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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悲歌

发布时间:2020-01-08 00:57:07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以法著称。那么我们首先遇到一个问题,秦律真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吗?真的“重农抑商,阻碍了后世中国进步”吗?从云梦竹简和睡虎地竹简上的记载中看,已知的秦法有30多种,其中经济法就占了11种:《田律》《仓律》《厩苑律》《牛羊课》《金布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司空》《关市》《效律》。这些条款显然谈不上什么“压迫人民”。除去这些之外,秦法中很大一块是拿来治官的,这一点在正文里已经有所涉及。除了那些之外,秦律中还有“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卒岁,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岁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这样的条款。大意是:养牛场要是养的牛有10头以上,一年死了1/3,或者不到10头就死了3头,那么从县令到牛场负责人统统有罪。秦汉时代,养牛场是国营的,也就是说,那时搞垮国企或者导致国资大量损失,一些官员都是要吃牢饭的。
除此之外,“吏有故当止食,弗止,尽禀出之,论何也?当坐所赢出为盗。”——公款吃喝按“盗”来论处,直接算刑事案件了。
“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何也?当迁。”——堕政,不干正事,直接就流放了。
“实官户关不致,容指若抉,廷行事赀一甲。实官户扇不致,禾稼能出,廷行事赀一甲。空仓中有荐,荐下有稼一石以上,廷行赀一甲,令史监者一盾。仓鼠穴几何而当论及谇?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二以下谇。鼷穴三当一鼠穴。有禀菽、麦,当出未出,即出禾以当菽、麦,菽、麦价贱禾贵,其论可也?当赀一甲。会赦未论,又亡,赦期已尽六月而得,当耐。”——简单说,渎职,哪怕只是仓库门没关严,可以伸进手指,鼠洞超过3个,国家也要处罚公务员。另外还可以看出来,秦法对任何细节都尽可能做到精确量化,给司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非常小,这样也最大限度避免了司法不公的问题,不会给你合法做“坏事”的机会。
《关市》规定,官府工商业者收取货款后,必须当众放入盛钱的密封容器中,使买主等目睹,“不从令者赀一甲”。《效律》和《工律》则规定了度量衡的误差标准和定期检查校正制度,超出法定误差限度或违反检查校正制度,要受到赀盾或赀甲等处罚。这些条款明摆着是预防出现基层腐败的。
任何时候,规范一个行业才能发展一个行业,放任不管最终只能是毁了一个行业,比如如今的中国奶粉行业。秦法被人诟病的“抑商”,其实是在规范商业——从业者肯定不会觉得爽。《商君书》中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注意一点,是“官法民”而不是“管民”或者“牧民”,仅此一字,秦律就远胜于后世 )显然商鞅并不反对工商业。《金布律》倒是有对商业的限制,如:禁止农民售酒,这是因为酿酒需要粮食,而当时是战时状态,放到现在这也无可厚非;禁止非商业单位经商,这一条同样无错,您能想象工商、税务、司法、教育等单位都经商会是什么场景吗?统一商品价格,要求明码实价——被黑景区天价虾坑过的消费者肯定希望穿越回秦朝;统一度量衡器的误差限度——打击缺斤短两;重要商品专营——我们食盐专营放开也才是近期的事。《工律》中规定,同类产品必须规格相同,不同规格的产品不得列入同类——避免商家玩文字游戏,欺瞒消费者。
《工人程》规定了不同年龄、性别、体力、工种、技术熟练程度者的不同劳动定额及折算方法;《均工》规定了学徒工劳动定额的计算及培训指导要求和奖惩标准——如今被黑心老板欠薪的农民工表示同样愿意穿越回秦朝。
商鞅颁布的《僇力本业令》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对粮食、布帛的丰产者,按规定免除其徭役——这其实是奖勤罚懒;对从事工商业办砸了而贫困者,则没入官府为奴——这其实是一种社会救济手段。
如果你不去从事农业,不想当兵,就想从事商业或者手工业,那国家根本不拦着你,可如果你做到最后赔本破产了(这里是重点,你“办砸了” ),这时候官府会把你罚为官奴。当了官奴听着似乎很倒霉,但别忘了你此时处于破产状态,如果没有人管你,你将失去了基本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天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你的存在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此处,国家对这些倒霉蛋就像统一安排,男的可以负责垒城墙、挖沟渠等市政工程,女的可以去舂米,原本的不定时炸弹就变成了社会生产力。而对应的,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起码吃、住也不用犯愁了。这种政策不仅说不上“重农抑商”,反倒给这些工商业者提供了兜底的保障。而且在秦的环境之下,即便是官奴,如果你日后愿意从军打仗,还会有立功授爵的机会,还可以从头再来。
此外,秦律几乎对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同样的,在畜牧业上,秦法也有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规定涉及相关人员的配置及牲畜的交易、养育等环节。这和“物勒工名”推广标准化,其实是一个思路。而在《田律》中还规定,自春二月至夏七月的动植物成长季节,严禁砍伐山林、取草烧灰、堵塞河湖渠道、采摘发芽期植物、捕捉幼兽幼鸟、获取鸟卵、毒杀鳖、设置陷阱网罟捕捉鸟兽,不准猎狗追咬幼畜幼兽等,这其实就是自然资源保护法,搁在今天叫作维护可持续发展。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有人说“秦以耕战立国,结果导致重农抑商,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权且不说,秦承法家,几代人用鲜血和生命开创华夏大一统,且还要为两千多年以后不肖子孙的错误负责,有多荒唐,这里只说基本的经济原理。
什么是耕战立国?一个人能够在世上生存下来,必须得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你不能被别人杀死,那就得有军事力量;另一个,你不能把自己饿死,那靠的是农业提供粮食。如果把整个经济看成一个同心圆,“耕”与“战”自然是最核心的东西,商业居于外围是天然的事。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国家经济的核心依旧是制造业、国防和农业,文化、金融只能居于外围,一旦本末倒置,“产业空心化”“次贷危机”“地产泡沫”等等就是结果。
说到底,所谓“重农抑商”,抑的不是“商”,而是商业的恶性膨胀。在经济同心圆中,如果外层过度膨胀,最终挤压、侵害到内层行业,那么经济就必然出问题,如今如此,过去也一样。假使任由商人对某些关键性的资源囤积居奇,抬高物价,那么商业最终就会从“建设型产业”变成“破坏型产业”。假使秦律真如后世所说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压制商业,又何必费劲去立11部经济法规出来,直接如后世那样,将商人和匠人归入另册岂不是更简单?再者说,在正文里我们会发现,法家的治国理念从渊源来说很大一部分源自商朝文化,那它又怎么可能不识商业的内涵呢?
秦律中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法规:秦政不但不得被随便诋毁,连被颂扬也是禁止的。《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行(指变法) 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简单说就是:商鞅下令把称颂法令的人流放了。
不只此一例。有一次秦王稷病了,一些百姓开始自发凑钱,买牛献祭,为君王祈福,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效仿。这个行为和现在微博上“点蜡烛”性质差不多,但下的本钱可是要大得多——在农耕时代,牛属于国家的战略物资,不要说随意宰杀,就是养死的数量超过1/3,相关官员都要被治罪。秦王稷在得知后,不但没有“感动”,反而下令所有参与者每人罚甲两副(在当时这是极重的经济处罚) 。理由很简单。这一行为是违法的,如果不加制止,在秦王稷看来就是乱国亡君之道。
秦在处理这些事件上所采取的措施看似不合情理,但细细想来,于国于民却是好事。这样一来,官吏就只能依法办事,而不会出现因沽名钓誉而急功近利搞排场的问题。
此外,这一条款还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一旦有人因颂扬官员或君王受到好处,那么后面必然会有投机之徒纷纷效仿。任何体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只要做事必然会有不善不妥之处,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片颂扬之声中,不但不会消减,反倒会加剧百姓的反感。民间传说中的费仲、尤浑、易牙、竖刁……一直到和珅,先不考虑史实,这些老百姓心目中的奸臣基本都是和阿谀奉承、打压谏言挂钩的,这反映了民心之所向。
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对多数人来说,喜欢一样东西很容易,有一时的感觉就行,但要恨就要难得多,非得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侵害,才会引发恨意。也可以说,人的恨往往比爱要来得更真实。一件事我们做得好与不好,关键要看骂的人有多少。《秦律》这一条款,可谓是洞悉了人性。
还有,“法”和“法家”是两回事,历朝皆有法,但法家理念只贯彻于秦,至多在汉还可以找到一部分。
法家的基础思想中有一条叫作“人性本恶”。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生下来就是坏人,而是在立法的时候,必须先假设所有人都有可能犯罪,把这些可能为恶的地方都提前堵上,这样就算1万个人里有5000个是恶人,那就惩治那5000好了,起码另外5000个好人还是可以受到保护——惩恶、防恶,方可扬善。相反,如果你认死了“人性本善”,以此为假设前提来设计社会体制,那么对恶人也就不存在设防的问题,1万个好人里头出了一个坏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他,那剩下的9999个好人就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法家治国历来的思路都不是把着眼点放在人身上,而是放在环境上:画出一条又一条的红线,红线以外就是恶,你只要过了线就要受到惩罚;可是在线内,自主权是你自己的,个人来决定如何做这件事,通过自己不断的利益权衡得出自我约束行为准则,道德的树立凭的是自己的心,即:德发于心,基于利。
举个例子,对于见义勇为,在秦的时代不是靠教化来实现,而是以法律来明确:“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路上碰到歹徒行凶伤人,距你百步之内,你不施以援手就是违法,就要被罚相当于两副铠甲的钱。百步之距便是“红线”,红线之外,由你自由抉择。这就是赋予你的自由——“德”终归更适合拿来律己而非律人。
孰优孰劣,权且不论,与此相对的则是“德发于圣人,基于名”——道德由圣人教化而来,换句话说,什么是“道德”是“圣人”说了算的,你遵守它是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名声”,反之就会坏了“名声”。这样有其好的一面,但问题也同样明显:很可能有人会靠手里的资源掌握舆论,进而占领道德制高点;还可能有人沽名钓誉,乃至于慕虚名而不避实祸;或者是有人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为一己虚名损他人实利。而更糟糕的是,所有这些你都没法精确量化,精确定义,对当事者而言,很可能是有天大的苦却在舆论压力下诉不出。
一、秦政之亡
把时间推回到公元前208年。始皇帝去世(公元前210年) 之后,王子胡亥与赵高、李斯联手发动了政变,这之后秦帝国的政治开始迅速从清明高效,走向了崩坏。在历史上,这种原本清明的政治在短时间内迅速崩坏的事情绝非仅此一例。
相对于官员个体的腐败,权力架构失去平衡其实才是灾难性的问题。事实上,人趋利避害的天性决定了仅仅靠所谓的“道德”“责任感”,甚至是“严刑峻法”,都无法真正根除腐败。商鞅为秦设计了一套极为优化的权力结构:国君护法、以法治官,劳必得、功必赏、罪必惩,一切皆以法而不以“德”或身份、年龄论之,举国一法,无法外之地、法外之人。
始皇帝时代,势治逐渐取代了法治。始皇帝驾崩之后,事实上,权力的失衡已经成了难以逆转的大势,只不过在这个前提之下,胡亥、赵高等人给帝国选择了一条最糟糕的道路。由于“得位不正”,新君始终面临合法性的问题,为了获得安全感,胡亥纵容赵高对始皇帝时代的旧臣进行了大清洗,只留下了赵高个人的亲信、故旧,这进一步导致了官僚系统内部失去了彼此间的制衡,而胡亥手中的皇权也随之遭到了架空。
权力失衡导致了政治崩坏,官员选拔随之出现逆向淘汰——秦朝末年,萧何、陈平这样平民出身的能人异士纷纷投向了反秦阵营。而秦帝国一边,除了章邯,再鲜有名臣、名将的记载,捐关献降甚至起兵反叛者倒比比皆是,这恐怕并非偶然。
政治崩坏,带来的必然是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下降,随之而来的则是针对社会下层的严刑峻法:理论上说,只要让犯罪成本大于所得,就可以抑制绝大部分潜在的犯罪行为,但这个的前提是犯罪以后你一定会被抓住——这完全取决于政府有没有对社会高度管控的能力。如果有,怎么都好说;如果没有,那么就只能靠严刑峻法来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抓不住没事,但只要被抓住一次,那就必死无疑。
事实上,最初的秦律严,但不苛。对比同一时期的其他诸侯国以及西方的古希腊城邦,甚至后世——17世纪的英国,平民偷一只羊就要被处以绞刑,而在秦律中偷牛也只是判处罚金和一段时间的劳役,显然秦律远谈不上“残酷”。汉建立之后,自汉高祖元年开始,汉《九章律》全盘继承了秦法,并且几经修订,将死刑条目从数百条增加到一千多条,严苛程度倒是超过了秦律。
然而到了胡亥时代,随着政府执政能力的迅速下滑,针对底层实施苛政,就成了延缓统治崩溃唯一可行的路径。胡亥的政治原则便是“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任何时代,盗、抢等暴力犯罪都多见于社会底层,而随着举国一法体制的崩坏,税收来源最终也只能出于百姓,于是重刑、重税最后都压在了老百姓头上。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最终使得帝国衰亡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李斯之死
公元前209年深秋的大泽乡起义,在摧毁帝国在函谷关以东地区统治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咸阳的政治氛围有了些许回光返照——在周文大军逼近骊山的情况下,赵高不得不同意用并不属于自己权力圈子的章邯。然而这种短暂的正常,随着函谷关以东捷报的频频传来,也宣告结束了。公元前208年七月,章邯大军正与各路叛乱武装鏖战的时候,后方突然传来消息,丞相李斯因通敌叛国被处于腰斩之刑,其家族成员也悉数被诛杀……
始皇帝驾崩时,李斯为了维持家族的权力和富贵,选择站在了赵高、胡亥一边。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在政治上正在被迅速地边缘化。
在始皇帝时代,李斯任丞相,居外臣之首;赵高任中车府令(相当于秦始皇的“办公室主任” ),可视为内臣之首。按照权力结构的一般原理,内臣除了要处理皇家的日常事务,和外臣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定的制衡关系。由于和君王接触密切,且内臣的利益几乎完全与皇室捆绑在一起,自然皇帝对内臣虽然不会授予高职,但会更加信任和倚重,比如当初向秦孝公举荐商鞅的景监,应该就是一位内臣。在法治体制之下,一切依律而行,有据可判,这些问题尚不是很明显,可一旦法治崩坏,权术成为朝堂上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便会立刻成为决定政治格局走向的关键因素。
秦帝国的政变发生时,胡亥不过21岁 cr ,一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自然会更愿意依靠自己更熟悉的内臣赵高。如此一来,这个“政变三人团”内部其实就是一个二对一的状态,李斯从一开始就居于了劣势。这之后,针对各级军政官员的政治大清洗运动,不但架空了皇帝,也架空了身为百官之首的李斯。当然,虽然失去了权力,但是李斯家族依然保持了富贵。
刨除那些在史书中争议颇多的细节(譬如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是不是说了什么话 ),我们会发现:李斯的死其实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权力斗争终归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今天可以失势,明天或许有可能得势,这就是所谓的宦海沉浮。在当时,对政敌进行肉体消灭,是唯一能让自己永久放心的手段。我们不妨在合理的范围内想象一下:在章邯大军东出函谷关,咸阳的危机被化解之后,无论是赵高还是李斯,他们所处的位置应该很容易就能看到,秦军在军事上的胜利仅仅是帝国的回光返照,帝国的根基此时早已羸弱不堪。嬴氏皇族与帝国的命运天然地捆绑在一起,即所谓“父传子继,家国一体,国兴家兴,国破家亡”,因此胡亥的未来没得可选,但是其他人却未必。官僚集团居于君之下,民之上,这个位置非常微妙——国兴可以己兴,国破,如果“操作得当”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捐关献降,那么你就可以成为新统治者的有功之臣,甚至可以获得比之现在更加丰厚的利益。但是,这个末班车只能有一张票,赵高与李斯,此时必要去其一,而偏偏此时,李斯却居于劣势地位。
再想一想,假设故事翻转过来,是李斯诛杀了赵高,是不是后面真的就可以挽救帝国的命运呢?这个恐怕只有天知道。好在历史没有如果,在公元前208年的夏季某一天,李斯与其次子李瞻一起被绑缚刑场(长子李由此前已经在战场阵亡 ),身后是他们的全部族人。政变之后对始皇旧臣的大清洗,使得“秋决”的传统早已被朝廷抛弃 cs ,一年四季都在刑杀,在李斯彻底落败之后,赵高便要尽快清除掉这个潜在威胁。
临刑之前,李斯对身边的儿子说道:“吾欲与你,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如今岂可得乎?”(我想和你,牵着小黄狗,一起从上蔡老家的东门出去打猎,如今这样的日子,还可复得吗? )李斯最初以一篇《谏逐客书》受到秦王政的赏识,之后迅速从一名来自楚国的客卿小官一路提升为柱国之臣,之后主政秦国30多年,其间辅助秦王统一六国,北驱匈奴,南定百越,统一文字、度量衡,修治驰道、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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