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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2)

发布时间:2020-01-12 22:44:3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统统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1328年)生人,上头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娘四十二,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栽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鸡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了。
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净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裹了身子。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肉饭,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看,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一个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张被,冷了自己盖被,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每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每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
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们。那些大户们,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作,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子,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求他让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给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们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儿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们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子,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做“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草木子》卷四)。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朱先生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朱先生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他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事实上,当初他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他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他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他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起义。
朱先生性格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他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1344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笔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5)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相互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十二日,大哥的长子去世;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前死去,却丝毫也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了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们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每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每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每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他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点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他眼里,整个世界和他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他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他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即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挫折、诽谤、羞辱他人。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他即位后,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生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污辱他人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的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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