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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之战发生的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巨鹿之战有什么意义?

发布时间:2020-01-08 01:01:5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一、末乱世中的恶例

  在中国的历史上,“乱世”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乱世往往意味着杀戮、饥饿和混乱,但其实它也意味着精英层汰弱留强、社会制度涤浊扬清、思想上百家争鸣。乱世之下,好的与坏的东西往往都会表现得异常明显,即所谓大善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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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秦末乱世而言,在历史上它至少开了三个恶例:

  其一,滥杀。孔子说“春秋无义战”,但是春秋战国400多年的乱世中,起码从未有过屠杀平民的记载,最严重的一次便是长平之战后秦军坑杀赵降卒,只这一次,就让武安君白起背上了挥之不去的污点。而秦末大乱,首开屠杀平民的恶例。为了泄愤或是“立威”,山东旧贵族的武装在攻下城市后,常常会对平民进行无差别的屠杀和劫掠;这其中又以项羽为甚,即便是有“宽厚长者”之称的刘邦,在进入关中之前也有数次屠城的纪录。后世以“义军”来称呼这些武装,不知“义”在何处。

  其二,虚言。秦末大乱的主体其实是旧贵族的复辟运动,而并非后世李自成那样的纯粹的农民起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这其实是一种倒退。为了寻求合法性,复辟贵族们往往惯以虚言糊弄天下——空讲道德,对利益分配却避而不谈;只谈贵族如何悲惨,却无视百姓的利害得失;将实现最大限度平等的法治污为暴政,将贵族世袭特权尊为德政……这一恶例,对后世影响尤为严重。

  其三,背叛。作为大一统的副产品,重义、刚烈的战国遗风开始逐步消散。在乱世中,很多人眼中只有短期利益,这就导致背叛成了家常便饭,并肩打天下的君臣之间,彼此的信任度却很低,而这种影响又会延续到新朝建立。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初期都有皇权和勋贵集团的斗争,唯独被骂作暴君的始皇帝,却在大一统之后,没有杀戮或是弱化过一个功臣。

  而关于第三点,在赵地则表现得尤为典型。

  二、武臣叛陈胜,赵地复辟

  公元前208年十月,崤山以东的贵族叛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由章邯率领的囚徒军团,借助雨季的掩护,以奇袭的方式一举击溃了正在齐地围困定陶城的楚军主力,楚军统帅项梁在混战中被秦军斩杀。后者是楚国复辟势力事实上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山东六国旧贵族复辟势力事实上的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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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梁一死,山东(崤山以东)的反秦复辟运动随即掉到了谷底:项梁死后,楚国贵族集团一下子陷入到了多头政治的状态,决策能力大不如前;张良拥立了韩王成之后,仅仅是在最初借助混乱的局面小胜了几仗,之后就被回过味儿的秦军压着打,至项梁战死时,这君臣二人已经只能借助中原地区茂密的林地东躲西藏了cv;魏王咎被秦军斩杀,其弟魏豹只得带领残部逃到江淮地区,向楚国贵族寻求庇护;齐国贵族在齐王田儋战死以后,随即陷入内讧,为了争夺“齐王”这个名头,田儋的两个兄弟田荣、田横与原齐王室的嫡系传人田假势成水火,由此连带着齐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陷入破裂,项梁死后,齐国田氏亦如战国时期那样,开始偏安一隅;而燕王韩广所控制的燕地区域,面积狭小且远离中原,因此同样不足为惧。

  如此一来,在章邯的猎杀名单里,赵地的复辟贵族便排到了最前面。对于复辟后的赵国,这里需要先简单地说一说。

  其实严格说来,此时的这个“赵国”和战国时代的赵国并没有多少传承关系:时间要倒退回一年前——当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率领农民起义,由此引爆了山东六国故地的复辟运动。陈胜大军攻入陈城之后,陈胜宣布称王,号“张楚”。这之后由各路贵族加入构成的张楚军分为八路,除一路嫡系留着看家之外,其余七路开始向各个方向进攻、扩张,这其中有一路张楚军向赵地开进,统帅是陈胜的嫡系将领武臣,而负责具体指挥的,则是陈余、张耳两人。在上文,我们曾经提到过陈、张,这二人在战国时代原本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由于这层身份,他们俩在残存的旧贵族中有着颇高的地位。在陈胜称王之前,陈、张二人曾经向陈胜提议不要称王,而是要迎回六国王室后人,让他们复立为王,这之后待天下大定,六国王室再拥陈胜为帝。显然,这是一个企图架空陈胜的“阳谋”。最终这二人并未能如愿,而陈胜对于他们俩也有了戒心,大军开拔之时,陈胜任命陈余、张耳为校尉,归武臣节制,率军三千北上赵地。

  陈胜的本意是想把这两个居心不良的家伙支走——考虑到他们在山东残存贵族中的影响力,这也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然而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反倒让陈、张二人有了接触统兵权的机会。“校尉”这个职务类似于部门经理,看着不大,无法参与决策,却是实际事务的直接控制者。

  三千兵马看似不多,但是当时秦帝国崤山以东的六国故地已经普遍处于一种失控、半失控状态,张楚军所到之处,地方豪强往往会选择杀官献城,甚至很多地方官会主动投靠张楚军。因此,在接近关中地区之前,张楚军往往很少会遇到真正意义上的硬仗,相反会收编大批郡县兵以及豪强武装,这就像是滚雪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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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臣所率的这路人马自然也不例外,一路上“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在周文大军被章邯击败之前,武臣军团已经在赵地成势,控制了今天的河北省一带,手下兵马也从四位数扩充到了五位数。可以想象,武臣此时必然是处于自信心爆棚的状态。陈余、张耳掐准这个时间,向武臣进言道:“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将军毋失时,时闲不容息。”早已飘到了云端的武臣,自然乐得接受这个“合情合理”的建议——考虑到陈、张直接控制着军队,如果武臣不接受,后面的事情恐怕就很难看了。于是武臣便大大方方地自立为赵王,拜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显然他们刻意回避了秦以左为尊的惯例,改以右为尊),原本作为监军的邵骚为左丞相。一套国家班子由此便草草立了起来。

  消息传到陈城,陈胜气得暴跳如雷,但也毫无办法。在丞相蔡赐的劝说下,陈胜最终承认了武臣自封的这个赵王,同时又将武臣的家眷接入王宫厚待(其实就是变相软禁),之后又封张耳之子张敖为成都君。这一系列举动,说白了就是企图通过软硬两手,尽最大可能拉住武臣。一切办妥之后,陈王向赵派出使者,催促已经是赵王的武臣尽早西进,攻击秦的关中。

  陈余、张耳随即阻止了赵王武臣,他们对武臣说:“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陈王承认赵王并非出于本意,而仅仅是一个策略。假如张楚果真灭了秦,必定会回过头来收拾赵国。所以大王绝不能西进,而应该进一步向北收燕、代(赵故地),向南收河北之地,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届时,即便陈王真的胜了秦,对赵也不敢有所企图。〕武臣再次听从了陈余、张耳的进言,把陈王的使者踢了回去。至此,赵与张楚算是直接彻底撕破了脸。但是陈胜对赵也没有任何讨伐之类的行动,毕竟,少一个帮手再糟也糟不过多一个敌人。

  从后面的历史看,陈、张的建议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们躲过的并不是陈胜,而是章邯——攻到岐山附近的周文大军在遭遇到章邯的囚徒军团之后,被杀的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周文本人也在混战中被斩杀,之后章邯大军一路猛攻到陈城,陈胜最终死在了自己的车夫手中。事实证明,这种七拼八凑的“股份制”武装,面对稍稍正规一些的秦军是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假如当初武臣真的率兵西进,其结果无非是给秦军多贡献一些战功而已。

  三、韩广叛武臣,燕国复辟

  在把陈王的使者踢回去的同时,武臣派出三路赵军扩张赵的地盘:韩广北上燕故地,李良进至河北,张黡进至上党。

  很快,武臣叛陈王的戏码在他的部下身上便几乎不走样地重演了一遍。率部北上燕地的韩广,借助手中的兵马,很快就获得了当地豪强的支持,自立为燕王,由此燕国宣告复辟。对于下属的背叛,武臣与陈余、张耳并没有表现出陈胜那样的理智,而是气急败坏地率军讨伐燕地。结果没想到,赵军杀到燕地以后,赵王武臣却突发奇想,带着一小队护卫,跑到驻地附近的山中打猎,结果正好碰到燕军的小股巡逻部队,于是赵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韩广的俘虏。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出来,武臣其实并没有多少军事素养——身为统帅,在敌国领土上竟然会独自跑出来瞎溜达,这显然是缺乏常识的表现。如此一来,对于陈余、张耳对赵国的实际掌控力,也就不难有个估计。这三个人与其说是君臣,倒不如说是一种彼此合作、利用的关系。

  韩广俘虏武臣之后,随即向陈余、张耳狮子大开口——不光要赵国撤军,而且要分赵国一半的土地给燕,这样才能答应放了赵王。陈余、张耳实在没辙,只能一拨又一拨地派出使者来说服韩广。而韩广的回应也非常简单,只要不答应割地一半的条件,二话不说就砍了来使,如此一连杀了十几个赵使——整个就是一个地道的土匪做派。

  可想而知,在十几颗血淋淋的脑袋陆陆续续被送回来以后,赵营当中恐怕不会再有什么官员敢继续去韩广那里“出使”了。正当张耳、陈余快要抓狂的时候,一个“厮养卒”(应该是这二人的家兵或私人仆役之类的职务)自告奋勇,要出使燕,迎回赵王。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陈余、张耳很痛快地就把这个小卒送到了韩广那里。

  按照《史记》的记载,这名小卒并没有见到韩广本人,而是由一名将领代为接见——估计是为了方便后面直接砍脑袋。小卒问燕将:“您知道我此来的目的是什么吗?”燕将答:“接回你们赵王。”小卒又发问:“您知道陈余、张耳是何许人吗?”燕将又答:“贤人。”(这里的“贤”并非指道德,而是指有本事或有势力)小卒继续问:“那您知道陈余、张耳的目的是什么吗?”燕将回答:“自然也是为了迎回你们的大王。”“错!武臣、陈余、张耳三人轻易就拿下了赵地数十城,这三人其实都有称王之心,陈余、张耳又怎么会甘心终身做人家的臣子呢?当初陈、张没有称王,不过是因为赵地刚刚平定,不敢轻举妄动。如今赵地已经稳定,二人正打算称王自立,只是碍于赵王。如今他们俩名为救赵王,实际是想借燕王的手杀掉赵王,那么张、陈可以平分赵地,各自称王,之后必然会(以此为借口)兴兵灭燕。”

  这番说辞传到韩广那里,竟然真的说动了这个莽夫,当即命人放武臣回去。其实细细琢磨,这个小卒的话其实有真有假,倒不是完全在蒙韩广:张耳、陈余有自立之心,这显然是真的,这一点后面即将发生的事情便可验证;他们俩巴不得武臣死在韩广手里,这也是真的;当初出发时的三千张楚军到如今应该是赵军的核心力量,而这批人必然是武臣的嫡系,只要武臣还活着,陈、张二人就没法真正节制赵军,自然也就谈不上自立。之所以千篇一律地不断派使臣去韩广那里送死,其实无非是要告诉手下的将军们他们一直在努力救人,但是韩广太恶毒了。只要一直拖着,这个贪婪无脑的武夫迟早会等得不耐烦,最后杀掉武臣,届时处于权力核心的两个二号人物,自然理所应当地可以接管赵国。

  这里面小卒没说实话的地方是:假如陈、张自立,后面其实根本不可能联手攻燕,相反会与燕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稳定局面。陈余、张耳都是当时的儒家名士,仁义道德都说得头头是道,而论卖友、抢地盘,这两位对比武臣、韩广其实是不遑多让——不久之后的巨鹿之战中,陈余就结结实实地卖了一把张耳,由此导致二人反目成仇,张耳投奔刘邦,随后助韩信弄死了陈余……这些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四、李良叛武臣,章邯舍楚击赵

  武臣被放回来之后,燕赵暂时进入了彼此相安无事的“冷和”状态。但随之而来的另一场背叛,在某种程度上说则把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搅动了起来。李良此时已经推进到了常山郡(大致在今天的石家庄附近),也就是《三国演义》里赵子龙的户籍所在地。按照赵王的指令,李良部开始越过太行山兵进太原郡。

  从地图上看,李良所部的进军模式和两千多年后抗战初期的日军进攻山西的路径差不多:先占领石家庄,以此为跳板,经过井陉口(离着娘子关不远),一路西进,占领太原盆地,而后者是山西几个人口聚集区和交通畅达的地方,控制了这里,就可以控制整个三晋之地。

  不同的是,秦军的战斗意志远远不是两千多年后的国民党军能够比的,李良所率的赵军被结结实实地堵在了井陉关下。李良原本也是秦帝国的地方官员,而武臣正是他当初的下属。陈胜、吴广起事之后,武臣率先投奔了陈胜,李良则是后来才投奔,这样一来,在张楚军中,他反倒成了武臣的下属。看着昔日手下的小吏,在短短数月间竟然摇身一变成了赵王,天天在自己面前称孤道寡,同为背叛者的李良,内心深处恐怕是难以平衡的。

  和之前其他诸侯武装力量一样,由于地方豪强纷纷参与叛乱,李良部在崤山以东推进得异常顺利。然而到了井陉口关下之后,赵军的好运也就到头了,无论赵军如何攻杀,都依然被死死地钉在关下。守关的秦军将领在获知了李良的身份之后,随即假托秦二世的名义给他送去了一封策反信,信中许诺,只要李良同意反叛,秦廷可以赦免李良及其家人的罪行,并赐予高爵。正常来说,秦军的这种手段无非是一种“有枣没枣打三竿”的举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例行的举动,却在李良的头脑里撬开了一条缝隙。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彻底推倒了李良心中最后一道防线。由于井陉口关久攻不下,李良只好带着部分人马回邯郸,以期赵王可以增派兵员。在途中,李良部突然遇到一支异常华丽的车仗,看仪仗的规模,李良以为这是赵王的车仗,于是赶紧率部众,在路边齐刷刷地下马跪拜。按照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礼节,像李良这样的高级将领,即便是君王,也应亲自下车还礼答谢。

  然而没想到的是,车里坐着的是武臣的姐姐——这些乱世新贵的素养由此也可见一斑,此时这位王姐正醉醺醺地倒在车里,随便指使了一个护驾的骑士,便把李良一行人打发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这是对士阶层中人极大的侮辱,望着绝尘而去的车队,李良对赵的最后一点忠诚在怒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李良麾下的一支骑兵飞快地追了上去,将武臣的姐姐与随从尽数斩杀。与此同时,李良带领其余人马不做任何停留,直接攻入邯郸城内。混战中,赵王武臣和左丞相邵骚被杀,陈余、张耳则狼狈不堪地逃了出来,之后开始逐步收拢溃散的赵军,清点一下,依然有数万之众。

  李良的反叛,无意中给了陈余、张耳一个意外的惊喜——武臣一死,他们俩便成了赵地事实上的统治者。于是,这二人便也开始动起称王的念头。然而,两个魏人想在民风彪悍的赵地称王,显然是难以获得根基的。于是有门客进言:“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您二位是外来户,想在赵地称王那是不可能的;不妨找一个赵王室的后人扶为王,以此来获得合法性,您二位只需掌握实权)说白了,这其实就是项氏立楚怀王的翻版。

  没用多久,陈余、张耳就寻访到了赵氏后人歇,将其立为赵王,依旧是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丞相,陈、张二人至此成了赵地事实上的统治者。这之后,李良所率的追兵也追到了陈、张暂时容身的信都,陈余亲自率赵军应急,一番混战之后,原本作为追杀者的李良反倒被打败了。李良不但没杀掉陈余、张耳,反倒丢掉了邯郸,不得已,只能南下投奔章邯所率的秦军。

  而此时,章邯所率的秦军在定陶袭杀项梁之后,也正在向赵地进军。一般来说,人们多认为这一举动是章邯致命的一记昏着——没有乘胜追击,剿灭逃回彭城的楚军余部,这才导致秦军在巨鹿大战中败于项羽,也断送了秦帝国的最后一线生机。

  然而如果细想一下,我们会发现舍楚击赵其实是章邯当时无奈但也是唯一的选择。回顾战国末期的灭国大战,六国当中以灭楚之战最为曲折,耗时耗力也最大。这是因为楚地幅员广大,且数百年来依旧延续着各自为政的封建制,不存在一个一击便可定全局的中枢权力核心。王翦灭楚,一次性投入兵力六十万,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打法,耗时一年多,最终灭了楚国。这背后有秦国雄厚的国力和高效率的社会动员体制作为支撑。而如今的帝国,政治上的种种乱象已经将这些优势消磨得几乎一点不剩,在缺乏后方保障的条件下深入楚地,这其中的风险是极高的。相反,如果能以赵地做预设战场,将楚军拉出来做战略决战,秦军的赢面反倒会更大一些。

  此外,以秦国数百年的战争经验来看,赵对秦地缘地带的威胁一直要大于楚,这也是当初灭国大战时为何要先赵后楚的原因。此外,赵地一旦失控,还可能危及北地的边防安全,而此时,蒙古高原上已经出现了一头新的饿狼,匈奴的冒顿单于,鸣镝弑父的典故便出自他的身上。在冒顿的统治下,原本被蒙恬大军击溃的匈奴又重新壮大了起来,此时匈奴的疆域已经北达贝加尔湖,南抵秦长城。因此,无论从保护帝国腹地还是保卫华夏文明的角度说,尽快平定赵地叛乱便成了章邯的当务之急。

  至此,秦军的最后一次大血战,巨鹿之战即将拉开帷幕。

  五、楚营中的权谋斗争

  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之中,有这样一种角色非常有意思——托名之主,再直白一点说,就是傀儡君王。在皇(王)权时代,血统是维系政权合法性极为重要的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作为后来者,即便你已经掌握了足够资源,也少不了这样一个“名誉国君”来作为过渡。譬如上一篇中提到过的赵王歇,东汉末年的汉献帝,隋末李唐集团手中的杨侑,元末朱元璋手中的小明王韩林儿……

  这类人物在历史中不可或缺,可留下的往往不过就是一个名号,最多再加上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死因。在这个行列里,楚怀王熊心却算是比较“出彩”的一个个例。

  秦末大乱,各地旧贵族纷纷叛乱,原本在战国时代和楚王室不怎么对付的项氏贵族,却在谋士范增的建议下,开始四下寻访楚王室的后裔以立为楚王。他们寻访到的,便是当时正在给人放羊的熊心。

  熊心是楚怀王熊槐的孙子,他爷爷则是“巫山云雨”典故中的“男一号”兼“张仪欺楚”的直接受害者。身为王族成员,却没有按惯例被迁往关中居住,由此推测,熊心可能是在楚国被灭后刻意被隐藏在了民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公子所必要的学习和训练,熊心应该还是接受过的,因此你不能真把他当成一个羊倌,而正是这一点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在项梁、项羽叔侄的一手操办下,熊心继承了他爷爷的称号,依旧号楚怀王cw,项梁则自封为武信君。

  楚地起事初期,楚军其实就是项家军,所收编的秦嘉、吕臣、英布、刘邦等部武装,也全部唯武信君马首是瞻,丝毫没有如陈胜的张楚那样,被后来的加盟者稀释掉权力。在这段时期,熊心一直表现得默默无闻,老老实实地扮演好自己的傀儡角色。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8年的秋天(大约是在十月)——定陶之战中,项梁被秦军章邯部斩杀,楚军遭受重创。

  定陶一战将六国复辟运动打到了前所未有的谷底,然而对熊心而言这却未必是一件坏事。一直以来,坐在他王座下面的武信君就如同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一般,始终笼罩在自己左右——只要有些政治常识就会明白,这种傀儡国君绝难有善终一说。

  项梁一死,笼罩在熊心头上的那团阴云顿时烟消云散了。在熊心面前,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期:原本有名无实的楚王,如果操作得当便可以名至实归,能不能恢复先祖的基业暂且不说,起码可以让自己不用再夜夜担惊受怕。

  项梁死后,项羽便成了项氏集团的继承者。然而此时的项羽仅仅是项梁军中的一个部将,并无指挥全局的资历和威望,楚军各部原本集中在项梁身上的忠诚,尚不可能理所应当地转移到项羽身上,而怀王熊心起码在理论上,应该是所有楚人的效忠对象。这种群龙似无首却又似有首的状态,便是熊心面前的那个“窗口”。

  项梁死后不久,熊心便将国都从盱台(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迁往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彭城县),后者正是项羽、刘邦两部的驻地[项羽驻彭城以西,刘邦驻砀郡(砀山)],随后吕臣部也开始向彭城以东收缩。既然国君就在边上,武信君死后,自然就该有国君来主持大局。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首先熊心要让自己能够得到枪杆子。

  紧接着,熊心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步——权力多极化。这个很容易理解,政治博弈当中,必然是资源少的一方主张多元化,多的一方愿意一元化。就好比现在,中、欧、俄都强调国际格局多极化,为的就是稀释美国的霸权。具体操作上,熊心先将项羽、吕臣两部的指挥权收归自己,然后加以整编——其实就是互相“掺沙子”,作为“补偿”,又不咸不淡地给了项羽一个“鲁公”的封号。与此同时,怀王封刘邦为武安侯,其所部则维持原样,除了最早的沛丰子弟兵外,之前项梁临时调拨给刘邦的项家军也一并归于刘邦麾下。

  这一举动初看上去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在一般人看来,项氏根正苗红,是楚国的“嫡系”,又一手促成了楚的复国,相反刘邦仅仅是个来路不正的外来户而已,可怀王却偏偏薄己厚人。原因无他,项氏才是怀王头上挥之不去的阴云,扶持资源和威望都比较弱的刘邦,显然更有利于实现权力多极化。这样一来,原本作为项氏手中傀儡的怀王,就有机会让几方势力都有求于自己。

  紧随其后的便是怀王的第三步棋——将宋义这个毫无统兵经验的文官拜为上将军,由他来节制项羽和范增,指挥整编后的王室直属武装(也就是混编后的项家军和吕臣军)。怀王显然不指望宋义能有多高的军事才能,他最大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制衡、抵消项羽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文官掌兵,即可以对军事主官形成制衡(说难听了是掣肘),又由于自身弱势,对君王相对来说会更加依赖——这和后世宋太祖赵匡胤的建军思路,倒是异曲同工。

  六、一力抵十巧——项羽杀将夺权

  这之后,便是第四步也是最致命的一步棋:分兵两路攻秦。此时,章邯大军以及王离所率的秦九原边军已经开赴赵地,经过一番例行的厮杀,张耳和赵王歇被秦军围困在了巨鹿城中,而陈余则选择作壁上观。无奈之下,赵国只能向其他复辟的诸侯国求救。再往后,就和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楚军兵分两路,王室本部兵马以宋义为主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拉着魏、燕、齐等诸侯军一道北上,与秦展开战略决战cx,刘邦所属的砀郡兵马则直击关中。在发兵之前,怀王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

  其实细一琢磨,我们会发现这个约定打一开始就不对劲:刘、项压根儿就不在一个起跑线。刘邦的难度最多算一般,而项羽的难度则是地狱模式:经过定陶一战,楚军最精锐的部分基本已随着项梁一并被秦军消灭,北上的楚军七拼八凑总兵力不过五万至七万余人,这其中以江东子弟为核心的精锐力量,至多不会超过两三万,另有十几万战斗力更差的诸侯军;而他们面对的是此前在中原横冲直撞的章邯的二十万囚徒军,这支军队虽然在之前的战斗中有所折损,即便没有足够的补充,十几万总还是有的。更要命的是,王离所率九原边军也已抵达赵地,这支秦军的数量应该在十万上下,而且与临时征调的囚徒大军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的正规军,战斗力要更胜一筹。

  这种局面下,项氏军团乃至项羽本人的前景都将是异常凶险的——即便不死在秦军手里,届时损失惨重,没了老本儿,问你个丧师之罪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假若真的如此,怀王便有了实至名归的可能。至于刘邦所部,放在外面终归比放在身边要叫人放心,这支农民军打没了,怀王未必会心疼,如果真打下了关中,那么对怀王来说便是一个额外的惊喜,左右都不是坏事。

  这番算计下,怀王最好的结果很可能是保住了性命并守着一份不大的家业偏安于江淮一带。你或许会说他是以私废公,但项氏要的,也不过是自己的基业,都是贵族复辟要重新“私天下”,谁又能比谁更“公”呢?

  然而对比理想,现实总是很“骨感”的。任你熊心如何琢磨权谋,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现实:你或许有“术”,但“势”终归在项氏手中。项家的嫡系亲兵自不用说,即使其他将领,对项氏的忌惮也不是靠几句话就能消弭的。

  面对怀王这一系列“花活儿”,项羽竟然一声不吭地隐忍了下来——考虑到他后来的所作所为,这一次很可能是得益于范增的劝谏。一直到出兵北上,宋义竟然在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停留了46天,而项羽在感觉到火候差不多了以后,他把当初在会稽起事的模式重演了一遍——直接闯进军帐,一剑切下了宋义的脑袋,然后向怀王通报,宋义企图“谋反”……至此项羽便重新收回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关于这一段,《史记》中有一番非常生动的描写,不过在笔者看来,如果在历史细节上写得过于生动,给你带来了极强的“临场感”,那么其真实性反倒是值得怀疑的——事发时谁也不可能随身带个记录员吧?那么如此细致的描写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细节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任何看似绝妙的奇谋妙算,在“势”面前,往往都不堪一击。你觉得自己是在下棋,殊不知人家一柄重锤砸下来,连你带“棋盘”瞬间便会变成一堆拼都拼不回去的碎片。

  七、一场政治主导的“非典型性”决战

  一直以来,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这样一个“谜案”:为什么昔日那支横扫六国、北逐匈奴的黑色无敌军团,在短短13年后,会轻易地败于复辟的贵族武装?在帝国半壁疆土陷入混乱的状态下,章邯所临时组建的囚徒军团在函谷关以东地区依旧一路斩杀了周文、田臧、陈胜、项梁、魏咎等一系列叛乱武装,面对贵族武装,秦军毫无悬念地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对比当初六大战国的正规军,这些七拼八凑的贵族武装,战斗力只可能更差。

  在我看来,史书中的巨鹿之战总给人一种看漫威动画的感觉。按照《史记》中给人们的印象,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公元前208年十月,楚军抵达巨鹿,项羽破釜沉舟,渡过漳水,然后数万楚军在老大的精神感召下瞬间气势如虹,在十几万诸侯军的围观下,摧枯拉朽般地击溃了当时最精锐的10万秦九原边军,俘虏王离,斩杀苏角,迫使涉涧引火自焚。之后这支“绿巨人”一般的楚军伙同出工不出力的诸侯军,一起在大平原上将章邯20万大军困住,九战九胜,次年九月迫使章邯投降。再然后,杀的不尽兴的项羽,又将20万成建制的秦军降卒在新安(今河南省洛阳市西部)悉数坑杀……

  在我这样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看来,相对于“离骚”式的文学描写,技术性常识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这里先加一句题外话:在2000多年以前,参与巨鹿之战的秦九原边军,其实很可能只占到其总兵力的1/3。秦在九原郡驻扎有30万帝国最为精锐的军队,在整个灭国大战期间,这支军队连同他们的统帅蒙恬,都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驻地。这支军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防御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秦一统天下之后,九原边军主动出击,一战将匈奴向北逐出700多里,其战果堪比后世汉武帝持续20年的汉匈战争,其战斗力可见一斑。而在帝国已经到了存亡边缘的时候,九原秦军依旧选择了让大部分兵力继续坚守北境:宁亡秦,不伤华夏。2000多年以来,能有如此担当和胸怀的军队,在此之后可谓是凤毛麟角,而放纵乃至利用异族者却不胜枚举,每每看来,既让人热血沸腾,又让人唏嘘不已。

  从军事常识上说,仅仅靠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无法抵消数量和质量上如此巨大的差距的。在冷兵器时代,即便一个人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保持高度亢奋,持续地拼杀也只能持续半个多小时,再往后,人的体力将明显下降(当时打仗士兵是需要轮流休息的),如果两方数量差得太多,光靠勇气是难以抗衡的。不久之后,韩信在井陉口也打了一场背水之战,但那与其说是利用心理,倒不如说是利用地形——韩信利用井陉口的山谷地形,使得赵军难以展开,从而抵消了对方的数量优势,而背水列阵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使对方无法从背后偷袭自己,这样一来韩信就无须留预备队了。而巨鹿战场则完全不同,这里属于华北平原腹地,不要说山川谷地,连丘陵都极难找到。想想就能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大兵团作战,想要搞以少胜多几乎是不可能cy。

  此外,《史记》关于巨鹿之战的记载中,司马迁屡屡使用“败”“大破”这样的词汇,却偏偏从头到尾没有提及过半个关于战果的数字,与《史记》对其他战役的记载对比,这一篇的可信度便要打一个折扣。而且从时间上来说,王离兵败,其实是在“破釜沉舟”一个多月以后的事,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并没有记载。而关于项羽九胜章邯的记载,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章邯和项羽最初是隔着漳水对峙,而从头至尾,项羽军团基本都是待在漳水南岸,并没挪过地方,而秦军与楚军的激战也是在南岸,也就是说是秦军主动渡过河来打的,这同样让人搞不懂……

  总之,这个看似让人热血澎湃的战争记载,细琢磨之下会发现不少说不通的地方。靠有限的文字,我们已经很难再重新复盘当时的战况。但可以推测,巨鹿之战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有戏剧性。

  仅从过往的经验来说,一支军队如果此前连战连胜,却突然在一场自己占有优势的战略决战中宣告战败,那么最可能的原因往往存在于战场之外——政治。

  在战役打响之前,章邯、王离等将领看到的是,秦七代君王100多年的努力成果,被胡亥和赵高在3年之内便败的干干净净。在巨鹿之战打响之前的公元前208年夏,左丞相李斯被胡亥下令处死,在此前不久,右丞相冯去疾与大将军冯劫双双死在了狱中。在当时,李斯是秦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行的最后一点希望,而冯去疾和冯劫则在朝堂上代表着军方的利益。这三人的死差不多断绝了前线的将军们对咸阳的最后一点希望。

  而王离所率的九原秦军,此时对待咸阳的态度恐怕比之章邯要更冷淡。秦自商鞅变法后,虽然打破了贵族世袭罔替的模式,但基于尚武的文化传统,秦军依旧保持着很深的家族传承传统(代代立功,自然代代授爵,代代掌兵),蒙氏(蒙骜、蒙武、蒙恬三代人)和王氏(王翦、王贲、王离三代人)便是秦军中最重要的两个家族,且蒙、王两家一直是相互支持。九原边军的主帅为蒙恬。副帅为王离。

  始皇帝驾崩后,胡亥、赵高、李斯3人发动了政变,矫诏逼死了当时在九原郡的扶苏和蒙恬。参照后来胡亥所发动的大清洗,军队中的蒙、王两氏恐怕都受到了连带的冲击。九原军北拒匈奴,是忠于华夏。然而对于咸阳,自王离往下,其情感恐怕就要复杂得多了。与驻扎在百越地区的赵佗部类似,在秦末,这两支秦军恐怕更像是文明而非政权的守卫者。

  巨鹿之战打响之前,李斯、冯去疾和冯劫的死讯应该已经传到了前线,或许士兵们还不知道,但将军们早已心知肚明。以“道”而论,此时的秦廷除了名称和血统之外,与自孝公以来的那个大秦帝国事实上已经再无关系;以“势”而论,秦军赖以为根基的社会动员机制与军功授爵的激赏机制,此时都已名存实亡,继续打下去,秦廷根本无法兑现之前给士兵的承诺。

  在秦军与楚军对峙期间,章邯曾派长史司马欣回咸阳(一说为述职,一说为求援)。司马欣到了咸阳后,在皇宫外被整整晾了3天,转而去见已经是丞相的赵高,依旧没有受到接见。种种异常让司马欣感觉到了阵阵不安,于是不再等待,起身返回前线。在出发前司马欣多了一个心眼,没有顺原路走,而是一面走小路一面暗中观察,果然发现了赵高派去的杀手沿大路追了过去。在李斯被处死以后,赵高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以秦王室为“投名状”,换取自己能够在关中称王,这才有了后面弑君的举动。在这种局面下,正在赵地作战的秦军才是赵高最大的威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章邯等人对咸阳的忠诚此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时候,唯一需要负责的,除了自己,也就只剩下手下的士兵和自己的家人了。或许,巨鹿战场的秦军最终是以主动投降甚至倒戈,完成了自己的谢幕。

  公元前207年九月的“殷墟会盟”或许可以佐证这一点。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此处用的是“会盟”而非“受降”。考虑到项梁与项羽之间情同父子,章邯与项羽之间无异于有杀父之仇。假如真的如《史记》中写的那样,秦军被楚军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么项羽又怎么会开出如此慷慨的条件:不但章邯没有性命之忧,秦军还依旧维持原来的建制,依旧由章邯指挥。不止如此,章邯、司马欣、董翳在后来的分封中,都被封了王cz,其地位和权力并不比(崤)山东的复辟贵族低,相对应的,项楚阵营当中,除了项羽本人之外,只有英布受封为九江王。

  考虑到项羽之前动辄屠城的劣迹,再看看他将秦王室成员悉数杀尽,纵兵在关中烧杀劫掠,这个人绝非心胸宽广之辈。即便是不吝封赏的刘邦,也从未搞出过出手如此阔绰的“城下之盟”。相反,假如是秦军在对咸阳彻底绝望之后,主动提出投降,那么这一切反倒更容易说得通。

  至于后来的“新安杀降”事件,其实史学界对其真实性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仅从操作性上来说,楚军面对的不是以前屠城时的平民,而是一支成建制且数量还多于自己的军队,即便人家已经放下武器,这个任务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而从动机上来说,这支正规化且作战经验丰富的秦军,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谁掌握了他们,谁就足可以改变天下纷争的大格局,项羽再傻,也不至于和自己过不去。再考虑后面的历史,这支秦军是章邯等人最大的本钱,如果真被项羽悉数坑杀,那么后面这3人又凭什么能够被封王呢?或者说,既然连20万降卒都杀了,项羽又何必留着章邯这个仇人呢?

  细节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巨鹿战场上的两支秦军,是秦帝国最后的希望。随着巨鹿之战的结束,秦帝国的谢幕,也就毫无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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