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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溥杰的异国婚恋(2)

2020-01-14 23:40:10 来源:亮剑军事网

  溥杰长期得不到妻子的音信,则揣摩不安,十分困惑。夫妻双方的思念之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有增无减。
1955年春,夫妻二人终于取得了联系。溥杰收到了一封来自东京的信,打开一看,信封里装有妻子和两个女儿的三封信。溥杰惊呆了,他高兴极了。从此,夫妻两人开始了不断的书信来往。在这些来往的书信中,嵯峨浩对溥杰说了一句最激动人心的话是:“我等你一辈子!”溥杰读后,流下了眼泪。
这句话是嵯峨浩对溥杰1951年的来信,明确的,发自内心的答复。
五年之后,于1961年11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特赦令。溥杰获释。
12月7日溥杰由抚顺抵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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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新觉罗在北京的家人为溥杰洗尘,在餐馆欢聚的时候,溥杰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日夜想念的、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儿。
溥杰每当想起妻子,总觉得自己有愧于她,对她苦苦等他16载的恩情无法回报。他渴望早日和妻女团聚。但是,他万没想到,他的胞兄溥仪极不赞成他们夫妻团聚。
当溥杰对溥仪讲到嵯峨浩在等他的情况时,溥仪竟然板起面孔,要溥杰和日本妻子断绝关系,还提出了三条理由:一、嵯峨浩是日本侯爵的女儿,是个贵族,是帝国主义分子,你应该与她划清界线;二、她如果来到中国,从思想上你怎么帮助她。你也帮助不了她进步,因为你性格柔弱,难以开展批评……三、嵯峨浩到中国来,她在日本的家人会常来信打听中国的情况,如果你常回信讲讲,日久天长,岂不成了特务?!
溥杰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想到溥仪的想法和他的想法相差得如此遥远,似乎有些难以沟通。
如果从前,溥杰和胞兄发生分歧,他一贯的做法是,收回自己的意见,迁就胞兄的意见,甚至个人有所委屈,也不反对溥仪的意见。而今,在与嵯峨浩团聚的问题上,溥杰不想再违心地同意胞兄的意见。虽然,溥杰没立即顶撞胞兄,但他已经一反常态,流露出不同意胞兄的分析和意见。
溥杰再三思考,始终认为胞兄要他和嵯峨浩断绝关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其一,嵯峨浩虽然出身皇家贵族,但不能以此认定,她是不可救药的。毛泽东说,有成分论,但不能唯成分论。况且,嵯峨浩一直把中国看成是她终生的婆家,硬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实在不公平;其二,嵯峨浩是个通情达理的人,16年的艰苦考验,都动摇不了她对丈夫的真情。难道在一些问题认识上,她还会抗拒丈夫的帮助吗?连我们长期与共产党对抗的皇家兄弟,都已经改造成与旧思想决裂的新人,浩为什么就不能呢?其三,60年代还怀疑嵯峨浩会成为爱新觉罗家庭中的特务,更是毫无道理的。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阴谋圈套,都对嵯峨浩没起到任何作用。和溥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嵯峨浩不仅从没参加任何不利中国的罪恶活动,反而还一再表示,对日本军方的一些作法不满。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怀疑她呢?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脚正不怕鞋歪,谁愿意怀疑我们是特务,就让谁见鬼去吧。
回北京的两天之后,12月9日,溥杰突然接到由中国国务院转来的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惊喜若狂,原来是嵯峨浩从日本拍来的简短电报,祝贺他被特赦。
嵯峨浩在日本不知溥杰回北京住在何处,便大着胆子请中国国务院代转这封电报。
又隔了四天,溥杰收到妻子的来信。妻子在信中表达了十多年不变的眷恋之情,并倾述了等待与丈夫团聚的急切心情。溥杰哭了。
紧接着,溥杰又接到了妻子的第二封来信,信中再次表达了渴望回到中国,实现全家团圆的衷心要求。溥杰再次哭了。
怎么办?
夫妻分居两国,彼此强烈期望团聚。
团聚不成的干扰,无非是来自溥仪的一些猜疑。这些猜疑虽然没有多少道理,但对溥杰说来,还不便完全置之不理。
应该怎么办?
溥杰想到先向组织上写一个报告,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希望组织上帮助解决妻子回中国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写道:
“现在我对于她的打算是,我在事事依靠组织的基础上,尽我的全力,争取一定把她改造好。我们二人在新的夫妻关系上,教她也为祖国尽一份力量,帮助我一同在后半生中来赎罪。这是我惟一的愿望。
“但是她在回国之后,如果坚决不改造思想,而和我绝对不采取同样步调时,我也只有决心随她的便。她回她的日本。我做我的新中国人!”
中央几个领导人看到溥杰的报告,都认为应该允许嵯峨浩来北京和家人团聚。于是,中央派专人告知溥仪和溥杰,告称:时代在变化,任何人通过改造,都会提高觉悟,跟上形势。并强调指出:“如果说嵯峨浩曾受过日本人的操纵,那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了。你们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最后,来人还特意对溥杰说:“过去和日本人结婚的不是你一个人,东北约有四千日本女人和中国人结婚。你应该给嵯峨浩回信,告诉她,你已经得到初步改造,已经是平民了……可以说,政府已同意她回来。她回来能不能过得惯,让她自己考虑。让她也是以一个平民的立场,来华做一个平民溥杰的妻子。”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溥仪对嵯峨浩来华一事,不再坚持己见,也欢迎她早日来华。
最后,爱新觉罗一家人怀着极为喜悦的心情,以溥仪、三妹、五妹夫妇名义,用流畅的日文,给嵯峨浩写了一封邀请信,请她携女儿回家。
在此期间,溥杰借廖承志赴日机会,给嵯峨浩带去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最后,溥杰写了这么一句话:“不多写了,只盼望你早日和我一起过上幸福愉快的后半生的生活……”这句话使嵯峨浩很为之感动,两行泪水流淌在绯红的面颊上。就在她朦朦胧胧沉醉于幸福的追忆中的时候,家人给她送来了爱新觉罗全家人给她寄来的邀请信,请她回家。
这封邀请信反映了婆家上上下下的心声。嵯峨浩被这一件件难以预料的喜事所感动,她激动地哭了起来。
约在4月底,溥杰接到嵯峨浩将携女回国的回信,很高兴。他不辞劳苦,竟然提前半个月,就乘火车去迎接她们。
溥杰和嵯峨浩一见面,就不顾一切地依偎在一起。陪同嵯峨浩来华的女儿生、母亲嵯峨尚子和妹妹町田干子都被这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场面,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溥杰回顾这段往事之后,对我说:
“嵯峨浩回北京的路上,对我讲了几句感人肺腑的话,她说,‘在回中国之前,有不少日本人劝她不要回来。甚至有人说,至少等中国灾荒过去后再回来也不算晚。她回答说:等到灾荒克服之后,再回去坐享其成,那还能算是中国人吗?!她还说:我们国家(指中国)虽然还比较不发达,但她自始至终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她还说:她在和我结婚的那天起,她就决心陪我一辈子,至死不变。这些话,我终身难忘。”
接着溥杰又补充说:“想起这些话,再看看她二十多年来那种毫无怨言的实际行动,我真的感到有愧。我对不起她。”
溥杰还谈了他小女儿生回国的事,他说:“小女儿生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习惯,便坚持要回日本。这件事,我作为她的父亲,曾坚决反对过。我知道,她是不愿跟父母在中国过苦日子,是不愿放弃东京的优越生活。对此,我批评过她。我还向她发了火。她不管我怎么反对,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她还是走了。这件事,我也拿她没有办法。
“小女儿回东京一事,在精神上,对我的打击很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剩下这个小女儿也离我而去。我失去了天伦之乐。
“小女儿回日本之后,只剩下我和浩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和浩以我们自己仅有的微薄力量热心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祖国建设和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添砖加瓦。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们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固然受到了某些惊吓,但也受到了锻炼,受到了考验。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较为清苦的日子。但我们没有什么怨言。我们夫妻之间,从没有为些家庭琐事而红过脸。可以说,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平稳的、没有起伏的美满幸福。但万万没想到,正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年月里,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对此,我十分不安。”
当时我对溥杰的幸福晚年表示祝贺,对夫人生病表示同情和慰问,溥杰补充说:
“每当想起,由于我的罪过,使我们夫妻出现悲欢离合,我就深感内疚。每当想起,浩作为妻子,对我这样好,为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就深感有愧。我欠她的太多了,而我对她爱护也不够。现在后悔也晚了。”
嵯峨浩入院之后,溥杰对妻子关怀备至。每天晚上,溥杰都去医院陪她,给她喂水、喂饭。夜里,为了观察她的病情,溥杰就在她病床旁边,支起一个折叠床,陪她过夜。
我忙问:“今天,你怎么没有去医院?”
“今天白天,浩的妹妹在医院陪她,晚上我去接班。”
我听后,觉得不该前来打扰,便脱口而出说:“我不该这样来打扰你,很对不起。你所谈到的一些往事,我很爱听,只是占用了你的时间。对你夫人生病,我只能为你着急,但帮不上什么忙。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请尽管说,我会全力去办。现在我能做到的,只能是给你节省一些时间,让你也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去医院。等夫人出院之后,我们再聊。”
“不!我们有几十年前相遇、相识的缘分,现在碰在一起,又能共同回顾一些往事,很有意义。对我说来,也有需要。我很想写一本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留给后人。能不能做到,我还没有把握,至少现在不行。我现在还无法平静下来,专下心来写东西。以后再说吧!……”
溥杰接着说:“你要走,我不留你。但请你下周三再来我家一次。我们再深聊聊。今天你听我谈了,下次听你谈。我们的话题是共同追忆一些五十年代的往事。我很感兴趣。”
“好!下周三上午我再来。”
就这样,我离开了溥杰的家。
西皇城根2号是一个十分显眼的大宅门。门前有解放军守卫,大院内的主楼也有解放军岗哨。就从这警备森严的架势上看,谁也猜不出大门里面是个什么衙门。其实,这个大宅门只不过是全国人大的一个招待所。自从六届全国人大把新成立的四个职能委员会设在这个大院之后,这大宅院就变成了全国人大各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说实在话,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休会期间,除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外,没有几个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入这个大宅门。
这天星期三,我照例匆匆忙忙走进这个大宅院,准备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办完,想尽快应邀去溥杰家访问。
出发前,为表示对溥杰的尊重,我先给他打了个电话。溥杰在电话里说话和往常一样,很客气地对我说:“今天天气好,很适合访友聊天。西皇城根离我家不远,快来吧,我在家等你。”
护国寺离西皇城根2号不远,几步路就走到了。当我走进溥家大门时,溥老已走出正屋门来迎我。我们相见,免不了寒暄了一番。
看上去,溥杰这天情绪很好,显得比往常精神了许多。我忙问:“夫人的情况如何?”
“这两天颇有好转。浩劝我回来休息。
“我昨夜休息得好。今天天气又好,感觉很不错。我很早就起床,出来活动活动,浇浇花,现在正等着你来。”
“我今天不能多打扰你,希望你在这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大好时光里,早去医院,多陪陪夫人。”
“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很愿意跟你多聊聊。”
溥杰边说边为我泡茶,又拿出了浩的妹妹从日本带来的巧克力招待我。
我们正准备开始闲聊的时候,从左边屋里走出一位身穿制服的日本女人,她很有礼貌地用日文和我打招呼。我立刻站起来还礼。我正想问,溥杰在旁介绍说:“这是浩的妹妹。她特意从东京来探望她姐姐。”
这时,浩的妹妹向我又是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我也向她鞠了一躬,并说,“很荣幸和你相识。”然后,浩的妹妹又略有歉意地说,她要去北京医院看姐姐,失陪了。
看到这种情形,我突然感到有些不安。一是溥杰夫人生病,住在医院;二是他家又有远方来的客人需要照顾;三是溥杰已经年过古稀,不应该这样前来打扰。因此,我怀疑,溥杰对我今天的前来,是否有些勉为其难,却又不好意思讲出自己的难处。我想到这里,有些后悔,觉得此时来访溥杰,有些不近人情,应该另选时间再来。
我刚要说出自己的心思时,聪明的溥杰已发现我有些发窘,便立即说:“今天,我们去医院的任务,已有分工,浩的妹妹白天去,晚上我去。这样分工,倒不是为了你来,而是我也想抓时间休息一下。同时,我也很想找机会和你,以及和有关人士聊聊50年前的事。这也是我的需要。因此,你大可不必感到来得唐突,以为来得不是时候。同时,今天约你来,也想送你一张我写的字,留作纪念。”
说着,溥杰到书房里拿出来已经写好的字画,双手递给我。我赶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字画。
这字画是专为我写的,充分显示了溥杰的诚意。我有些受宠若惊。我一面打开字画看,一面连声道谢。
溥杰是大清王朝末代八千岁,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写的字,也遍及全国。他写的字,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人们都称他是位著名的书法家。许多商号门匾,都是求他写的。
人们都知道溥杰写字写得好,而他自己却很谦虚,从不张扬。他不为名,不为利,给别人写字,分文不取,而且还有求必应。据1985年这一年的统计,向他求字的人,多达280多人,用的宣纸至少有800张。
溥杰每天的活动日程,都安排得很紧张。他除了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和有关参政、议政等工作外,他还要抽出足够的时间,为写好自己的后半生一书搜集资料,还要占用大部分时间、风雨无阻地去医院陪夫人。这些固定的日常活动他必须照办外,还要应付四面八方人士的求字和一些热心朋友的来访等。因此,他的休息时间很少很少。
这位才华出众、书法奇特的老人,在不停地忙碌当中,竟然抽时间,主动为我写了这幅字画。我很感动。
这幅字画是抄写唐代张藉的一首诗,我看完这首诗后,溥杰对我说,他喜欢这首唐诗。诗的含意,多是为了吉祥。我接着就赞赏说:“溥老的字风格独特,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每个字都是一张画,画中主体的姿态,既严谨,又渗透着某些潇洒、宽松和美感。所写的这首诗,也正反映出溥老一代老人的心愿,嘱人不要动不动就张牙舞爪,不要损人利己,不要不可一世,处处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社会的利益。如果人人都能为此善良,如此有良知,天下必将太平,世界必将美好。”
溥杰笑着说:“说得好,古人的诗句需要后人深入学习、研究和领悟。这首唐诗,我很欣赏,其中的含意,对我影响不小。如此,我才选定这首诗,写好送给你,留作纪念。”
“我也欣赏这首诗,更欣赏你写的这笔字”,接着我又说,“我将把这幅字裱糊起来,挂在我家客厅里,让我的朋友,都能仔细地欣赏溥老的字。同时,正如你所写的,这幅字可作我们的纪念品。每当我看到这幅字画,自然会想起我们今天在你家的谈话。”
溥杰一边听我说话,一边将这幅字画叠好、包好,又递给了我。
接着,溥杰便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些往事,他说:“咱们接着上次的话题谈吧。上次说到,怎样对待历史,怎样才算对历史负责?这个问题,我们的共同立场是,无论是看历史、读历史,还是写历史,只要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去观察、去写作,就算是对历史负责。这一点很重要。
“目前,社会上刮起了一阵‘皇帝’风,或叫‘皇帝’热,出现了不少以皇上、太后、公主、皇宫、太监为题材的、属于历史性质的宣传物,花样繁多,来势很猛。这股风在电影、电视剧、报刊、杂志、小说等宣传阵地中,都受到不少波及。这股风在广大听众、观众以及在广大读者中间的影响很大。遗憾的是,也是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作品都是编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坦率地说,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应该从实际出发,切不可推论和编造。因此,我们应该呼吁,任何人都可以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历史。这不是坏事,应该提倡,但要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实际。
“我以前是封建王室的重要成员,是皇族,但我也是一个经过思想改造的新中国公民。我自己既不会为皇室护短,但也不想对歪曲历史的现象,置若罔闻。
“如果有人大力批判封建王朝,我举起双手赞成。不破不立嘛!只有这样,也才可以大张旗鼓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如果有人大力披露社会上的污泥浊水,我也赞成。打扫房子嘛!只有这样,也才可以毫无干扰地执行中央精神,才可以推动社会大步前进。
“然而,目前,有人写某一段历史,热忱很高,但写出的东西,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阶段的真实面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事实地介绍其真实的一面。他们所写的东西中,要么是道听途说的,人云亦云;要么是胡编乱造,迎合低级趣味。我为什么敢这样大胆地说他们呢?因为他们所写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亲自经历过的历史,或者说,我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至少也可以说,我自己知道这段历史。使我为难的是,我怎么面对这些不实之词呢?我又怎么可以出面指手画脚地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呢?况且,我也是一个不愿多事的人。于是,我只能自己干着急。
“最近,有人把自己写的稿件,送我审阅。凡送我审阅的稿件,不论是谁写的,我都不推卸责任。我都认真地阅读、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尽量做到客观真实、实事求是。”
我对溥杰这种诚挚待人的态度深为钦佩。我插嘴说了这么一句:“你是一位热心于民众事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难能可贵。
“我有一个想法:你既有渊博的知识,又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因此我很赞成你的设想,你应该抽时间,把自己的经历一点一滴地都写成文字,留给读者,留给后人。”
“不敢当,我做得很不够。我也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写出一本书,略尽新中国一个公民的一点义务。”
溥杰的想法好,动机也好,相信他写出的书,一定会很有内容,很值得看。我忙说:“你的想法很好,希望能早日看到你的书。你的书将是对社会、对人民的一大贡献,也将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
溥杰思索了一阵后,对我说:
“愿望都是很理想的,但具体实现这一愿望,就会出现许多干扰。有些干扰,也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想排除这些干扰,实在也是勉为其难。
“这些干扰,一、是力不从心,时间不够;二、是社会上一些有关宫廷的不实之词,越来越多,越来越玄,纠不胜纠,却又不便泼冷水。
“近来,社会上找我审稿的,或者是找我参加座谈的,日益见多。这些事,我不便推辞,有求必应。正如上面我所说的,对一些失真的作品,我不能掉以轻心、走马看花式地糊弄过去了事。特别是找上门来的作品,我不能不给以认真地阅改。这就需要花很多时间。
“我没想到,这几年,描写宫廷内部生活的电影、电视、小说、剧本越来越多。有的作品不错,有的作品不行。有的作者来找我,要我审稿的,我就花时间给他们看稿子、提意见。有人要我为书作序、题字的,我也不能草草写上几个字就了事,也要花时间,看内容、提意见。这些事就占了我不少的时间。当然,只要作品不错,我提了意见,对人家有好处,我也不怕费时间。但是,有的作品文字蹩脚,内容荒诞,看上一遍,不想再看,实在令人恼火。譬如有的作者迎合低级趣味,虚讲了不少荒诞离奇的情节,编了不少莫须有的宫廷爱情故事。还有的作者,名义上是写历史,而实际内容却又没有调查、没有研究,专门独撰一些什么宫廷轶闻、宫廷艳史等等,大都是胡说八道。
“我认为,写小说,作者有很大的自由性,既可以虚构也可以编故事,只是不应该虚构低级趣味的东西毒害人;写历史,作者就要对历史负责,不能瞎吹瞎擂,必须做到事实准确,有根有据。
“如果要我对目前出现的一些有关宫廷的不实之词,都提出指正意见的话。我只能很抱歉地表示,我真的有些无能为力。我现在既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多时间。况且,我真的这样做起来,也容易引起误解。”
溥杰接着对我说:“历史有些东西需要继承。会继承,才会有发展。但要弄清需要继承什么?什么东西需要继承。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轻信,也不能迷信。
“我和很多人说过,千万不要以为宫廷里的东西,都是先进的、上等的、高不可攀的,都是老百姓所追求的。这是一个误会。
“目前,市场上,推出了不少以宫廷用过的东西为招牌,叫买叫卖;甚至以宫廷为名牌的商品,招揽顾客。
“其实,宫廷里有没有这种东西,谁也弄不清,当今的商家弄不清,顾客也弄不清。
“有的日用商品,为了市场上的需要,只要标上“皇宫里常用的”标签,不仅可以抬高该日用品的价格,而且还能变成抢手货。其实,我在宫廷里从没见过这种日用商品。
“譬如,我们随便走在大饭店、大餐厅的门前,就会看到在门前张贴有这样的广告:‘本店增添特设正宗宫廷菜、宫廷酒’,以此招徕八方来客。有的大饭店还请我去品尝所谓宫廷菜,其实我和溥仪在宫里的时候,就根本没吃过,也没见过这种菜肴。这种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让人哭笑不得。而上当受骗的人,多是那些盲目追求高档、讲排场、讲档次的‘高雅人士’。
“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在大清王朝时期,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科技水平,宫廷里的用品、膳食,比老百姓要好得多,但远不如当今80年代老百姓的用品和膳食。然而,现如今的商店里所卖的化妆品,只要标上‘宫廷化妆品’,就很容易销售。因为人们在电视里看到宫廷里的穿戴、装束和用品都是一流的,一见有‘宫廷化妆品’就去抢购。其实,宫廷里根本就没有这类高档化妆品。当时,宫里的女人能用上鹅油胰子(肥皂)和蛤蜊油(润肤油),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今天再把这种又粗又涩的鹅油胰子和蛤蜊油拿到大商店去卖,估计谁也不会去看它一眼、去摸它一下。”
“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例很多很多。前不久北京新开了一家宫廷菜馆。这家菜馆广告做得好,曾一度轰动全城。
“该菜馆也真的是名不虚传。菜馆的里外装饰到烹调的菜肴,都是一流的,都很值得光顾一番。菜馆的门脸醒目壮观,室内装修讲究,气魄雄伟。桌椅都用黄布包裹起来,所用的碟碗也都刻有‘万寿无疆’的吉祥字样。当你走进该餐厅,似乎又走到了故宫,进入了御膳房。
“有一天,这家菜馆的老板,请我去吃饭,让我去品尝一下他们做的菜肴,是否够得上宫廷内的御膳。人家诚恳地请你吃饭,总不能煞风景啊!
“当我吃过几道宫廷菜之后,老板出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有宫廷味吧?希望听听溥老的评语。你的评语,对我这菜馆的发展很重要。’
“老板的要求,热情恳切,不可置之不理。人家做生意,也想图个吉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人家泼冷水。那么,我应给什么样的评语呢?
“这菜馆做的几道菜真不错。厨师的手艺好,作料用得适当,火候恰到好处,色、香、味、声俱全。比当年宫里的菜肴,要好吃上几倍,至少我在宫里还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菜。
“如果要我实话实说,我就只能说,这几道菜和宫廷里的菜肴不一样,比宫里的菜要好上几倍。如我真的这么说,‘和宫廷菜不同’,就等于砸了‘宫廷菜馆’的招牌。因为菜馆老板要就要一个‘这菜很像原汁原味的宫廷菜’的评语,以借此评语把菜馆办得更红火。最后,经我再三斟酌,我回答老板说:‘推陈出新了!’
“还有一件事,也让人无法理解。溥仪这个人,胆小怕死,但不会随意轻生。然而在一个电影里,演了一大段溥仪在厕所里自杀的故事。他们(拍电影的人)演这么一段自杀故事的目的要说明溥仪不想被引渡回国,因为溥仪担心回国后,会像地主一样挨批、挨斗。
“溥仪怕回国是事实,但他不是不想回国。如果他不想回中国,早在苏联就可自杀身亡,何必跑到中国边境来自杀?如果有人推断溥仪的内心世界是想自杀,那么,这种靠推断的东西写成历史剧,写给观众看,是不合适的。其实,溥仪的内心世界,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涉及到具体的活人、具体的历史事实的故事,就要经得起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考证。”
经溥杰这么一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就是,关于溥仪等战犯被引渡回国的一段历史,知情人很少,像我们这样的当事人、经手人、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还活在世上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如果我们也对那些失真、失误的故事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就是对历史不负责。因此,我们必须抽时间,把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写成文字,留给后人,从另一个侧面,以正视听。
接着,我和溥杰又继续就某些流传故事中的失真处,交换了看法。
在某一部电视剧里,把1950年绥芬河火车站的战俘移交场面,设计得十分恐怖,警备森严,如临大敌。一排排解放军端着上有刺刀的钢枪,里三层、外三层地把移交场地围得严严实实。好像新中国当局要把接收过来的这批战俘、战犯,立即押送刑场、执行枪决似的。又好像借此恐怖场面显示一下,人民政权的武装力量,以给这批引渡的战犯、战俘施加某些精神压力、起点威慑作用。
其实,设计这种脱离历史事实的恐怖场面大可不必。因为,当时现场的事实,根本就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吓人。
当时,我们在移交现场的一些安排,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特别强调一条,要外松内紧,不能使战犯战俘有什么错觉。
1950年7月,陆曦和我来绥芬河之前,对这批900多日本战俘和50多名伪满大臣曾有过一个初步估计,认为这些战俘不敢闹事。实际上,当他们被引渡到中国的那一时刻,就已进入了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再怎么闹,也闹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只能是自讨苦吃。这一点,日本战犯、战俘的心中,是有数的。
这些战犯、战俘都知道,对他们的处理,既有国际法准则,又有国际惯例,只要他们放下武器,遵守战胜国的指挥和命令,人身的安全是可以有保障的,而且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还会有被遣返回国的希望。这些战俘已有五年在苏联战俘营的经历,他们对国际法中的战俘规定,已经研究得很细很细,只要离开苏联,他们被遣返回国的期望,就指日可待。相反,如果战俘不遵守战胜国的法令,或者是恣意闹事,都会受到战胜国的严厉制裁。
我们相信,这批战俘不会闹事。但我们事先还是做了万无一失的警卫安排。
为配合完成这一引渡使命,东北公安司令部下令派出了一些公安持枪战士,到绥芬河执行接收战俘的任务。
当时,我们的警卫方针是:“内紧外松、绝对保密,不使战犯发生错觉,不让群众知道情况。”据此精神,我们不能把移交战俘的现场,弄得像个刑场,如临大敌。
当时,我们在边境绥芬河还要给这批战俘和苏联移交代表留下一个这样的印象:新中国是个稳定的国家,是个致力于建设的国家。但是,为了防止在移交过程中发生意外,为防止那些在中国杀人不计其数的刽子手闹事,或者是为防止他们兽性大发、铤而走险,我公安司令部负责人在火车站周围安排了警卫岗哨,并下令处于战备状态。因此,在战俘移交过程中,谁也看不到像电视剧描写的那样,一排一排的解放军持枪警卫的森严场面。
伪满洲国各大臣和将领在被引渡回国过程中,精神上是有些紧张、有些害怕。据某大臣事后说,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会怎么处理他们,是像对待地主那样,先批斗、后枪毙,还是被发配到边陲流放,心里都没有底。他们带着重重疑虑,从苏联火车下来后,就四处观察,走了一百多米的步行路程,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反而在心里增加了几分安全感。他们看到的是,在车轨之外20多米外,站了几个人,有一个苏联押送代表苏军中校,有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共人员,还有在中国列车车厢门前的一个列车员。所见到的中国人,都看不出有什么敌意。这和当年日本关东军押送犯人的情景完全不同。
然而,在某电视剧里,却把这些伪大臣、伪将领们描写得像胆小如鼠的草包。其中还传说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伪满大臣一登上中国的火车,就吓得直哆嗦,还没等找到座位,就吓得尿了裤子,还大声地向持枪的解放军报告说,他尿裤子了!
编制这类耸人听闻的所谓历史故事,无非是要博得观众一笑。可作者想没想到,活着的那些当事人,看了这一电视,会有什么反应。有一位改造好的伪大臣说:“我们是有罪,应以法论处,何必如此丑化我们呢?与其这样丑化我们,还不如一枪崩了我们,不更痛快!”
其实,这些人当中有文有武,虽说他们并不都是有觉悟的人,但也都不是一群大字不识的草包。虽说他们在懵懵懂懂地摸着石头过河,但他们都不是一群一文不值的傻瓜,其中有的人也很有学问。因此,还不至于在吉凶未卜的情况下,先吓得尿了裤子。
再者,这些伪大臣、伪将领虽然在伪满时代,做了多年养尊处优的高官,养成了骄奢淫逸的习气,但他们大都是些经过风浪、碰过惊险的绿林好汉。他们有的人出身行武,有的人出身土匪、红胡子,有的人本身就是老一代东北军的军阀。他们都是些不怕死、玩过命的深山大王。这些人怕什么?什么也不怕!什么死亡风险啦,什么万炮齐轰啦,这些玩意儿对这些人来说,是小菜一碟,有何可惧!他们有的人虽然没有动过刀,没有动过枪,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历史经历,但他们都不是一些省油的灯,而是一些出卖过老祖宗、出卖过人格灵魂、出卖过国家资源的老油子。他们都是一些遇事不慌、老谋深算的“老狐狸”。就是这一类的人物怎能在被移交回国的过程中,会流露出窝窝囊囊、贪生怕死的样子呢?
因此,硬把这些人描写成胆小如鼠、吓得尿了裤子的样子,纯粹是瞎掰。
我和溥杰均在现场,都没看到、也没听到有谁受吓而尿裤子的事。
尤其是在一部电影里,虚构了末代皇帝厕所自杀的场景,让人无法忍受。
所虚构的故事是这样:时间是这批俘虏被引渡的路上,溥仪带着一副深色眼镜,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手里提着一个中型皮箱,步调沉重地走进了一个宽大的厕所。当溥仪走进去时,厕所里传出了一声喊叫:“皇上上吊自杀了!”接着有几个伪满大臣,也陆续走进厕所,有些人也慌慌忙忙地在厕所门前进进出出,一场混乱。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有个大臣说出了皇上自杀的原因,说什么“皇上本想留在苏联,不想回国。今天既然已经被押了回来,他就以死不从”。
这个故事弄得很玄虚。究竟溥仪上吊了没有?自杀身亡了没有?是怎么又活了过来?谁也弄不明白;各伪大臣在厕所跑进跑出,是在干什么?是进去看热闹?还是去救人?谁也弄不清楚。
这故事给人一个总的印象是,溥仪出自对新中国不了解、不放心,对苏联把他引渡回国不满,而走进厕所上吊自杀的。换句话说,新中国这场引渡,把溥仪的小命差点给断送了。
这种推断式的故事,对执行引渡使命的人来说,颇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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