就非常不合算),多数所谓的“囚徒”,其实是在犯了轻罪之后,无钱缴纳罚金,以劳抵资——而且国家还得管饭。此外,既然他们已经被征召为军,那么《秦律》中的军功授爵对他们来说同样是适用的。《史记》中记载秦人“闻战则喜,奔走相告”,这正是因为战争对平民而言是获得财富和地位最快捷的途径。对于一群原本一脑袋晦气的囚徒而言,这个消息无异于是让他们一下子从地狱到了天堂。
三、秦军的最后辉煌
在囚徒被动员起来之后,后面的历史变得毫无悬念。秦军高效的指挥管理体制是现成的,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现成的,把数十万长期接受军事、半军事化管理的人置于这个框架之中,一部高效的杀戮机器瞬时而成——即便在冷兵器时代,对军队而言,纪律性也永远是最重要的,好勇斗狠远远不及这一条。
而他们所面对的所谓张楚“大军”,事实上是由各种地方反叛势力勉强拼接在一起的,顺境尚还好说,一旦遭遇挫折,作为统帅的周文,能不能指挥得动各支力量都是个问题。至于周文本人的军事素养如何,也是一个很让人怀疑的问题。在战国末期,周文曾是项燕麾下的视日,这个职位类似于西方的祭祀,职责是在大战开始前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说白了就是给士兵提供战前心理慰藉。即便曾和项燕老将军一起战斗过,但周文毕竟也只能算是一个“神职人员”。这样一个统帅,带领着这样一支七拼八凑的队伍,面对一支战术素养起码能够达到合格线的正规军,不败都难。最终,这支突入到关中的张楚军被秦军轻易击溃,周文则在兵败后在渑池自刎。
而在战争期间,关中各县的守备部队不断地补充进了章邯军团,最终囚徒在其中的比例究竟占了多少,如今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大量正规军被补充进来,章邯军团的战斗力肯定是越往后越强。
在击溃周文军之后,章邯军团随即东出函谷关,开始了对各地反叛势力的清剿。与此同时,吴广军团依旧被拖在荥阳城下,守城的将领,正是丞相李斯之子李由。周文军团被灭的消息,一下子让张楚集团内部的痼疾爆发了出来——自大泽乡举事到现在,各方势力从未真正得到过整合,这种合股不合心的管理模式下,顺境或许可以同甘,但逆境下绝无可能共苦。
随着章邯大军的步步逼近,荥阳城下的各路人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部将们纷纷要求尽快回撤,而在前线坐镇的假王吴广则坚持要继续打下去——对他和陈胜而言,拿下关中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最终,急于逃离荥阳的部将田臧伙同其他将领,将吴广斩杀,并割下首级送给了正在陈城焦躁不安的陈胜。附带信件上给出的理由则是,吴广密谋反叛,被部将察觉后诛杀,这和不久之后项羽杀宋义的套路如出一辙。这样蹩脚的理由,当然谁也不会相信,因为对方压根就没指望你信,前线的数十万人马握在人家手里,你只能接受这个既定事实——很快,陈王派遣使者到前线安抚各路将官,封田臧为令尹cq,全权指挥大军。
荥阳城下与陈城间的这一番折腾浪费掉了张楚军最后的逃命机会。田臧的令尹大印还没有焐热,章邯大军已经到了眼前。与周文的结局一样,章邯指挥下的秦军在敖仓(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部的敖山一带)大破张楚军,田臧被当场斩杀于阵前。残存的张楚军在绝望中只能收缩在荥阳城下,等着秦军对他们进行最后的宰杀——田臧属下的李归等部将,悉数被秦军斩杀于荥阳城下。
这之后,章邯军团兵分一路,攻占了郏城(今河南省中牟县附近),张楚守将邓说逃出了秦军的合围,一个人跑回了陈城,结果被怒不可遏的陈胜以“丧军而还”的罪名处死。至此,章邯在函谷关以东为帝国清理出了一块足够宽阔的安全区。
紧接着,秦军攻占了许昌,守将伍徐在战乱中下落不明。这个过程就如同热刀切黄油一般,干净利索。各路被击溃的张楚军纷纷逃入了陈城这个最后的据点,这正是章邯想要的——一战聚而歼之。
此时的陈城早已不复作为楚国国都时的景象,在楚国被灭之后,原本坚固的城墙尽数被秦人拆除,陈胜大军入驻之后虽然进行了重建,但仓促之间也只能说聊胜于无而已。在秦军专业化的攻城战下,陈城很快便被攻破,上柱国蔡赐、部将张贺外带投奔陈胜的孔鲋(原秦廷的文通君,孔子八世孙)都死在了乱军之中。
而在整个过程中,六国的旧贵族们则纷纷选择了作壁上观。正如前面所说的,在他们看来,陈胜不过就是一根“稻草”,一根竟然妄想和他们并肩而立的“稻草”。此前,这根“稻草”或许还有可用之处,但此时,则可以弃之如草芥一般。至于对大局有何影响,这些贵族恐怕谁也没有想明白过——假如真有这个眼光,他们也不至于亡国。
陈城破城之后,陈胜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和他一起逃出来的只剩下他的驭手庄贾以及一辆轺车。两个人在绝望中向着东南方向漫无目的地逃了200多里之后,庄贾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最后的机会在哪——他用马鞭勒死了陈胜,然后割下他的首级向附近的秦军投诚。
在绝境之下,人性往往会变得极端而又难以预测,大善大恶,不过在于一念之间。此时,是公元前208年,距离大泽乡起义不过半年多而已。而章邯以及他麾下的士兵,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享受着的,其实是帝国最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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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秦帝国  大泽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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