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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政制改革行政长官权力的限制

发布时间:2020-03-11 22:42:4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在一切民社事务中,民社要团结一致,无所不能,这一严肃概念是意大利政制的首要准则;它把令人畏惧的权力赋予个别终身任职的元首,国家的仇敌必然感受到这一点,可是公民却也同样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于是暴虐和压制就势不可免,其必然后果是,有人会致力于削弱这种权力。可是,罗马的这些改革尝试和革命的伟大之处在于,罗马不想限制民社本身,或者仅仅夺去其相应的机构;罗马人未尝向民社争所谓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把攻击的矛头完全指向那代表民社的政体。自塔昆氏时代起至格拉古时代止,罗马进步人士所呼吁的,不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是限制官吏的权力;同时,罗马人从未忘记,人民不应进行统治,而是应当接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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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斗争是在公民内部进行的。与此并行的,还发展着另一种运动,这就是非公民要求政治平等的呼声。其中包括着平民、拉丁人、意大利人和其他被释奴的鼓动,他们不论是被称为公民的平民和被释奴,还是未被称为公民的拉丁人和意大利人,都缺乏政治平等,都要求这种平等。

  第三种矛盾更为普遍:这就是富人与贫人的矛盾,特别是富人与财产被夺者或财产受威胁者的矛盾。罗马的法律和政治状况造成为数众多的农人的兴起,其中部分是仰赖财主恩赐的小业主,部分是仰赖地主恩赐的小佃户。这些关系还常常夺去个人或整个民社的田产,但不侵犯个人自由。因此,在很早之时,农业无产阶级已经甚为强大,以至于能大大影响民社的命运。城市无产阶级则到了很晚的后世,才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

  这些矛盾不但决定罗马的内部历史,而且也同样决定意大利其他久已湮没无闻的民社的历史。在享有充分特权的公民内部发展着的政治运动,排斥者与被排斥者的斗争,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社会冲突,凡此种种虽然多方相互交错,相互纠缠,并且往往导致离奇的联盟,但有着性质上和根本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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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维乌斯改革使客民在军事上处于与公民平等的地位,其改革似源于行政上的考虑,而非本于政治上的党派倾向,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些矛盾中那首先造成国内危机和政制改变的矛盾,可以视为是导致限制行政长官权力的那种矛盾。这一罗马最古的反对派运动的最早成绩是废除国家元首的终身任期制,即废除国王。这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世界的范围内如何进行着相似的体制改革,事物如何必然顺应自然的规律发展下去。不但在罗马,而且在其他拉丁民族,以及萨贝利族、埃特鲁斯坎族、阿普利族,而且一般而论,在一切意大利人的民社中,我们都发现,如同在希腊人的民社中那样,终身在位的人后来无不被每年一任的统治者所取代。例如卢卡尼亚的镇邑确有在平时实行民主政治的证据,只在战时众长官才任命一个国王,就是说,任命一个类似罗马独裁者那样的官吏。同样,萨贝利人的城市民社,如卡普亚和庞贝的城市民社,也听命于一个年年更换的“国主”(medixtuticus),我们又可以假定,其他意大利民族的和城市的民社也有同类的设置。所以,罗马的国王何以变为执政官,其理由无须解释。古希腊和意大利的政治机构,出于某种自然的必需,自动地演变,对元首的终身任期制施以限制,任期普遍缩短,多半缩短为一年。然而,这种改革的原因虽甚简单,途径却不一而足:在一个终身国君去世后,人民决定不再另选一个,相传罗慕洛死后,罗马元老院曾试图如此;或一个国君自动退位,据说这正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用意所在;或君王暴虐,人民起而造反,将他逐出。

  罗马王政正是以最后一种方式结束的。塔昆王家的末主“高傲者”被逐的故事,无论穿插着多少逸事,发挥成多少传奇,它的主要轮廓却无可置疑。据可信的传说,人民造反的原因在于:国王应与元老洽商而不洽商,应补缺额而不补;不与顾问商议便宣判极刑。籍没财产;他的仓廪积谷如山,他还额外要求公民服兵役和工役。人民的愤怒可以种种事实为证:他们相互庄严宣誓,为自己,也为子孙,嗣后再也不容有国王,从此罗马人一提起国王的名字便火冒三丈,但是最重要的规定是:“献祭王”不可充任其他职务,在罗马官吏之中,此人虽然地位最高,权力却最小,人们相信应当立这样一个王,以免诸神失去他们常有的居间人。王族所有的人与末主同被逐出,当时氏族关系的密切可见于此。塔昆氏迁居凯雷,这也许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族茔晚近就在这里出土。罗马人废除了一个任期终身的统治者,另立两个每年一任的执政官,来领导罗马民社。

  关于这件大事,可认为史实的已尽在于此。(1)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像罗马这样统治地域辽阔的民社里,王权,尤其是累世握于一家的王权,必比在小国里更有抵抗力,因而斗争比在小国里更加激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迹象表明外国曾对此干涉。罗马与埃特鲁里亚的大战,由于罗马编年史上的时序混乱,被排列在紧挨着塔昆氏被逐之后。此战不能认为是埃特鲁里亚见其国人在罗马受害,便实行干涉,去援助他们;此说有充分的证据,因为埃特鲁斯坎人虽然大获全胜,可是既没有恢复罗马王政,也没有把塔昆氏带回罗马。

  我们虽然无从知悉这件大事的历史联系,但对于政制中所做的改革,我们幸而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王权绝未作废,可以为此作证的是,遇有遗缺时,仍旧推举一个“临时国王”(interrex),这只是以两个“一年王”,来代替一个终身王。后两王自称将军(praetores)、法官(iudices),或仅称同僚执政官(consules)(2)。同僚性和年度性的原则乃是共和与王政的区别所在,也是我们在这方面首次碰到的。

  后来那第三个最通用的名称,实起源于同僚性原则,但在此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最高权不是一起移交给两位长官,而是每一执政官均完全而充分地拥有和行使最高权,与国王无异;当然职权从一开始就可能有分工,如这一个执政官带兵,另一个执法,但这种分工绝没有约束力,每一执政官权限以内的事,另一执政官依法可以随时任意干涉。所以,有时最高权与最高权对抗,一个执政官发号施令,却被另一执政官所禁止,于是两执政官的号令便互相抵消,这种相互竞争最高权力的制度,即使非罗马人所特有,也是拉丁人所独具;在罗马国家中,已证明它是大致实际可行的,但在其他比较大的国家里,却难见其匹。这制度的渊源显然在保存王权,使之在法律上保持完整无缺,因此,王权不可割裂,不可以把它由一个人移交给一个团体,只是可以倍增成双,以便在必要时,使王权自发地抵消。

  对于规定期限,过去的五日制临时王位可以作为法律依据。正式的民社元首,自其就职之日算起(3),在位不得超过一年;随着一年期限的终了,如同临时王那五天期限终了时那样,他就不再任职;由于规定了最高期限,故国王事实上的不负责现象,对于执政官来说,已不复存在。在罗马国家内,国王固然一向服从法律,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可是据罗马人的见解,最高法官不能在自己那里受到控告,所以,国王若有犯罪的事,既没有审判他的法庭,也没有惩治他的刑罚。至于执政官,如果他犯了杀人或卖国之罪,只是在任职期间受其职位的保护,他一旦离职,便与寻常公民无异,也受寻常刑律的追究。

  除了这些主要的和原则性的改革以外,另有一些次要的,更多地属于外部的,可是有些还是颇深远的限制。国王用公民劳力耕其私田之权,全体客民对于国王所依附的特殊受保护的关系,现在由于既无终身职,这两者也就随之自然消灭。

  迄今为止,在刑事诉讼中,涉及罚金和体罚时,不但案件的侦查和裁判属于国王的权限,就是决定是否允许被判罪的人上诉求宥,也在国王的权限以内。此时(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按瓦勒里法律规定,宣判极刑或体罚若不以军法从事,则执政官须允许罪人上诉;后来又有一条法律(日期不明,但颁布在303年即前451年之前)将瓦勒里法律推广到重大的财产罚金。从前执政官的扈从手持斧钺,原表示执政官握有刑事裁判权。现在作为象征,执政官以法官资格而不是以将军资格出场,他的扈从不持斧钺。然而,如果长官不许罪人上诉,法律对他的惩处不过是加以恶名,而按当时情况而论,恶名不过是道德上的污点,至多只能使蒙恶名的人不得为证人而已。在这里,作为基础的是如下见解:在法律上旧日的王权不能削减;掌握最高政权的人在革命后所受的限制,严格说来仅具有事实和道德上的价值。因此,执政官如果行事不超越旧日国王的权限,他可能犯错误,但不算犯罪,所以不受刑事裁判。

  民事审判也发生了一种趋势相同的限制。很可能的是,执政官甫一就职,就被夺去据自己的权衡去决断私人间的诉案的权力。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改革同有关将职权移交副手或继任人的一般规定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昔日国王有委任代理人的绝对自由,而未尝被迫为之,那么,现在执政官行使转移职权的方式却根本不同于往昔。最高官员离城时,为执法计,他应指定一名法官,这个规定对于执政官也是有效的,同僚地位并不扩大到代理人,相反,最后离城的那位执政官负有这种指定权。执政官在罗马城期间,委托权很可能在设置这一职位时,立即受到限制,也就是,执政官在某些情形中有委托权,而在其他未规定的一切情况中,就无此权。如前所述,整个司法制度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规定的,执政官在极重大的诉案中可以如此行使刑事审判权:他可将他的判决呈交给公民,由民社肯定或否定。但就我们所看到的,他从未行使此权,也许不久就再也不准行使,也许只是在由于某种原因不必诉诸民社时他才进行刑事判决。人们避免民社最高官员和民社之间发生直接冲突,并对刑事诉讼做如下的安排:民社的最高职务是理论上有权为之,实际上始终由必要的代理人为之,虽然此人乃是他所任命。属于这一类的有两人专门审理暴动和叛国案的非常设审判官以及两个常设的缉凶使。在王政时期,当国王派人代表他审理这种讼案时,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但后一设置的常设性,以及在两者中实行的同僚性原则,无论如何,应属于共和时期。在这方面,后一安排较前一种情形显得颇为重要:第一次在两位常设的高级官吏之旁出现两个助手,他们是每一高级官吏在就职时任命的,理所当然地,在他退下来时也随同他退下,此人的地位,如同那个高级职位,也是按常设性、同僚性和一年性原则确定的。这还不是低级行政官吏制本身,至少不是共和时期与行政官地位相联系的那种意义下所指的,在这方面特派员不是由民社选派的。但这大概就是以后发展成多种多样的低级官吏体制的出发点。

  按照类似精神,高级职位也被夺去民事诉讼决断权,而国王派代表审理个别讼案之权则改变为执政官的职责,这就是说,在当事人的身份和控告的对象确定以后,为解决此控告,指派一个由他遴选并由他叙用的私人。

  同样地,执掌国库和国家档案库的大权虽然也留给执政官,但是,也许是立即,至少是很早就把常设的助手,以及那些缉凶使分配给他们,在这个活动中缉凶使自然绝对听从执政官。没有他们的预知和参与,执政官无法审案。然而,在没有这一类规定时,在首都的民社首脑就必须亲自参加;例如,在开始审理案件时,他无论如何不能指派别人代替他。

  对于执政官的委托权的这种双重约束存在于城市管理之中,首先是司法和财务方面,然而,作为高级统帅,执政官有权将全部或个别归他管辖的事务移交给他人。对于民政和军政权力的转移的不同处置乃是决定下述情况的原因:在纯属罗马民社的事务中,代理职权绝无可能,纯粹的市政官吏永不能由非官吏所取代,但是,军事代理人(proconsule,propraetore,proquaestore)则被排除于一切纯民社事务活动之外。

  又,国王绝对拥有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利,该权绝对没有从新的民社首领的手中收回;但他被限于任命民社指定给他的人。通过这种约束建议权,对正常行政长官的任命在某种意义上实际落入了民社手中;然而就事实而论,建议权和正式推举权仍有大不相同之处。执政官主办选举时,他绝不单纯是一位选举主持人,由于他握有实际上与昔日的国王相似的特权,他可以拒绝某些特定的候选人,不理会他们赢得的选票;他甚至可能一开始就把选择限制在由他所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执政官将由下文即将提到的独裁官补充时,进行补充并不征求民社的意见,而是执政官可以随意任命同僚,一如昔日临时王任命国王那样。

  昔日推举祭司之权操于国王,现在却没有移归执政官;而是男祭司团遇有缺额,自行补充,但维斯塔贞女和个别的祭司均由祭司团推举;民社对维斯塔女祭司那种有如家长那样的裁判权也移归祭司团掌握。这些事要处理得当,非由一人独做不可,因此祭司团大约在此时期开始推举一位团长,名为大祭司长(Pontifexmaximus)。宗教的和民政的最高权的这种分离——但前述的“献祭王”仅有其名,既无国王的民政权,又没有国王的宗教权——以及大祭司长那种与罗马祭司团的其他特性迥然不同的半官方地位,这都是政治革命的最有意义和最有影响的特色之一,政治革命的目的在于以贵族阶级的利益为重,故限制行政长官的权力。

  前面已经说过,王者威风凛凛,令人敬畏,执政官既无王号又无圣职,他的侍从又不执斧钺,故他的外表和排场远不及国王;另外,国王身服紫袍,执政官只在外衣上镶一紫边,以示其与普通公民有别;国王因事外出,经常乘车,执政官都不得不遵守普通规定,与其他公民无异,也在城内步行。

  然而,这种职权上的限制,仅适用于正常的民社元首。我们已经说过,遇有非常情势,两元首之旁便出现一个独一的元首,在某种意义上由这独一的元首代替那两个由国家选举的元首,此人就是“陆军统领”(magisterpopuli),又称“独裁官”(dictator)。选独裁官时,绝无人民参加,他纯粹是由一位当值的执政官推举的,对此他的同僚或其他官府都无法阻挠。他的判决无可上诉,与国王的无异,除非他有意让步。他一被任命,依法其他官吏便须一概受他管辖。另一方面,独裁官的任期受着双层限制:第一,他既是两执政官的同僚,而且是其中一人所推举的,所以他在位的期限不能超过他们的法定任期;第二,他的任期依规定以六个月为最高限度。独裁官制还有一条特殊规定,“陆军统领”须即刻自选一位“骑兵统领”(magisterequitum),他是陆军统领属下的官佐,与他合作共事,其地位略如执政官之与缉凶使,并且与他同进退,大概因为陆军统领统领步兵,所以依制度不得乘马,这必与上述条件有关。由这些章程看来,独裁官制可以视为与执政官制起于同时,其特殊用意在于一旦有战事,可免除分权之害于一时。王权也暂时恢复,因为尤其在战时,两执政官权力平等乃是令人担忧之源。最初的独裁官主要负军事使命,这不但有确凿的文献可考,而且这个官职及其佐理的最古名称,他的仅限于夏季一次出征的任期,以及对他的判决不服上诉的排除等,均是以此说明。

  所以,通盘看来,执政官是最高的行政官、裁判官和统帅,一如过去的国王;甚至从宗教的观点来看,那为民社祈神和献祭,并以民社名义,借助精通神学之人,去探求神意的,是执政官而不是献祭王,献祭王只是因为要保存这个名称才任命的。此外,为应急起见,人们还保留这样的可能性:无论何时均可事先并不征求民意,便充分恢复毫无限制的王权,以便祛除同僚制和特别削减权限所引起的弊端。这样,那些缔造这次革命的无名政治家,以纯粹罗马人的方式,既精明而又简易地解决了在法律上既能保存王权而在事实上又加以限制的任务。

  这样,由于政制改革,民社便获得最重要的权利,即有权每年决定民社的元首,以及最后决定公民的生死。可是,那时的民社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元老事实上已变为贵族阶级。人民的力量在于平民,平民中已有甚多的知名人士和富有资财者。这群民众虽然分任公家的负担,却仍被摈于公民大会以外,这一事实会得到容忍,只要公民大会本身基本上不干预国家机构的运行,只要王权因其崇高和自由的地位,仍使公民几与客民同畏其威,从而使法律上的平等在全国得以保持。可是,民社本身若须负按期选举和裁判的责任,其元首实际上由它的主人降为它的定期受托者,这种状况便不能再长久保持;在革命之初,国家尚在重新进行改造时,只有公民与客民合作才能济事。于是,民社的扩大必不可免。而此事的完成系用最广泛的方式,全体平民,即所有非公民,均被纳入公民阶级之中。非公民指既非奴隶又非只依客民法卜居于罗马的域外民社的公民。旧公民的区会,无论在法理上或事实上,一向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此时在法制上的特权却被剥夺殆尽。在纯属形式的行动或涉及氏族关系的文件(例如,执政官或独裁官就职时人民对他们亦如从前对国王那样宣誓效忠,以及收纳义子或立遗嘱所需要的法律特许)中,区民大会仍保持其旧日的权力,可是自此以后,区民大会不再执行任何纯属政治性质的决议。不久,甚至在区里,平民也有了投票权,从此全体旧公民根本丧失了集会和通过决议之权。因为区民大会实基于氏族组织,而完全纯粹的氏族组织只见于旧公民之中,所以政制一经改革,区的制度便形同无本之木。平民既得加入区会,他们自必可以在法理上自立宗族和氏族,这是他们以前仅能在事实上所做的事。平民从事自立氏族的却仅占其中的一部分,这不但见于古籍,此事本身也可想而知。于是,新区民大会与其最初性质相反,包含许多不属于任何氏族的分子。

  公民大会的一切职权——不但推举行政长官,表决法律的可否,而且遇有刑事案件上诉时予以决定,当然刑事案件绝大多数是政治诉讼——均移归那应服兵役者的集会,或则为他们所取得。百人队以前仅负公共的负担,现在也得到公共的权利。于是,塞尔维乌斯体制中规定的微小开端,例如,尤其是将赞同为侵略而宣战之权给予军队,现在却达到很大的发展,以致百人队大会完全而永久地夺去区会的尊显地位,于是人民习惯于把百人队会看成是寄托着人民的主权。百人队会没有辩论,只有主持此会的长官欲亲自发言或令人发言时为例外;遇有上诉案件,当然要听取双方的陈述。一事只要在百人队会里取得大多数,便算决定。

  在区会里,有表决权的人一概立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在一切平民加入区会以后,人们就会达到成熟的民主政治,因此,不让区会有议决政务之权,就可以理解。百人队会虽然不使贵族握举足轻重的大权,却把它置于有产者手里;重要的往往实际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先表决权,却置于骑士亦即富人手中。

  元老院没受政制改革的影响。迄今存在的长老团不但是清一色的贵族,它还保持其主要的特权,如摄政的任命权,以及视民社所通过的议案是否符合政制而决定取舍之权。就事实而言,这些职权却因政制改革而进一步扩大,因为以后民社官吏的任命更受制于民社的选择,也要听贵族阶级的元老院来批准或驳回。据我们所知,只有关于上诉的事,不必由元老院批准,因为这种事件所争取的是赦免罪人,拥有主权的人民大会若准许赦免,理所当然地,这决定便谈不上被任何人取消。

  但王政既遭废除,虽则贵族的元老院的法制权利反而扩大,不是缩减,可是因为其他事务要在元老院中讨论,而且可以用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据流传下来的史料,紧跟王政废除之后,元老院便扩大了组织,平民也能加入元老院,结果这整个团体完全改观。从较早的时候起,元老院兼为国务枢密院,可是不专为此,也不主要为此。甚至在王政时期,遇到这种情形,如有非元老参加会议,可能也不得视之为违宪;此时则订定办法,举行这种讨论时,应有若干非公民,即所谓“在册者”(conscripti)参加贵族的元老院的会议。但两者绝不因此而处于平等地位。平民在元老院并不成为元老院议员,而仍属骑士阶级,不称为“元老”而只是“在册者”,不得用紫边袍、赤履等象征元老地位的标志,此外,不但元老院主管的权限绝对不许他们行使,仅在征求意见、依次询问贵族时,他们也不得不自安缄默,仅在分组表决,即,如骄傲的贵族所说的在“举足表决”时,表示他们的意见,以增加票数。然而有了新法制,平民不但能走入罗马广场,而且进入元老院,于是权利平等这一最困难的第一步,在这方面也做到了。

  此外,与元老有关的制度没有重大的变化。不久以后,贵族成员的等级地位上的区分逐渐明显起来,尤其是在普遍征求意见时,以致元老有即将被选为民社最高职务的,或曾任此职的,在登入名单时,都列于其他人之前,表决时先问他们的意见,然后才问其余的人。他们中为首的,即元老院首席元老(princepssenatus)的地位不久就成为极受艳羡的尊位。另一方面,昔日国王不在元老之列,现今在任的执政官也是如此,所以表决时,不把自己的一票计算在内。选择元老院成员,既包括狭义的贵族元老,也包括在册者,现在是执政官的事,正如往日是国王的事;如果说昔日国王对于使氏族在元老院里各有代表一事仍稍为顾及,现在对于平民而言,已经完全没有这个考虑,因为平民的氏族组织没有完备的发展,于是元老院与一般氏族组织的关系日益疏远,此乃在事物常理之中。我们未见执政官从平民中选任元老时,有不得超过某一定额的限制,其实也没有立这规程的必要,因为执政官本人即属于贵族。可是因为执政官所处的地位,他任命元老时,可能自始即实际远不及昔日国王那样自由,他受本阶级的意见和惯例的束缚远较国王为甚。特别有一条规则,如果执政官被选时仍未为元老,这种情况在当时可能会有,那么,他出任执政官以后必然随之进入元老院,成为终身元老;这条规则大概在很早时就已在习惯法上成为定规。同样,有一种习惯似在早年即已成立,元老出缺以后,不即刻予以递补,元老院的名录要等到税户调查时,才予以修改和补充,因而通常每四年才举行一次。对于操选举权的当局,这惯例也是一种重要的限制。元老的总数依然如故,虽然入册者也包括在内,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贵族元老数目的减少。(4)

  显然,甚至由君主制改变为共和制以后,罗马国家的情况尽可能照旧保持。如果一场国体的变动能够是保守性的,那么,这一次就是如此;构成国家的成分竟无一真正为革命所推翻。这一点足以昭示全部运动的性质。据有些可怜深陷谬误的记载说,塔昆氏被逐是那些激于同情和酷爱自由的人民所为,其实不然,这是两派人所做的事。一派是旧公民,一派是平民,他们已从事斗争,并且深知彼此的斗争将继续不止。他们也像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那样,看见共同的危险势将把国家变为一个暴君掌握下的专制政府,于是暂时联合一致,危险一旦过去,又复意见不合。旧公民没有新公民的合作不能铲除王政,但新公民若想自旧公民之手一举而夺其政权,却绝无充分的力量。这种交易自必用迟缓的讨价办法,得到的只限于微小的相互让步,至于哪一派终占优势,两派将和衷共济抑或仍相敌对,则留待将来解决。所以,仅注目于直接的改革,或可能仅注目于最高官吏任期的改变,便不啻完全误解罗马第一次革命的广大意义;这次革命的间接效果最为重要,而且甚至缔造者亦必未尝预料会如此伟大。

  总之,这个时代乃是后世所谓的“罗马公民团”肇始的时代。平民阶级迄今一直是客民,他们须分担纳税和服役的责任,可是在法律看来,实际只是被收容的外国人,他们的范围与真正的外国人之间似乎不必划分明确的界限。现在他们以应服兵役的公民的资格列名于册籍。他们虽然还远未获得法律上平等的地位,虽然旧公民仍独掌法制上属于元老会议的威权,而且仍独具充任民政长官和祭司的资格,甚至得以优先分沾公益,分掌公共牧场。可是,自从平民不再仅有被征从军的义务,而且在民社大会和民社议会里,遇征询意见时他们也有表决权,最贫苦的客民的头颅和脊背现在也受上诉权的保护,与最高贵的旧公民无异,从此走向完全平等的最艰难的第一步就算已经迈出。

  贵族与平民融合为新的共同的罗马公民团,其结果之一是旧公民变为氏族贵族,因为贵族已失去其在公共的大会通过法令的权力,而新的家族更不能通过民社的决定就加入贵族之中,所以氏族贵族甚至不能自行填补。在王政时代,罗马贵族界并不如此孤立和封闭,许可新氏族加入之事屡见不鲜。现在这些贵族的真正特征才出现,这就足以预示贵族不久将失去其政治特权及其在民社中所独占的威势。平民虽可以做军官和元老,却被排除于一切民社的官职和祭司职之外,在法律上旧公民不得与平民通婚的规定又被顽固地保持着!两事均足以证明贵族自始就排斥他人而又荒谬地享有特权。

  公民的新结合的第二个结果必然是,对于拉丁盟友和其他国的人的居住权规定得更为明确。获得平民权利的条件必须规定得更为确切,扩大了的公民团与此时的非公民的界限必须划清,此种必要主要不是起于百人队会议的选举权,因为这项权利仅属于定居的居民(Ans?ssigen),而是起于上诉权,上诉权是许给平民的,而不是许给寄居者或外国人的。所以,贵族与平民之间那种令人憎厌的区别,以及罗马公民与外国人那种傲慢和严格的划分,都可以追溯其源,即此时人民的见解和感情。可是,前者的公民区别系暂时性质,后者的政治区别却系永久性质。政治统一感和开始日臻伟大之感,既这样培植在民族的心胸之中,它们具有足够的扩大趋势,足以先破坏那些委琐狭隘的区别,而后以其雄伟的潮流,将它们扫荡无遗。

  更有进者,法律与政令的划分也起于这个时代,这种区别实基于罗马国家的精髓,因为在罗马甚至王权也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凌驾于法律之上。可是,任何有政治能力的民族无不深切而实际地尊敬权威,罗马人也是如此;这种敬畏产生了罗马公法和私法上如下值得注意的准则:长官并无法律根据的命令至少在他任期内有效,虽然任期一满,这命令立即失效。显然可见的是,依这见解,只要长官任的是终身职,法律与政令的分别实际上必然近于消失,公民大会的立法活动也不能得到发展。反之,长官改为一年一换之后,公民大会的立法活动便有了广大的活动场所。下述情况此时也绝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执政官决断的讼案如无法律效力,其继任者可下令复审此案。

  最后,民权和军权的分野也起于此时。在前者中法律为尊,在后者中斧钺至上;在前者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上诉权,以及有控制的委任权,在后者方面,统帅像国王一样握绝对的威权(5),有一个既定的原则:统帅和军队平时不得开进罗马城。另一规定即使不见于法制的条文,却包含在它的精神之中,就是只有在民政当局的监督下才能定出具有永久效力的组织条例。固然也偶有统帅不顾这个原则而在军营中召集部队开公民大会的事,而且此时通过的决定也不是于法无效,可是这种做法不为惯例所许,于是不久便中止,形同被禁。正式公民与兵士的区别在公民心中根深蒂固,日甚一日。

  然而,新的共和政体尚需时间发展,才能看出结果。后世虽深切地感受到它们,但在当时的人乍看起来,这革命或许不是这样。非公民诚然由此获得公民权。新公民团在民社大会中获得广泛的特权,但贵族元老院那坚固紧凑的阵势,恰像一个上议院,与Comifia(大会)对峙,等于取消他们的行动自由。元老院虽不能阻挠公民大会的真诚意志,但仍能以其干涉实际造成纷扰和迟宕。贵族阶级既放弃其独自代表民社之权,在这方面如果所失不致过多,在其他方面确实也有所获。固然,昔日的国王当然是贵族,如同执政官那样,国王有推举元老之权,执政官也有此权,可是国王的特殊地位不但使他位居平民之上,而且也位居贵族之上。他有时不得不依靠民众的支持来抵抗贵族;现在的执政官则不然,他治国的时间甚短,在任期前后他只是一个贵族,明日即须服从他今日所命令的公民贵族,所以他所居的地位绝未脱离他的等级,他内心中的贵族意识必大于他的长官意识。如果有时一个厌恶贵族阶级专政的贵族分子竟然破例地被推举出来主持国政,那么,满腔抱着强烈的贵族精神的祭司团,必与他的同僚共同干涉他的职权,使他无能为力,而且不难用独裁制来中止他的职权。更为重要的是,他缺乏政权的第一要素——时间。一国的元首无论受有何种全权,如果他不能长期主政,便不能取得政权,因为任何统治权无不以时间为必要条件。因此,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即并非狭义的贵族元老院,而是贵族与平民合组的元老院,以其处处备长官顾问的职权,必然获得极大的势力,而任期一年的长官却与之相形见绌,以至于恰好颠倒了他们的法律关系,元老院实际上自擅政权,迄今的摄政者却沦为替它主事和执行的长官。每要提交民社表决可否的建议,按惯例应先向元老院全体咨询,得其许可;这事在法制上虽然并非必要,可是在习惯上已非此不可,所以,人们轻易也不愿意将它忽略。关于重要的国家条约,公地的管理和分配,以及其后果超过一年任期的每一项行动,都依此法办理;于是执政官除处理日常事务,民事诉讼的初步手续或战事的指挥外无事可为。又有一种改革,其结果尤为重要:即执政官,甚至在其他情况下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官,若无元老院的许可,未经元老院示意,绝不许动用国库的款项。昔日国王亲自管理国库,或至少可以亲自管理,现在元老院却使执政官必须将管理国库之事委托两个常任属员,两人虽为执政官所推举,听命于执政官,可是我们不难想见,两人依赖元老院的程度必远较依赖执政官为甚。这样元老院就把财权揽在手里。罗马元老院对于钱财的审核权,就其效果而言,可以与今日君主立宪政体的赋税审核权等量齐观。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一切贵族政治的首要条件,都是国家全权不寄托于个人,而寄托于团体。现在一个贵族占优势的团体,即元老院,已据政权为己有,同时执行权不但仍操在贵族之手,而且完全受统治团体的支配。许多不属于贵族的人固然列席于元老院,但他们既不能充任长官,甚至不能参加辩论,因而绝无实际参政的机会,他们在元老院势必处于附属地位;而且还由于存在着经济上甚关重要的公共牧场用益权,因而在经济上也依附于这个团体。贵族出身的执政官至少每四年修改元老院名单一次之权渐为人们所承认,此权对于贵族影响甚小,却很可用来为贵族谋利益,应用此权可阻拦人所不喜的平民进入元老院,或将他们从中排斥出去。

  所以,这次革命的直接后果是确认贵族统治;这完全是实情,只是并非实情的全部,当时的大多数人可能以为革命仅使平民遭受更顽固的虐政,我们生在后世的人却认为,自由的嫩芽即在这次革命之中。贵族所得到的并非民社所失去的,而是长官在权力上所失去的,固然,民社仅取得少量范围很窄的权利,远不如贵族所得的那样切实和明显,千人之中可能无一人认识其价值,可是这些权利却成为未来时代的保证。迄今,客民在政治上一无所能,旧公民却无所不能,现在客民也加入了民社,旧公民便归于失败,因为当时的情形虽距民权完全平等甚为遥远,可是决定一座堡垒的陷落的,不是占领最后一个据点,而是打开第一个缺口。所以罗马人民谓其政治生活始于初行执政官制度之时,实属正确不误。

  共和革命尽管首先促成了贵族政治,但仍可称为迄今客民或平民的胜利;然而甚至就后者而论,这次革命也绝不带有我们今日所惯称的民主的特征。一人不假门第和财富之力,仅凭个人的才具之长,或能在国王统治下较易得势和受到敬重,但在贵族统治下则较难。在王政时代,法律不禁人加入贵族,现在平民最高的志愿却在于进入元老院,做一个哑口无言的附属品。合乎事物情理的是,据统治权的贵族等级即使容许平民加入,但允许有权列席元老院的当然不是最贤能的人,而大半是有钱有势的平民家族中的为首人物,这样得入元老院的平民家族又就谨守其议席,唯恐为人所夺。所以旧公民团里虽有法律上的完全平等,但新公民团或旧客民阶级从一开始就分成一些享有特权的家族和一群受轻视的人。此时依照百人队会的制度,民社的权力归于这样一个阶级:它自从塞尔维乌斯改革兵制和税制以来,即主要肩承国家的负担,这阶级就是定居的居民(Ans?ssigen),而且握政权的竟不是大地主或小村民(Instenleure),而是中农等级,此时老一辈的人仍享受特权,人数虽少,拥有的投票表决份额却与年轻的一样多。当旧公民团及其氏族贵族根本灭绝,一个新公民团的基础已奠定时,此公民团中田产和年龄举足轻重,于是一个新贵族阶级的端倪业已在望,这阶级最初以家族的实际名望为基础,这就是将来的贵族。这次共和的国家变革,同时为新的、同样保守的、也同样贵族性的政体勾画出最初的轮廓,显示罗马国家的守旧根性,没有比这个说明得更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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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个著名故事大部分自相矛盾,它大部分由关于别名(Brutus,Poplicola,Scaevola)的说明编造而成。但仔细看来,甚至似属信史的成分显然也是伪撰。属于这方面的有,据说布鲁图曾任骑兵统领(tribunuscelerum),并以这个资格提出人民放逐塔昆氏的决定;因为据罗马政制,区区一个军官召集区会是绝不可能的。人们假造此说的用意,显然全在给罗马共和一个合法的基础,而且设想得极不高明,因为他把tribunuscelerum与全不相同的magisterequitum混为一谈,然后又将地方长官(praetor)才有召集百夫会之权,转而应用于召集区会方面。

  (2)consules意指一起跳跃者或跳舞者,正如praesul指跳跃于前的人,exul指跳出者,insula指跃入,最初指一块落入海中的岩石。

  (3)就职之日不在岁首(3月1日),并且绝不固定。卸任之日以就职日期为转移,只有一个执政官出缺,另选一个执政官取代其位时(consulsuffectus)为例外;此时他继承原执政官的权利,所以也继承他的任期。可是在早期只有两位执政官之一出缺时才选代理执政官。到了共和末年时,才有代理执政官团。一个执政官的任期在两个日历年内所占的两部分往往不一样长。

  (4)最初几任执政官许平民一百六十四人进入元老院,此说不可认为是史实,却可证明:后世的罗马考古家所能指证的罗马贵族不超过一百三十六家(《罗马研究》,第1卷,第121页)。

  (5)下面的话说来也许并非多余:iudiciumlegitimum,如同quodimperiocontinetur一样,均以主管长官的号令权(imperium)为基础,所不同者仅为在前一情形中,号令权受制于Lex,而在后一情形中,号令权是不受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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