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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平民保民官和十头政治

发布时间:2020-03-11 23:09:39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通过新的民社组织,旧公民已循合法途径完全掌握政治权力。长官既降为贵族的仆役,贵族借长官之力统治国家,在元老院占有优势,垄断一切官职和僧位,独具神学知识和人间知识,熟谙全部行政惯例,由于为数众多的不同家族的忠诚党羽的支持而在公民大会中富有影响,最后又握有每一公民大会法令的核夺权。贵族能久守其统治实权而不失,正因为他们适时地在法律上放弃单独掌权的要求。平民虽然不免痛感自己在政治上受到轻慢,但民众所要求的不过是公正的统治和实际利益的保障,毫无疑问,只要贵族懂得如何使他们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便不必对于一个纯属政治性质的反对党多所畏惧。实际上,国王被逐以后,我们首先见到的种种措置都是有意或至少似乎有意争取,尤其是从经济方面去争取庶民对于贵族统治的欢心:港口税降低了;国家在谷价昂贵时收买大批谷物,并且将盐业作为国营专卖事业,以便用平价的粮食和食盐卖给公民;最后,将全民节庆延长一日。属于同一类措施的还有前已言及过的财产罚款条例。该条例的用意不仅在普遍限制可怕的长官罚款权,而且主要在于保护贫苦小民。长官在一日内,对于一个人的处罚,不得超过两只羊或三十头公牛,而不许他上诉。这种比率甚为稀奇,其唯一理由或在对于仅有几只羊的贫人和拥有几群牛的富翁,须规定两种不同的最高限额;这条例照顾到受罚人的贫富,近代立法者可以从中学习。

  可是,这些法规仅系表面文章,主要的趋势却正与之相反。由于政制的改革,罗马的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昔日国王政府可能有原则地不去助长资本的势力,却尽量提倡农庄数目的增加。新的贵族政府似乎自始即有意破坏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产,一方面有意发展地主和财阀的统治权,另一方面造就一个农业无产阶级。

  降低港口税虽然一般地是人民所欢迎的政策,最蒙其利的却是大商人。然而,更足以大增资本势力的,实为间接管理财政的制度。造成此事的根本原因何在,不易断言,不过可以追溯其起源于王政时期;自从创行执政官制度以来,一方面因为长官更动频繁,一方面因为国库的财政事务扩大到买卖谷物和食盐,所以,私人的中介活动必然更加重要;因而为承包财政制度奠定基础,以后这种制度的发展对于罗马国家关系极大,为害极烈。国家渐将一切间接税,以及一切繁复的付款和交易交给中间人,中间人缴纳或领受一笔整款,然后从事这种业务,以自谋私利。当然,只有大资本家才能参加这种承包,并且因为国家对实物的担保严加注意,参加者必以大地主为最多,于是兴起一班包税人和承办人。这些人财富激增,表面似为国家的奴仆而实有左右国家的力量,其金钱势力的基础既不近情理而又于国无补——从这几方面看,他们与今日证券交易所里的投机家完全相似。

  一致商定的财政措施最先和最深切地显示于公地处理中,这些措施简直可以说就是力求造成中产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毁灭。就其性质说来,公共牧场和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般都是公民的特权,正式法律不许平民使用公家的草地。然而,除变公地为私产或把公地让给私人外,罗马法不承认公民个人拥有应如同财产那样受尊重的固定使用权,所以公地一日仍为公地,则共享公地的允准和限定,完全随国王的意愿而定;毫无疑问,他常利用他的权利或至少他的权力,来做出有利于平民的决定。可是,共和创立以后,人们又严守一个原则,即公共牧场的使用权依法应专属最有资格公民,换句话说,应专属贵族;元老院虽仍旧允许有例外,以博得那些在院中有代表的平民富家的欢心,可是平民阶级的小地主和短工最需要公共牧场,但在共享此权一事中却受到不公平的抑制。此外,迄今人们驱牛到公共牧场放牧的须缴纳放牧税,费用轻微,足以使人仍认为使用牧场是个特权,但却给国库收入可观的款项。现在贵族阶级的财务官征收这种捐税,常抱怠忽宽容的态度,使其逐渐沦于作废。迄今为止,特别是因征略而得到新领土时,照例要分配土地,贫苦公民和客民均由此得到照顾,只有不适于农业的土地才归并于公共牧场。现在人们不敢完全废弃这种分配田地的办法,更不敢偏袒富人;可是,分田之事日少,所分之田日小,而代之以有害的占田制。所谓占田制就是将土地让给最先占用土地的人及其法定嗣续,不给他所有权,不按正式定期的租借办法,而只给他一种留待后命的特种使用权,所以国家随时有权收回这种土地,占田的人须向国库缴纳所收谷物的十分之一,或所产油、酒的五分之一。这只是将上文所述的“许占”法(precarium)应用于国有土地,这制度在较早时或已应用于公地,作为实行分配土地以前的暂行办法。然而,到了现在,不但这种占用权成为永久,而且除特权者或其受宠者而外,当然无一能分享此权,并且什一税和五一税也征收不力,与征收放牧税的情形无异。这样,中、小地主便遭到三层的打击:他们失去公民的共同享益权;因为国有土地的赋税不再按时流入国库,故赋税负担加重;昔日分配土地的办法停用,它略如今日定期的大规模移民,给农业无产阶级打开一条长久的出路。此外,又开始出现大农庄,它赶走小农业客民,用农奴取代客民,来耕作大农庄的田地;一切政治上篡夺平民权利的做法总合起来,都不及这种打击的难于抵挡和为害之烈。战争使人困苦难堪,或遭败劫,过重的捐税和劳役由此而生,平民的不幸无以复加,于是有田的人或直接失去其田园,即使不变为债主的奴隶,也成为他的仆役,或因为负债累累实际降为债主的临时佃户。这种情形给资本家的投机事业开辟了新的用武之地,这里获利甚丰,既无烦恼,又无危险。资本家有时由这方法广增田产,又有时债务使农人的人身和地产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把业主的名义和实际占用权留给农人。后者可能是最通行、也是最有害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虽使个人免于完全倾家荡产,却也使农人居于朝不保夕的地位,无时不处于债主的掌握之中。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知所有权为何物,而仅见所有权的重累,还使整个农民阶级都情绪低落,以及在政治上有受到毁灭之虞。昔日立法者不许人抵押财产而规定即刻将财产移交于债权人,意在防止无力还债,并将国家负担转移给土地的真正拥有者,可是严厉的私人贷款制度竟能规避立法者的本意,这制度对于商人或许甚为适宜,用在农人身上,便把农人毁掉。土地可以自由分割,这一情况始终助长一个债台高筑的农耕无产阶级出现的可能性,处此情形之下,一切的负担有加无已,一切解救的途径都闭塞不通,于是忧愁和绝望蔓延于中产阶级,如火燎原。

  由这些关系而起的贫富之分,绝不与贵族、平民之分全相一致。殷富地主虽在贵族中占极大多数,平民当然也不乏富家巨室;那时平民在元老院里也许已占大多数,而且监督财政也由元老院负责,甚至贵族出身的长官也不得参与,贵族滥用特权得来的一切经济利益,使全体富人都蒙受其利。所以,当最富才具和最能反抗的人都入了元老院,由被压迫阶级转入压迫他人的阶级之时,落在平民身上的压迫就变得更加沉重,这就可以理解了。

  可是,贵族阶级的政治地位所以不能长久保持,正因为这种情势。贵族阶级如果能克己自制,公平为政,保护中产阶级,如同来自他们当中的个别执政官曾试图做过的那样,但由于长官地位低落未能行之有效,那么,他们还可以长期独占这些官职。贵族如果愿把完全平等的权利给殷实和知名的平民,例如,将进入元老院与获得贵族资格结合起来,那么,两阶级都可以安然无虞地长期掌握政权和经营投机。可是,这两种方法都未被采用,心胸狭窄和眼光短浅,乃是一切真贵族政治不可移易的特有本色,在罗马是明显可见的,它们使这个强大的国家分崩离析,陷于既空虚无用,又不光彩的纷争之中。

  然而,眼前的危机并非来自那些在等级中受到冷遇的人们,而是来自困苦的农夫。修正过的编年史把政治革命确定在244年即前510年,社会革命在259年即前495年和260年即前494年,这两次革命确似紧相衔接,不过相隔的时日可能较长。据说,当局厉行债务法,激起广大农民的公愤。259年即前495年,战争危急,国家征兵,那些有当兵义务的人不肯应征。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乃暂停债务法的施行,下令释放因债务入狱的人,又禁止再行逮捕。于是农人纷纷入伍,助战获胜。他们努力造成和平,自战场归来以后,和平却又为他们带回牢狱和枷锁。第二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严峻无情地执行债务法,他的同僚有自己以前统率过的士兵前来求援,他不敢起来反对。同僚制的创行仿佛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便于背信和施行虐政,然而此事不可移易,人们竟耐心忍受。可是,次年战争又起,执政官的谎言不再生效。马尼乌斯·瓦勒里乌斯被举为独裁官后,农人对他顺服,一方面因为独裁官位高权重,使他们产生敬畏,又一方面因为他们深信此人对人民有同情心,瓦勒里氏在老贵族中是一个以掌政为特权和荣耀,而不想从中取利的氏族。胜利又属于罗马军旗,可是,战胜者归国后,独裁官把变法建议提出于元老院,遭元老院顽强反抗,使他的建议受到挫折。此时军队照例仍在城下列阵。消息传来,酝酿已久的风波便爆发起来,因为有义气和严密的军事组织,甚至气馁和冷漠的人也被带动参加于其中。军队遗弃了他们的将军和营垒,由大多数为平民出身的军团保民官率领着,军容严整,开赴台伯河与阿纽河之间的克鲁斯图美伦一带,在该地占据一座小山丘,准备在罗马这块最肥沃的地方创立一个新的平民城。军队这次开拔行动昭然若揭,使最刚愎的压迫者见到,这种内战也可能以他们在经济上破产告终;于是元老院做出让步。独裁官促进了协议;公民回到城垣之内,表面上恢复了统一。自此以后,人民称马尼乌斯·瓦勒里乌斯为“伟大的人”,称阿纽河彼岸的山为“圣山”。这次革命是群众自发的,没有固定的指导,由偶然产生的将领指挥,又不曾流血。所以,它自有其伟大与崇高之处,罗马公民每回忆及此,都有愉快和自豪之感。革命的效果历数百年尚存在人们心中,平民保民官就始于这次革命。

  除临时性法令,尤指为消除最沉重的欠债之苦的法规以及为救济一批农人而在各处建立殖民地的法令以外,独裁官又通过法制手续通过一项无疑旨在使公民违背军中誓约之罪得蒙赦免的法律,为此还使每一民社成员都宣誓遵守,然后藏之于神殿,并由平民中任命两名官员负监管该法律之责,名为“神殿主持”。这项法律于两名贵族执政官之外,又设置两名平民保民官,由按区集合起来的平民来选举。保民官无权反对军中的号令权,就是说,绝不能反对独裁官的权威,也不能反对执政官在罗马城以外的权威,可是,保民官能独立自由地对抗像执政官所行使的那种寻常民政权力,但权力并未因此而分散。保民官获得一种执政官用来针对执政官,但更多地用来针对较低官吏的权力,也就是这样一种权力:一长官发出命令,若蒙其影响的市民自以为受了损害,经他提出,保民官即可及时亲自提出抗议,取消该命令;同样,对于官吏向公民大会提出的每一动议均可斟酌情形予以阻止或取消,这就是干预权,或所谓保民官否决权。

  处于保民官的职权范围内的,首先是以下之权:随意阻挠行政和司法工作,使应服兵役的人不听召集而能免受处罚,阻止或取消对欠债者的起诉和对已定罪者进行的刑事起诉及预审羁押,以及诸如此类的特权。为使这种法律援助不致因援助者不在而无法求得,又规定保民官不得在城外夜宿,他的门户须昼夜不闭。此外,处于平民保民官职权范围内的还有:对于民社的决议,保民官只一句话就可予以限制,否则民社就可根据自己的最高权力,收回它直接颁给自由民的特权。

  但是,对于忽视这些权利的人,尤其对于违法乱纪的行政官,不给保民官以一种立即生效和不可抗拒的强制权力,那么,这些权利就会不起作用。这些权利在形式上都给予了他:对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保民官的违法行事,尤其是侵害他的人身,应为死罪,在圣山上,每一个平民都曾一个一个地为本人也为他的后代发过誓: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坚决保卫保民官,使他免遭一切损害。这个刑事审判权并不交给民社的行政官,而是交给平民去处置。依其司法职权,保民官得追究每一公民,甚至在位的执政官的责任,他如果拒不从命,便把他逮捕,在预审期间把他监禁或许他交保释放,然后判他死罪或罚款,为达到此目的,同时任命两个平民为助审官员(?dilen)(1),充保民官的随员和助手,以便执行逮捕,为此平民也对他们的安全做了宣誓保证。这两名官也有司法权,与保民官无异,不过他们处置的只是一些可用罚款了事的小案件。如果对他们的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但上诉并非诉诸公民全体,因为平民官员不得在各处与公民全体交涉事件,而是诉诸平民全体,遇这种情形,平民分区集会,以多数票最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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