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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发布时间:2020-03-11 01:01:25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人类最初迁入意大利的情形如何,没有史料,甚至也没有传说可考。相反地,古人却普遍认为,意大利同别处一样,最早的居民也是土生土长的。然而,不同种族如何起源,种族的发生演变与不同水土有何关系,当然要留给博物学家去解决。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确定一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究系土著,抑为移民,既不可能,也不重要。但是,史学研究者却有责任把各国人民如何陆续分化加以叙述,以便从尽可能早的时代起,追溯文明如何从不完美逐渐进入完美,以及无力发展文化的或文化较不发达的民族如何为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压制。

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然而,意大利却特别缺乏原始时代遗留的古物,在这方面意大利与其他文明地区截然不同。根据德意志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在印度日耳曼族尚未定居于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之前,有一个民族,也许是楚底(tschudischer )族,曾在以上各地居住过,或更确切地说是漫游过;他们以狩猎和捕为生,用石头、陶土或骨头制造器具,以兽牙和琥珀为装饰,但不识稼穑和金属用途。与此相仿,印度日耳曼族人居于印度以前,印度也住着一种不甚开化和皮肤黝黑的居民。但在意大利,我们不但没有见到一个被逐出的民族的遗址,如凯尔特-日耳曼人领域中的芬兰人和拉普人,以及印度山区中的黑色种族,而且迄今仍没有发现已经灭绝的原始种族的遗物遗址,如同德意志古代的所谓石器时代的异样骸骨、会餐场所和埋葬地所曾昭示的那样。据我们设想,在意大利知道稼穑和冶金以前,必曾有人类在该地居住,但迄今尚未发现支持这种见解的确实证据;人类如果在意大利境内确曾处于文化的原始阶段,即我们常说的野蛮状态,则这阶段也已毫无踪迹可寻。

  民族的独立单位,即各族,乃是构成最古历史的成分。日后见于意大利的民族,有些是迁来的移民,例如希腊人,有些是同化的异族,例如布雷提人和萨宾地区的居民,在历史上都得到了证实。除这两类外,还有若干民族,它们移来的情形不能再凭史料来证明,至多只能以演绎法去推测,而且它们的民族性是否因为受过外来影响而发生剧变,也不能予以证明。我们的研究首先要确定这些民族的个性。进行这个研究,如果我们只依靠纷乱如麻的民族名称和号称历史的杂乱传说,我们就不免认为这个工作没有希望而予以放弃。其实这些传说不过是有文化的旅行者写下的一点可用的游记,以及一批多半毫无价值的、往往被不懂历史和传说的人拼凑起来并按常规俗例记载下来的传闻。但是,传说还有一个源泉,由这个源泉得来的知识虽则残缺不全,却真实可靠。这个源泉就是自古以来意大利境内的各民族的本地语言。这些语言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但发展的痕迹非常深刻,后来的文化却不能把它完全磨灭。虽则意大利的语言为我们所深知的只有一种,但是其他几种还留有若干残余,为我们研究那些语言和那些民族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有无亲缘关系,这些关系的远近如何,提供了足够的根据。

  这样,我们由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分清三个原始的意大利语系:(一)耶皮基语,(二)埃特鲁斯坎语,(三)我们所谓的意大利语。最后一系分为两大支,一支是拉丁语,又一支则为翁布里人、马尔斯人、沃尔西人和萨谟奈人所用的方言土语所属的语言。

  关于耶皮基人,我们的资料极少。在意大利东南端的梅萨皮亚或卡拉布里亚半岛曾发现大量用一种业已绝灭的特殊文字 (1) 写成的铭文,无疑这是耶皮基方言的残余,而且流传材料也很明确地把他们与拉丁人、萨谟奈人加以区别。由可信的陈述和众多的形迹看来,可以断定这种语言是阿普利亚的土语,这个民族是阿普利亚的土著。关于这个民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已足以断定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不同,但不足以确定这个民族和这种语言在人类历史上应占有的位置。铭文还没有读解,而且很难希望有读解的一日。所有格的形式aihi 和ihi 与梵文的asya 、希腊文的oιo 相当,由此可见,这种语言似乎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又有其他形迹,如使用送气的辅音,不用字母m 和t 做尾音,都可以表明耶皮基语与意大利语绝不相同,而在某些方面与希腊方言相近。耶皮基人与希腊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个假定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耶皮基铭文中常见希腊神祇的名字,耶皮基人容易希腊化,与其他意大利民族的迟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蒂迈欧时代(罗马纪元400年即公元前350年 (2) ),阿普利亚仍被描写为蛮荒之地,到了罗马纪元第六世纪,该地便已经完全希腊化,虽然希腊人并未直接到这里来殖民,甚至野蛮的梅萨皮亚人也在许多方面表现了类似发展的端倪。耶皮基人与希腊人有一般的亲族关系或特殊的亲密关系,但仍不足以把耶皮基语看作一种粗俗的希腊方言。我们的研究至少在现时不得不就此止步,等到有更明确、更可靠的结果再说。 (3) 然而,这个缺陷不很严重,因为,当我们的历史起始时,这个民族正在趋于没落,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的,唯有退缩和消失的迹象。耶皮基人缺乏抵抗精神,容易融合于其他民族,有人假设这个民族是最早进入意大利的移民,或者就是意大利有史以来的土著。他们在地理上的位置使这个假设似乎可信,他们的民族性又恰好与这个假设相吻合。因为,无可怀疑,民族移徙最初全都经由陆路,向意大利迁徙的尤其如此,因意大利的海岸只有熟练的水手才能靠近,所以,就是在荷马时代仍不为希腊人所知。但是,如果古代移民曾越过亚平宁山而来,那么,历史学家就可以像地质学家根据山岳的层次来推测山岳的起源那样,敢于假定南行最远的民族才是意大利最古老的民族,而我们正是在意大利的东南端遇见耶皮基人。

  根据可靠的传说尽可能远地往上追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半岛中段住着两个民族,或更确切地说,住着一个民族的两支,这个民族在印度日耳曼族中的地位,较之耶皮基人,更容易确定。我们理应称呼这个民族为意大利人,因为这个半岛的历史意义有赖于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分为两支,一支是拉丁人,一支是翁布里人及其南支,如马尔斯人、萨谟奈人,以及在有史时期由萨谟奈人分出的移民等。对以上各民族的方言土语所做的语言学分析表明,这几种语言全都是印度日耳曼语系的一环,而且直到较晚之时,它们仍属一个整体。在它们的发音体系里,有特殊的摩擦音f ,这与埃特鲁斯坎语相同,但与希腊族和半开化的希腊族的语言迥异,与梵文也不相同。反之,希腊语始终保留了送气音,埃特鲁斯坎人也保留了较硬的送气音,而意大利语本来就没有这种音,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在他们中间用这些音中的一个成分来代替,不是用带声破裂辅音,就是用单送气的f 或h 。希腊人尽量避免用s、w、j 等轻摩擦音,意大利语却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了它们,有时甚至加以发展。重音向后移动,因而语尾遭到破坏,这种现象是意大利人与某些希腊人,以及埃特鲁斯坎人所共有的,可是在意大利人中间,这种现象比在希腊人中间厉害,而比在埃特鲁斯坎人中间轻微。翁布里语语尾非常混乱,这在这种语言的固有本质中并无基础,而是后来讹用的结果,罗马也有这种倾向,不过没有这样严重而已。因此,在意大利语中,尾音的短母音经常被略去,长母音也往往被略去;可是,语尾的子音在拉丁语里常常牢固地保持着,在萨谟奈语里尤其如此,而翁布里语则连这个也略去,与此相关,意大利语很少有半自动态的痕迹,另以加r 所构成的特殊被动态代之,而且时态大半都以es 和fu 的语根合组而成;希腊语语尾则较为丰富,又有增音的办法,因而大致能不用助动词,意大利语与埃奥利亚方言相似,也废除了双数。夺格在希腊语中已经失去,但在意大利的语言中仍普遍存在,方位格也大部分没有失掉。意大利各民族具有严格的逻辑,似乎不喜欢把复数的概念分为双数和多数,可是,他们仍然很精确地用变位和变格来表示各个词的关系。变动词为动名词,使动词有名词的性质,这是意大利语的特色,就是梵文也没有,意大利语把这种方法实行得比任何其他语言都彻底。

  以上例证由极多的类似现象中选出,足能确定意大利语言体系的个性,与印度日耳曼系的其他语言有所不同,同时也说明意大利人在语言上是希腊人的骨肉至亲,正如在地理上是他们的近邻。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是亲兄弟,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意大利人的堂兄弟。一切意大利的语言和种族在本质上相同,一切希腊的语言和种族也是如此,这必然早已为两大民族所明了,因为,在罗马的语言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古词,这就是用来称呼每一个希腊人的Graius 或Graicus ;同样,希腊人也用类似的名字'Οπικó 称呼他们早年所见的拉丁人和萨谟奈人,但绝不用来称呼耶皮基人或埃特鲁斯坎人。

  在意大利语系中,拉丁语又与各种翁布里-萨谟奈方言显然不同。诚然,就这些方言而论,我们只略知其中的两个,即翁布里方言和萨谟奈方言或奥斯坎方言,并且我们的知识极不完备,极不确定。其余有些方言,如马尔斯语和沃尔西语,传到现在支离破碎,所剩无几,不足以据此了解它们的特性,或明确无误地为那些方言土语分门别类;别的语言如萨宾语,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少数痕迹,作为方言特色,保存在地方拉丁语之中。然而,把语言和史实结合起来看,则以上种种方言无疑都属于意大利大语系中的翁布里-萨谟奈支系,此支系与拉丁语的关系虽则比较接近,与希腊语的关系比较疏远,但却与拉丁语绝不相同。遇到代名词和其他情形,罗马人用q 之处,萨谟奈人和翁布里人往往用p ,如quis 作pis ,这正是关系极密切的两种语言常有的不同之处,例如布列塔尼和威尔斯的凯尔特语中所特有的p ,以及盖尔语和爱尔兰语中特有的k 。在母音中,双母音在拉丁语和一般北部方言里似乎受到很大损害,而在南意大利方言却很少受影响;与此相关的是,在构词中,罗马人把平时严格保持着的语根母音予以软化,这是关系相近的语群中所没有的。以a 结尾的字词的所有格,在这个语群里,也像在希腊语里那样,结尾as ,在发展成熟的罗马语里,语尾作ae ;以us 结尾的词的所有格,在萨谟奈语里作eis ,在翁布里语里作es ,在罗马人中间作ei ;方位格越来越多地从罗马人的语言意识中消失,而在其他意大利方言中却仍充分应用;间接受事格以bus 为语尾的复数式,仅存于拉丁语之中。翁布里-萨谟奈语以um结尾的不定式在罗马语中很陌生,奥斯坎-翁布里语仿希腊语方式,用es 为语根所造成的将来时态(er-est 如同λ γ-σω ),在罗马人当中已差不多消失,或者完全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动词的希求式,或类似的fuo(amabo) 构造。然而,在许多这种实例(如格的形式等)中,这两种语言到了发展成熟之后才产生差异,而在开始时彼此却是一致的。情况似乎是意大利语独立存在于希腊语之旁;而在意大利语内部,拉丁方言与翁布里-萨谟奈语的关系,有点像爱奥尼亚语与多里斯语的关系,与奥斯坎语、翁布里语和关系相近的各方言的区别也可比拟于西西里和斯巴达的多里斯方言的特点之间的区别。

  这些语言现象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证明它的凭据。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准确无疑地断定,把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共同包括在内的一个种族源自一个同文同种的母体;以后从这个种族中又分出意大利人,以后意大利人又分为东、西两支,再往后东支又分为翁布里人和奥斯坎人。

  这几次分离究竟起于何时何地,自然不是语言所能昭示的;这些巨变中最早的,无疑是在意大利人的祖先尚未越过亚平宁山来移民以前便早已发生了;至于这些巨变的经过如何,我们实在不敢大胆地去想象,冒昧地去揣测。另一方面,语言的比较,如果妥善和谨慎地去做,却使我们可以大体上得知,在民族发生分离时,文化业已达到何种程度,因而使我们得知历史的肇始,而所谓历史不过是文明的发展而已。因为语言是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的真实写照和表达工具,尚在形成时期的语言尤其如此;技艺和风俗上的巨变保存在语言中就像保存在档案库里一样;对于那些全无直接传闻可资查考的时代,后世必能从语言的记载中去寻找材料。

  当现今散处四方的印度日耳曼民族还是一个语言相同的种族时,他们已经达到某种文化程度,并具有与之相应的语汇。这种语汇由各个单独的民族当作共同财富接受下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加以使用,并以此为基础去进一步独立地发展。在这种语汇中,我们不仅发现有表示存在、动作和知觉的最简单语词如sum、do、pater ,这是外在世界在人们心中所形成的印象的原始反应。我们还发现一些能表达文化的字词,这种字词无论从语根去看,还是从约定俗成的形式去看都是如此,它们是印度日耳曼族的共同财富,这些文化语词既不能用发展一致来说明,也不能用后来的互相借用来做解释。这样,我们由固定不移的家畜名称获得远古畜牧生活发展的证据:牛在梵语作g?us ,拉丁语作bυs ,希腊语作 ;羊在梵语作avis ,拉丁语作ovis ,希腊语作 ;马在梵语作a?vas ,拉丁语作equus ,希腊语作 ππο ;鹅在梵语作ha sas ,拉丁语作anser ,希腊语作χ ν ;鸭在梵语作?tis ,拉丁语作anas ,希腊语作ν σσα ;同样,pecus (牲畜)、sus (猪)、porcus (豕)、taurus (雄牛)、canis (犬)也都是梵语中的词。由此可见,从荷马至今,人类智力所赖以发展的那个民族,在远古时便已超越文明的最低阶段——渔猎时期,而且至少已经达到居住较为安定的地步。另一方面,这时究竟是否已有农业,我们迄今还缺乏证据。对此,语言更多的是加以否定,不是肯定。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谷物名称都不见于梵语,仅有 一词在语言学上与梵语的yavas相当,可是在印度语指大麦而言,在希腊语却指赤小麦(spelt )。我们当然必须承认,家畜名称大致相同,而作物名称竟如此迥异,这不能绝对排斥农业上的同源。在原始情况中,植物较动物难于迁移和驯化;印度人种稻,希腊人和罗马人种小麦和赤小麦,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种裸麦和燕麦,都可以追溯到一种共同的原始农业。但是,另一方面,希腊人与印度人有一个谷物名称相同,至多只能证明印度日耳曼族在分离以前,曾经采集美索不达米亚野生的大麦和赤小麦谷粒 (4) 用以果腹,而不能证明他们已经栽培谷物。可是,我们虽然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下面的观察却使我们有所进展:在梵语里看见一些与这方面有关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语词,不过它们的意义都较为一般。印度入用agras 一词泛指草地,用k?rnu 表示磨碎了的东西,用aritram 表示桨和船,用venas 泛指悦人的东西,特别是悦人的饮料。因此,这些词都很古旧,但是,在民族最初分离时,还没有把它们更确切地应用于田地(ager ),应用于待舂碎的谷物(granum ),应用于像破浪的船那样使土地翻起犁沟的工具(aratrum ),应用于葡萄汁(vinum ),因此无怪它们以后的用法有时非常不同。例如,要磨的谷和磨谷的磨石(哥特语作quairnus ,立陶宛语作girn?s ),都从梵语k?rnu 一词得名。据此,我们可以大概肯定:原始的印度日耳曼族还不知道农业;我们也可以认定,即使他们已经知道农业,农业在他们的经济里绝对居于很低的地位;因为当时农业所占的地位,如果也像日后它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那样,那么,农业在语言里必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记。

  反之,关于印度日耳曼人的房屋和茅舍建筑,有下列各词为证:梵语作dam(as) ,拉丁语作domus ,希腊语作δóμο ;梵语作ve?as ,拉丁语作vicus ,希腊语作 ;梵语作dvaras ,拉丁语作fores ,希腊语作 。再者,有桨船的建造有小船的名称为证——梵语作n?us ,拉丁语作nuvis ,希腊语作 ;桨的名称,梵语作aritram ,拉丁语作remus、tri-res-mis ,希腊语作 ;用车和驯养动物拉车运物,梵语作akshas (车轴和车),拉丁语作axis ,希腊语作 ;梵语作iugam ,拉丁语作iugum ,希腊语作ξνγóν 。还有衣服的名称,梵语作vastra ,拉丁语作vestis ,希腊语作 ;缝纫和纺线,梵语作siov ,拉丁语作suo ;梵语作nah ,拉丁语作neo ,希腊语作 ;可见这方面在印度日耳曼族各种语言中都相似。然而,论到较高的技术——织布,就不能这样说 (5) 。反之,用火烹饪食物和用盐为之调味的知识是印度日耳曼各族从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甚至关于最初使用金属作器具和装饰品的知识,同样也是如此。至少铜(aes )和银(argentum ),或许还有金的名称仍可追溯于梵语,人类如果不是先知道提炼矿石并加以利用,就不会有上述各种名词产生;梵语的asis ,拉丁语的ensis ,均显示远古时已使用金属武器。

  印度日耳曼族各国最终所赖以发展的基本观念也同样可以最终追溯到这个时期,如夫妻的相互地位,氏族制度,家长的祭司资格,以及独特的祭司等级和各种姓的划分的全然没有,合法的奴隶制度,每逢新月和月圆之日在地方上公开举行的审案日。另一方面,明确规定地区的组织制度,解决王国与地方的统治权之间、王室和贵族世袭特权与国民在法律上的无条件平等之间存在的问题,均属较晚的时代。甚至科学和宗教的基础成分也有同源的痕迹。

  数字由一至一百都相同;一百在梵语作?atam,êka?atam ,拉丁语作centum ,希腊语作 ,哥特语作hund 。一切语言中的月亮都因为人类用它来计算时间而得名(mensis )。像神的概念本身(梵语dêvas ,拉丁语deus ,希腊语 )一样,也有许多最古老的宗教概念和自然象征都为各民族所共有。例如,人把天看作万物之父,把地看作万物之母,诸神在节庆日乘自己的车沿着平坦大道巡行各地,人死后灵魂像阴影似的长期存在,这不但在希腊和罗马是神话的基本观念,就是在印度也是如此。恒河上的个别神灵甚至连名称都与在伊利索斯河和台伯河畔受崇敬的神灵相同,希腊人的乌拉诺斯(Uranus)就是婆楼拿(Varunas)。同样,宙斯(Zeus),就是约维斯·巴特(Jovis Pater),迪斯庇特(Diespiter)就是《吠陀经》中的朱斯·庇达(Dj?us Pit?)。最近对于古代印度神灵的研究,使我们无意中得以了解希腊神话里许多使人莫名其妙的形象。鬓发灰白、充满神秘的埃林努复仇女神(Erinnyen)的形象,并不是希腊人所创造,而是随着最古老的移民由东方迁来的。印度猎犬萨罗摩(Saram?)为天帝看守金色的群星和阳光,又替他把天牛(即富于营养的雨云)赶到一起去挤奶,不但如此,它还忠实地领着已死的善男信女前往极乐世界;这个神灵到了希腊人那里就成为萨罗摩的儿子萨罗梅耶(Saramêyas),即赫尔梅耶(Hermeias);那个令人难解的盗窃太阳神牛的希腊故事,无疑与罗马的卡科斯(Cacus)传说有关系,现在看来,这就是那种充满幻想和意义深远的古老自然观的最后反响,但其意义再也不能为人们所理解。

  如果说,决定印度日耳曼族在分离以前所达到的文化程度属于上古世界通史的事,那么,意大利史的特殊任务就是尽可能弄清希腊意大利民族在分为希腊和意大利两个民族时处于何种状况。这绝不是一桩多余的工作;借着这种研究,我们可以找到意大利文明的起点,也就是该民族历史的起点。

  一切迹象指出,印度日耳曼人大概过着牧人的生活,只知道野生谷物,而希腊意大利民族却是一个种植谷物乃至葡萄的民族。这事的证据不仅在于两个民族都共同从事农耕本身,因为总的说来,我们不应当因为两个民族都务农,便做出这些民族同源的推论。印度日耳曼族的农业与阿拉米人、中国人、埃及人的农业有历史上的关系,这是难以否认的;然而,这几个民族不是同印度日耳曼族在种族上毫无瓜葛,就是在确实还没有农业时就与印度日耳曼族分离。另一方面,较进步的民族自古就如同在现代一样,彼此经常交换农具和农作物;中国编年史论到中国农业的起源,总说某王某年引入五谷,这话至少一般地叙述远古文化时期所存在的关系,自属正确无疑。两个民族共有农业,就像共有字母、战车、紫色颜料和其他器具和装饰品一样,使我们更多地经常推测出两个民族的旧有来往,而不是他们的同源同种。但说到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两个民族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得比较多,因而认为意大利的农业,如同文字和钱币那样,最初均由希腊人传来,这是完全不可靠的。反之,两民族共同具有农业上种种最古的用语,则可证明两国农业必有极密切的关系:ager 与 ;aro aratrum 与 ;ligo 与 并存;hortus 与χóρτο ,hordeum 与 与 rapa 与 ,malva 与 ,vinum 与 并存。希腊和意大利在农业上的相同,下列情况也可以为证:刻在古阿提卡和古罗马碑碣上的犁形状完全相同,两国都选用的最古谷类均为黍、大麦和赤小麦等;两国习惯都是用镰刀割谷穗,把谷穗铺在平滑的打谷场上,用牲口把谷粒践踏出来;最后,两国烧饭的方式也相同:puls 与 ;pinso 与 ;mola 与 ,因烘烤之法起于后世,所以,罗马祭祀不用面包而经常用生面团或面糊。“酒国”( )的名称似乎可追溯到希腊最早的航海者抵达之时,可见意大利栽植葡萄也必定始于希腊人移入以前。由此看来,印度日耳曼族由畜牧生活过渡到农业,或更正确地说,农业与旧有的畜牧业的联结,必肇始于印度人离开各民族的母体之后,但在希腊人与意大利人解除旧有的共同关系之前。不但如此,农业肇始时,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仅仍是一家,而且似乎与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民族也是一家;以下至少是事实:最重要的耕作语词虽为亚洲的印度日耳曼人所不知,却为罗马人和希腊人以及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和立陶宛等民族所共有。 (6)

  在风俗和语言方面,各民族所继承的公产和以后他们各自所挣得的私产之间远不能就其分类和分阶段的一切复杂性来进行充分的区别。现在几乎还没有开始从这方面去研究语言。历史叙述原始时代时,主要不是向丰富的语言宝藏去取材,而偏重于从大部分仅为废物的传说里去搜寻。因此,我们在目前只得满足于指出印度日耳曼家族最早聚居时代的文化与希腊意大利族尚未分离而仍共处时代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成就有的是欧洲印度日耳曼各民族所共有的,而对亚洲印度日耳曼各族来说却是没有的;有的是前者中的个别族群,如希腊-意大利族群和日耳曼-斯拉夫族群自己所缔造的。这两者的文化成就即使有加以区别的可能,也必须等待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才能办到。但是,对于希腊-意大利民族,以及其他一切民族,农业确实是民族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萌芽和核心,并且这种认识在民族意识里永远存在着。农人建筑房屋和固定的炉灶,以取代牧人的简陋茅舍和迁徙无常的火炉,这在精神领域中得到表述;在女神维斯塔(Vesta或 )身上得到理想化,这女神是唯一不是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而是一开始就为希腊、意大利两族所共有的。最古的意大利民族传说之一把该民族从畜牧生活转变为农业生活一事,归功于国王意大卢斯(Italus),或者(如意大利人必定曾经说过的)维塔卢斯(Vitalus)或维图卢斯(Vitulus),并且巧妙地把最初创立意大利法制一事也同他相连。对此的另一种说法是,萨谟奈人的民族传说把一头耕田的公牛当成他们原始定居地的领袖,或者,在最古老的拉丁民族名称中,把这个民族称为“刈谷人”(Siculi ,亦作Sicani )或“耕田夫”(Opsci )。所谓罗马肇始的传说具有与神话不符的特征,如传说中出现一个渔猎民族创建一座城市的话。传说和信仰、法律和风俗,无论在意大利人或希腊人那里,始终与农业相联系。 (7)

  与农业一样,在这两个民族中测定土地面积和决定地界的方式,也建立在同一基础上,因为我们不能想象,田地不经过测量,哪怕是简陋的测量,就可以进行耕种。奥斯坎人和翁布里人以一百平方英尺为一佛苏(Vorsus),正与希腊人的普列特隆(Plethron)相同。定界的原则也相同。量地人对准一个基点取一个方位,然后先画两条线,一条自北而南,另一条自东而西,他立在两条线的交叉点(templum )上,然后再按固定的距离画若干条与以上交叉线相平行的线,于是画成许多矩形的地块,在每块的四角上,各立一界桩(termini )为记。埃特鲁斯坎人也应用这种定界法,但这种方法未必起源于他们;罗马人、翁布里人、萨谟奈人也都应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又见于塔兰托的希拉克略特人(Herakleoten)的远古记载中,这既不会是意大利人从塔兰托人那里学来的,也不会是希拉克略特人从意大利人那里学来的,这乃是古代的公共财富。反之,罗马人独具的特色是顽强地实行正方形原则,就是在有海岸和河流为天然疆界的地方,他们也不以它为界,分配土地的时候,最后一块也必须划成正方形。

  然而,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关系特别密切,不仅见于农业,在人类其他最古的活动范围内也是彰明较著的。荷马所描述的希腊人的房屋与意大利一向保持的模式无甚差异。拉丁人房屋的主要部分和原供居住的整个内房叫作Atrium,就是“黑室”的意思,家宅祭坛、合婚床、饭桌和炉灶都在这里;而荷马诗中所说的Megaron也正是这样,里面也有家宅祭坛、炉灶和烟熏的黑色天花板。至于造船,则又另当别论。划桨船是古印度日耳曼族的公产,但从划桨船到帆船的进步就很难说是希腊-意大利时期的事,因为,这两个民族的航海名词,除印度日耳曼族共有的以外,根本就没有相同的。然而,意大利农夫有共进午餐的古老风俗,神话把这风俗的起源与农业的传入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则把它同克里特人共进正餐的风习(Syssitien)相比拟,而且古罗马人又与克里特人、拉科尼亚人有一点相同,就是坐下来吃饭,不像这两个民族后来那样斜倚在长榻上吃饭。用两片不同的木头互相摩擦来取火,是一切民族都通用的方法;但是,两片取火木的名称,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中却是相同的,这并非偶然:“摩木”分别称为 和terebra ,“垫木”称为 和tabula (大概由tendere 和 变来)。同样,两个民族的衣服也大致相同,Tunika 与Chiton 完全相同,Toga不过是一件比较肥大的Himation。甚至在变化多端的武器上,这两个民族至少也有下列相同之处:他们的主攻击武器都是标枪和弓箭;而就罗马方面来说,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最古老的战士名称(pilumni-arquites )之中 (8) ;那些主攻击武器适合于最古老的战斗方式,并未考虑到近战。这样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语言风俗中,一切与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有关的事物,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要素:当他们还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已经把世界对人类提出的最古老的问题共同解决了。

  精神领域中的情况却又不同。人类如何跟自己、跟自己的同类、跟他所属的整体过自觉的和谐生活,这个大问题可以有许多解决方法,不啻恒河沙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在性格上的差异都表现在这里,而不在物质方面。在希腊-意大利时期,这种内心差异的动因必然还未显露,到了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后,这个深刻的精神差异才显现出来,其影响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不断。在希腊如同在罗马一样,家庭和国家、宗教和艺术在发展中各有特色,而且具有如此彻底的民族性,以致这两个民族在这方面所凭借的共同基础都犹如藤木植物蔓生满墙,几乎不可复见。那种希腊人的特色为:他们为个人而牺牲全体,为一个城镇而牺牲一个国家,为一个市民而牺牲一座城镇;其人生理想是善美生活,只耽于舒适的怠惰;其政治发展加深各区原有的地方独立性,后来甚至闹到地方政权的内部瓦解;其宗教观起初使神具有人性,然后又否认神的存在;它允许青少年赤身裸体地运动,自由舒展四肢,使最壮丽和最可怕的思想得以自由发挥。那种罗马人的特色为:他们严令其子敬畏父亲,公民敬畏君主,让他们都敬畏神祇,除了有效益的行为外,无所要求,什么也不尊重;强迫每一个公民在短暂的一生中无休止地劳动,片刻也不休息;穿衣蔽体以遮羞,已成为男童应尽的义务;谁要是与众不同,便视为不是良民;国家至高无上,扩张国土乃是唯一不受轻蔑嘲笑的崇高理想。追根溯源,谁能想到,这种思想上的尖锐矛盾竟渊源于最初的统一,因为它团结、培育和缔造了这两个民族。要想揭开帷幕,未免荒诞愚妄;我们要从事的,只是概述意大利民族的起源和它与古代的联系,以便给明辨有识者的判断指引方向,而不是把这种判断行诸文字。

  在希腊如同在意大利一样,在国家中一切可以称为家长制的要素都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属于此类的首先是对社会生活做出道德上和体面上的安排 (9) ,即要求为夫的信守一夫一妻制,为妻的如有不贞将受重罚,为母的在家庭范围内享受崇高地位,借以承认男女平等和婚姻神圣。反之,不顾人性而极力粗暴地扩展夫权,尤其是父权,这是希腊所没有而意大利所特有的现象;道德上的服从首先在意大利变为合法的奴役制。同样,奴隶在法律上毫无权利地位,此乃奴隶制本质使然,罗马人严守这一原则,毫不容情,并把奴隶制的一切后果加以发挥;反之,在希腊早就有宽容奴隶待遇的事实和法律,例如承认奴隶婚姻为合法。

  氏族,即同一个祖宗所生的子孙的共同体,系以家族为基础;在意大利如同在希腊,国家由氏族而来,可是,由于希腊政治的发展薄弱,氏族仍拥有与国家相对的社团势力,这种势力一直保持到有史时代以后很久;意大利的国家则一经出现便相当完备,因为面对国家权威,氏族完全失去作用,国家不是氏族的共同体,而是公民的共同体。反之,在希腊,与氏族相对的个人所获得的精神自由和独特发展,远较意大利为早,也远较意大利完美,这种情况非常明白地反映在希腊和罗马的人名上,两族的姓氏起初很相似,后来却完全不同。在希腊较古的人名中族姓常常作为一个形容词附于个人名字之后,与此相反,罗马的学者已经知道他们的祖先原来仅有一个名字,即日后本人的名字。在希腊作形容词用的族姓早就绝迹,但是,不仅在罗马人名里,而且在意大利人名里,族姓却成为人名的主要部分,个人的本名反而成为它的附属物。诚然,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个人名字既无甚意义,又为数甚少,而且有逐渐缩减之势,相形之下,希腊人的名字却颇为丰富,饶有诗意,这种情况似乎形象地向我们昭示,在前者那里,个性趋于拉平划一,而另在后者那里却得到自由发展,原因在于民族性不同。

  我们可以设想,在希腊-意大利时期,家族共同体在族长领导下过着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看起来可能与日后意大利和希腊的政体很不相同,但是必定已经有日后双方立法的萌芽。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仍然实施的“意大卢斯王的法制”可以说明这两个民族的体制大致相同。关于共同体内部治安的维持和法律的执行,对外战争的编制和军法的制定,族长的统治,元老会议,能战的自由人的集会和某种宪法,必定已包含在这种政体内。审判(crimen , )、赎罪( )、报复( ),都是希腊-意大利时期的概念。债务人为还债首先以其人身担保的严酷债务法是意大利人和诸如塔兰托的希拉克略特人所共有。罗马政制的基本思想,如王政、元老院以及一个仅有权认可或否决国王和元老院交议的提案的全民大会再没有像亚里士多德论述克里特的古代政制一文中说得那样透彻的了。几个原来各自独立的部族(Symmachie,Synoikismos)在政治上和睦相处以至于融合为较大联邦的萌芽同样也是两个民族所共有的。对于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政治基础的这种相同性,应予以特别重视,因为这是其他印度日耳曼各族所没有的,例如日耳曼人的地方组织绝不像意大利人和希腊人那样是从民选君主政体开始的。可是,意大利和希腊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发展出如何不同的政体,两个民族的政治发展全过程又如何为其中的每一个民族所独有 (10) ,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

  宗教方面也是这样。在意大利如同在希腊一样,表述于比喻和寓言中的自然观乃是奠定民众信仰的共同基础;因此,罗马和希腊的神世界大致相似,这种相似情况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颇为重要。也在许多单个的概念中,在前已提过的宙斯狄奥维斯(Zeus-Diovis)和赫斯提亚维斯塔(Hestia-Vesta)的形象中,在神殿( ,templum )的概念中以及在许多祭献和庆典中,可以看出两民族的崇拜仪式彼此相仿,诚属偶然。可是,在希腊如同在意大利,这些仪式似乎采取完全独特的民族形式,以致他们的古代保存下来寥寥无几的遗产至今仍可辨认,并且就是这一部分也往往未被人理解,或甚至被误解。这确实不能不这样,因为正如两个民族本身的巨大差别在希腊-意大利时代并未发展,只是并存共处,但是,他们分离之后就明显地发展起来,因而在他们的宗教里,概念和形象也就发生分离,而以前它们在灵魂中却是浑然一体的。那些古代农人看见天上行云被驱赶而掠过天空时,可能会发表这样的议论说,诸神的母狗在把一群惊散的母牛赶往一处。希腊人忘记了,母牛其实只是云霞,却把原来仅为个别目的而设想出来的神狗之子变成听候诸神做种种差遣的机灵使者。山中雷声隆隆,他就见到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挥舞尖劈;青天重又笑逐颜开时,他便看见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璀璨夺目的眼睛;希腊人自己创造的形象给自己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不久之后便把这些形象看成是人,只是这些人被赋予自然力的光辉并蒙受其照耀。然后,他就按照美的规律随意对这些形象加以创造和修改。意大利民族却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其宗教热忱,但表现并不稍弱。他固守概念,不允许概念被形象所掩蔽。希腊人献祭时举目望天,而罗马人却蒙头盖脸,因为希腊人的祈祷是瞻仰,罗马人的祈祷是默思。在整个自然界,他所崇拜的是精神的和万有的东西。对于宇宙万物,不管是人是树,是国家是仓廪,无不承认其有神灵,神灵与实物同生其灭,成为自然现象在精神界中的反映。男子有阳性的保护神(Genius),女子有阴性的保护神朱诺(Juno),疆界有界神(Terminus),森林有林神(Silvanus),周而复始的年岁有岁神(Vertumnus),依此类推,各从其类。在行动和办事时,每一步都被神化,例如,在为耕田人做祈祷时被呼叫的神,计有休耕神、犁田神、犁沟神、播种神、覆土神、耙掘神,以及收运神、贮藏神、开仓神等。同样,结婚、生育以及其他每一自然事件无不被赋予神圣的生命。但抽象观念所包括的范围愈广,神的地位便愈高,人的敬畏也就愈甚。例如,朱庇特和朱诺代表抽象的男性和女性,荻雅女神(Dea Dia)或凯雷斯(Ceres)代表创造力;密涅瓦(Minerva)代表记忆力;菩娜女神(Dea Bona)或萨谟奈人的居普罗女神(Dea Cupra)代表善神。在希腊人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和有形体的,而罗马人却只能应用一目了然的抽象公式;因此,希腊人废弃原始时代的神话宝库的大部分,因为嫌它们把观念表现得过于明显;罗马人更不能保留它们,因为神圣概念稍微罩上—点寓意的薄纱,便过于隐晦。连最古老和最普遍的神话,例如在印度人、希腊人,甚至闪米特族人中间颇为流行的关于洪水泛滥后遗留下来的目前人类的共同始祖的故事已在罗马人当中找不到一点踪迹。罗马人的神祇不能像希腊人的那样结婚生子,它们不能隐形匿迹地遨游于凡人之中,它们不需要琼浆玉液。然而,它们的灵性,对于拙劣的理解力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很能影响人的性情,其影响力之大或许超过那依照人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希腊神祇;这虽不见于历史,却有罗马人代表信仰的Religio一词为证,Religio意即为“约束”,这个词和这个概念都是希腊所没有的。正如在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印度发展出形形色色的神圣叙事诗,伊朗却发展出玄妙的曾特古经(Zendavesta),希腊神话中以人为主,罗马神话中以概念为主,前者重自由,后者重必然。

  最后,凡适用于真实生活的,也适用于笑话和游戏里所模仿的生活,任何地方的笑话和游戏,尤其是生活既充实又朴素的远古时代的笑话和游戏,都不排斥庄重的成分,只是予以掩饰而已。在拉丁姆和希腊,最简单的艺术要求完全一致:威严的战士舞蹈;“跳跃”(triumpus , );“饱食者”的化装舞会( ,satura ),参加者各披绵羊皮和山羊皮,玩笑取乐,以为节庆的结束;最后是笛子,它以合适的曲调来控制或伴随肃穆或欢乐的舞蹈。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特有的密切关系大约没有表现得比这更明显的了,可是,两个民族的发展在其他方面都没有显露出那样大的分歧。拉丁姆的青年教育仍囿于家庭教育的狭隘范围;在希腊,人们渴望用种种不尽相同的,却又和谐的教育去锻炼人的身心,于是创造出健身术(Gymnastik)和教育学(Paedeia)这两门科学,全国和个人,都以此为最高福祉而加以研习。拉丁姆就其艺术发展的贫乏而言几乎处于无文明的民族的阶段;希腊却很神速地从宗教概念里发展出神话和神像,再从这些发展出一个诗歌和雕刻的神奇世界,这种神奇世界在历史中再也没有重现过。在拉丁姆,只有聪明、财富和努力是公私生活中的权威;至于感受那令人欢欣的美的强大魅力,以似有情欲又似有理想的热忱去侍候娈童情侣,以神圣歌手的战歌再去唤起颓丧的士气,这却是希腊人的独擅专长。

  古代文明在这两个民族中都达到登峰造极,可是,这两个民族既渊源相同,又发展悬殊。希腊人的优胜之处比意大利人易被人们较为广泛了解,其余晖较为壮丽;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深切情感,个人的献身和牺牲精神,对自己的神祇的笃信不移:这些都是意大利民族的瑰宝。这两个民族都获得片面的发展,而达到各自完满的地步;因为雅典人不懂得像法比氏(Fabier)和瓦勒里氏(Valerier)那样去建国而去责备雅典人,或者因为罗马人不曾学会像斐迪雅斯(Pheidias)那样去雕刻和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那样去写诗而去责备罗马人,这都是褊狭见地。希腊民族如不同时把自己的政体改为专制政体,便不能从民族统一进入政治统一,这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至善的独特性格。美的理想境界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并且多少能补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欠缺的东西。希腊每逢出现统一倾向,这总是并不直接基于政治因素,而是基于竞技和艺术:只有奥林匹亚的竞技赛会,只有荷马的诗歌,只有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使希腊人团结起来。反之,意大利人为了自由坚决放弃个人意志,学会听从父命,以便自己善于服从国家。在这种服从中,个人可能得不到发展,最美好的人性的幼芽可能枯萎,可是,意大利人却因此而得有祖国和热爱祖国的感情,这是希腊人所未曾有的。在古代一切文明民族之中,意大利人独能依凭以自治为基础的政制而获得民族的统一;意大利既归于一统,于是,不但四分五裂的希腊民族的主权,而且全球的主权都终于落入意大利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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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些墓志铭可以使人推知它的发音,例如θeotoras artahiaihi bennarrihino 和dazihonas platorrihi bollihi。

  (2) 前为罗马纪元年,后为公元纪年。余同。——译者

  (3) 有人假定耶皮基语与今日阿尔巴尼亚语有亲缘关系,不过比较语言所根据的论点无论如何不够,而且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更是绝对不够。如果这种种族亲缘关系能够得到证实,而且由于阿尔巴尼亚人也属于印度日耳曼族,原与希腊人、意大利人同辈,希腊半开化民族的遗迹遍于希腊各地,尤以北部各省为多,因此,如果从另一方面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希腊半开化民族的残余,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先于希腊人的民族就是先于意大利人的民族。但我们目前仍不能据此推断耶皮基人曾渡亚得里亚海而迁入意大利。

  (4) 大麦、小麦和赤小麦共同野生于幼发拉底河右岸的阿那哈(Anah)西北(阿尔封斯·康多尔,《分类植物地理学》,巴黎,1855年,卷2,第934页)。巴比伦史家贝鲁苏斯(Berosus)也说过,大麦、小麦一同野生于美索不达米亚(见于乔吉奥斯·辛克洛斯,第50页,波恩)。

  (5) 如果说拉丁语的vieo,vimen 与德语的weben 及其他相近的语词同根源,那么,当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时,该词必定仍有一般“编织”的含义。这个含义到后来很可能在互不相属的地区才转变成“织”的含义。种亚麻之事虽然古远,但还不能上溯到这个时期,因为印度人虽熟知亚麻,但至今仍然仅用它来做亚麻油。意大利人知道苎麻大概比知道亚麻更晚,至少cannabis 一词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日后假借来的词。

  (6) 所以,aro、aratrum 又见于古日耳曼语的aran (犁耕,土语作eren )、erida ,斯拉夫语的orati、oradlo ,立陶宛语的arti、arimnas ,凯尔特语的ar、aradar ,因此,拉丁语的ligo 相当于德语的Rechen ,拉丁语的hortus 相当于德语的Garten ,拉丁语的mola 相当于德语的Mühle ,斯拉夫语的mlyn ,立陶宛语的malunas ,凯尔特语的malin 。

  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便将不能承认,住在希腊各地区中的希腊人只是以畜牧为生。希腊和意大利都以牧畜,而不以土地为一切私产的基础和标准,这不是因为农业开始较晚,而是因为农业初兴时还实行土地公有制。此外,不言而喻的是,希腊民族和意大利民族分离以前,任何地方还没有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畜牧业与之相结合,多少是因地而异,其范围则比后来广阔得多。

  (7) 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最古文化时期,农业与婚姻以及与建立城市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直接与婚姻有关的神,在意大利是凯雷斯和(或?)泰卢斯(TelIus)(普鲁塔克,《罗慕洛传》,塞尔维乌斯,《论埃涅阿斯纪》,4,166;A.罗斯巴赫,《关于罗马婚姻的研究》,斯图加特,1853年,第257、301页),在希腊是得墨忒尔(Demeter)(普鲁塔克《婚俗》,前言);古希腊的套语中称得子为“Ernte ”(收获)(见下文第32页注①);诚然,罗马最古的婚礼形式Confarreatio (献麦饼),其名称和仪式都从种谷物得来。建城时用犁,是人所共知的。

  (8) 双方最古的武器名称,没有一个可以肯定地显示出有亲缘关系,虽然意大利的lencea 毫无疑问与λóγχη 相关,可是lencea 在罗马词里出现得晚,也许是从日耳曼人或西班牙人那里借用来的。

  (9) 甚至在细节上也表现出这种一致性,如合法婚姻称为“为生育合法子女而缔结的婚姻”(matrimonium libterorum quaerendorum causa)。

  (10) 人们当然不可忘记,无论何处,相似的条件总是导致相似的制度。例如,罗马的平民阶级先是在罗马国家内部成长起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居民团与市民团同时发展起来,便有与罗马相似的制度。不言而喻,偶然的机缘对此有时也起触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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