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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3)

2020-01-12 22:58:42 来源:亮剑军事网

  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
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将大大增强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旧日的荣光。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没有立刻表态。对于皇帝亲政五年以来的表现,太后是基本满意的。皇帝恪守成例,处理政事很有条理,越来越让人放心。退休以来,安逸的生活让太后的政治热情有所消磨。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来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执政这么多年,她居然从来没有好好给自己过一个整生日。如今她终于可以放手国事,一门心思给自己找找乐子了。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1874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它们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建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占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已亲政五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问题就出在他那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决非共处同一时代。”(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如果说光绪时代,中华帝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几百年的时差,那么紫禁城内外,同样存在几十年的时差。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三十一年之后,虽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经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的时候中国已经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却完全是传统的。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还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描绘这种感受说:“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这个文静瘦弱的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异常炽烈。蒙不久,师傅翁同龢就经常和他谈起鸦片战争,谈起圆明园如何被毁,谈起咸丰皇帝的北狩。每当此时,翁师傅都会激动得面色潮红,鼻孔翕张,热泪盈眶。翁师傅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翁师傅说,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而在中国人心不古,大义沦亡,没有人肯血战到底。其实那些西洋小国,全加起来,也不如半个中国大。中国人每个人吐口吐沫,也足以把他们淹死。
每听到这里,小光绪就忍不住和师傅一起愤怒叹息。从很小时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亲政之后,一定要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在日本引诱中国走向战场的时候,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认真了解对手,而是听任年轻冲动的血液控制自己的大脑,仓促做下了冲上去的决定。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抑郁一扫而光。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亲政以来,他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特别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一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皇帝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拔去三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于胜利”,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军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主张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人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没有兴趣在大脑中预演几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也同样如此。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极为不满,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经过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但是却屡屡瞎指挥。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电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上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们“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惟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被恢复名誉。(陈诗《丁汝昌传》)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翻阅他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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