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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崇祯帝最忌惮的事

发布时间:2020-01-24 00:34:4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不幸的是,崇祯帝根本听不进此类劝告。在他看来,局面之所以恶化至如此地步,吏治是首要原因。要整顿吏治,大概也只有通过重典,别的办法没有什么用。因此,当这年年底有一位叫吴甡的山东御史提出利用崇祯二年(1629)的京察,进一步对阉党进行清算时,崇祯帝立即采纳了他的主意。
山东御史吴甡上疏说:
“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担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蒙混过关。这些余奸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范围,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夺的。因此有必要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党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惩处之后,再开始正常的京察。”
吴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团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的官员的旧账先清一清,该处理的先行处理,不要与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许多官员势必要被京察前的清算所打击,连京察的机会也没有,其打击面是相当大的,朝廷的动荡也在所难免。
崇祯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认为此举不失是改变朝廷政治的一条出路。在崇祯帝看来,帝国的局面,经过他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理应有中兴的迹象,至少也应有所改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仍多有掣肘,积重难返。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仍认为是吏治。因此,他便想借京察之机彻底整肃一番,且选定魏、崔集团的成员或有关联的那些人为目标,当时他也只能选此为目标。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祯帝召阁臣韩鑛、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到文华殿。崇祯帝给他们交待了任务。他明确表示要追究天时那些附逆人员的罪行。为了确定证据,他发下当时那些有关给魏忠贤建祠称颂的奏疏,要求上述四人与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秘密评阅,确定名单,分定罪行,并再三叮嘱,不许让中书舍人之类的人员参预。至于具体的范围和依据,崇祯帝说:
“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
崇祯帝的话说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惩处那些骨干成员,而对那些附和之人,则不予追究。但具体执行起来,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祯的真实想法,也不像说得那样好听。
首辅韩鑛、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等都不太同意皇帝这种大兴刑狱的做法,因此在开始时仅列了四五十位众所周知的名单,上交皇帝。
当时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认为韩鑛、钱龙锡这样做,是怕结怨太多。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两位熟谙朝政的大臣,不想因此再次造成文官集团的动荡。试想:魏氏擅权时,真正能不与魏忠贤发生关系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东林党中的那批人物,另外一种或许就是魏忠贤等人用不着、看不上的人物。真正能像东林君子那样不顾身家性命而去抗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去迎合、应付,这也是文官集团的一种传统、性格。除那些心怀不轨、借机往上爬的人外,大部分迎合魏忠贤的文官,也不见得有多大罪恶。读书人总想功成名就,希望在仕途中混出点名堂来,真正能看破名利的又有几个!更何况魏忠贤当时脸上并没有刻上大奸大恶之类的字样,反而是当时的“圣人”,皇帝的宠臣,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去做的。若真论起来,最大的附逆者应该是天启皇帝!
崇祯帝早已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劳苦功高的情景;也忘了他刚即位时对魏忠贤的态度。当然,也有人说崇祯帝是迫于形势,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翦除魏逆,这足以见其英明之至。那么试问:崇祯位尊天子,尚且迫于形势,故作姿态,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崇祯帝这样做是英明之至,而群臣们这样做就是附逆,这就是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
这样说并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论。事实上,天启朝时确实有一帮无耻之徒,通过种种不齿手段,希图侥幸。这些人应该受到惩处,付出代价。但崇祯帝打击的范围,远不止这些人。因此,当他看到韩鑛等上交的名单时,大为不满,下令再议。
韩鑛等人只得再议。在增加了数十人后,又把名单交给了皇帝。
这次崇祯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韩鑛等人,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分类扩大范围,增加人数。他气呼呼地说:
“魏忠贤小小一位宫内宦竖,如没有外廷助虐,何能到这种地步?另外,那些追随他的内廷党羽,也要列入。”
崇祯帝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后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韩鑛不服,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外廷不知内事!”
崇祯帝立即斥责道:
“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韩鑛对内廷之事,岂能事事不知?只不过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罢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祯帝又把韩鑛等人召入便殿。韩鑛等见桌上放着一个黄袱包,内装许多奏疏。原来,崇祯帝竟不辞辛苦,把那些红本奏疏亲自翻出,要韩鑛等依此红本一一取录入案。韩鑛见状,大吃一惊,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兴株连,便立即推托说:
“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崇祯帝便又把吏部尚书王永光召进来询问,王永光据实回答说:
“吏部只习考功法,不习刑名。”
王永光讲的是实话,他虽是吏部尚书,但只习考功法,同样不习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与韩鑛一样,不能胜任。王永光的态度之所以也不积极,是因为他自己正被言官弹劾,说他是“阴附阉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积极吗?崇祯帝所定下的标准中的那条“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真是可以无限发挥:即使你未参加祠颂,也可以把你归入“阴行赞导”之列,因为“阴行赞导”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属于广义上的“阴行赞导”的范围!王永光就是吃了这个亏!
既然韩鑛、王永光都这样异口同声,崇祯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又诏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两位懂刑名的大员加入,负责定罪。
韩鑛等人此时只好遵旨从事,逐一审看奏疏原本、红本,并根据吏部、都察院两位长官开进的官员名单及具体事迹,互相参照对比,再按照皇帝钦定的名目分类抄录,列出名单,酌情拟议,最后由刑部尚书依据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见内阁、部院大臣,把原本、红本中未列入的六十五人名单发下,令入案中。皇帝还钦定逆案中各类人等的量刑标准,依次是:谋大逆,判处凌迟;首犯、首逆、同谋、党孽,判处斩首;逆孽,判处充军;颂美,判处罢职为民等等。崇祯帝做事十分仔细,他竟发现漏了来宗道、张瑞图和贾继春。他便责问道:
“张瑞图、来宗道为何不在逆案?”
韩鑛立即回答:
“张瑞图、来宗道没有实状。”
意思是这两位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崇祯帝立即反驳道:
“张瑞图擅长书法,为魏忠贤所爱;来宗道为崔呈秀的父亲请恤典时,奏疏中有‘在天之灵’之语,难道不是证据吗?”
崇祯帝又问道:
“贾继春为何没入逆案?”
贾继春就是那位在杨涟等人力主移宫后提出要善待李选侍的御史。韩鑛回答说:
“贾继春当时请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有所改口,令人稍觉反复,但持论也有可取之处。”
崇祯帝随即说了一句:
“惟反复,故为真小人!”
在崇祯帝的亲自过问下,这三位漏网之也被补进逆案。
就在这个月,崇祯帝的长子慈烺出生。这当然是件大喜事,崇祯帝依例大赦天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没有沾到一丝喜气。定案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十五日,韩鑛等呈上了逆案名单及其事迹、按律拟定的罪名。随后南京确定的逆案材料也报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钦定逆案》。崇祯帝告谕廷臣道:
“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
像这样一位原本只是为“市阴阳”、“饕富贵”的“下材”、“给使”之类的宫内宦官,何以有后来那种权倾朝野的局面?用崇祯帝的话,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
崇祯帝把原因归结到外廷官员的身上。他说:
“乃一时外廷朋奸有徒,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亡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
因此便有《钦定逆案》,以示惩处!崇祯帝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如果没有外廷这么多人追随魏忠贤,助纣为虐,魏忠贤是不可能权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过没有,当时天下的官员又为什么要去追随魏忠贤呢?魏忠贤又是如何能一步步登天的呢?这样一位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的大奸臣,怎么在新皇帝上台后仅凭一纸诏书就可让他命归黄泉呢?魏氏擅权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漏洞,这位大奸臣的最大后台,就是皇权本身!
《钦定逆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场大甄别、大清洗。除魏、客两位依“谋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六等:
“首逆同谋”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加上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论斩。
“结交近侍”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洌、曹钦程、许志吉、薛贞、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级别很低却能跻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依照诸衙门官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俱为谄附之例律,这些人被判以斩首,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十一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孝陵太监)。依照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三十五人:其中魏家占了八人。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监。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九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此等人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二等,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又称“末等”)四十四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对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六等相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
对《钦定逆案》到底如何看,历来说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崇祯帝“除恶务尽”的杀手之着,英明之至。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不少分歧。有人说太过了,有人却说还有漏网之鱼。有人说某某不应入案,处罚也太重,有人却说不仅该入,而且等级还应提高,处罚更应加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钦定逆案》该不该这样去办,以及该不该在这种时候办,本身就成问题。对魏忠贤及其集团的清算无疑是肯定的,换了别人做皇帝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这样大范围的清算是否适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团这样的动荡和分裂。如果崇祯帝换一种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来的同时,不要过分兴刑狱,缩小打击面,以换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上下一致,处理大事急事,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么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人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适一点。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
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但有一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文武百官。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十七年中。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
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荡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鑛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东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鑛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候。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鑛被罢免。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六月,温体仁入阁。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鑛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至此,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袁崇焕之事,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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