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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等级平等运动和新贵族政治

发布时间:2020-03-12 00:02:5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保民官运动似乎主要起因于对社会状况的不满,而不是对政治状况的不满,我们若假定那些已入元老院的殷富平民同贵族一样反对这种运动,实有其正当的理由,因为这运动所大加攻击的特权正是有利于他们的特权,他们虽在其他方面受人贱视,但是他们似乎以为,当整个元老院的财政特权面临威胁之时,他们不当在此时争官做。共和政体最初五十年间未曾采取直接的步骤,来促进各等级的政治和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古罗马的等级平等运动和新贵族政治

  可是,贵族与平民的这种联合绝不是永久联合的保证。无疑地,从最初起,平民中的巨室即有一部分附和革命党,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本等级的人负有正义感,另外还因为一切受贱视的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纽带,最后还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事结果必不免对民众让步,如果善为利用,这种让步势必会导致革除贵族的特权,而平民巨室即可在国家里占有决定性优势。当这个信念不可避免地日益流行,而且平民巨族领导本等级起来与贵族斗争时,他们以保民官为合法的内战工具,又以社会疾苦为武器,来进行战斗,以便迫使贵族接受和约条款,然后居两派调节人的地位,为自己争得做官的权利。

  十人政治倾覆以后,各派地位就发生了这种转变。平民保民官的不能废除,现已成为昭然若揭的事实;平民巨室的良策无过于取得这强有力的工具,用它来消除本等级在政治上所受的歧视。

  氏族贵族与联合起来的平民对垒之时,最足以昭示贵族不能自保的,莫过于下列事实:革命一举推翻十人政治以后,不到四年,这个高贵等级的基本原则(即贵族与平民通婚姻无效),就不堪一击。309年即前445年,卡努莱公民投票法规定,贵族与平民的婚姻应视为真正的罗马婚姻,由这种婚姻产生的子女应从其父的身份。同时又通过一个议案,百人队会应选举军事保民官,在军队未划分为军团以前,其数目为六人,在以后,这种官的数目也以此为准,以代执政官,他们有执政官的职权(1),任期也与执政官相同。其次,原因是军事方面的,那时战争频繁,需要最高将帅的数目超过执政官的体制的准许;但是,这变动对于等级斗争具有重大意义,也许就这种安排来说,那个军事目的更多的是借口,而不是理由。按古代的法律,每一个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或客民皆可达到军官的地位;平民在十人政治时期曾暂时得任最高长官,现在借此原则,范围加广,一切自由出身的市民一律有出任最高长官的机会。问题很明显,贵族现今不得不放弃其独占最高长官之权,又不得在此事上让步,他们仍不肯给平民以最高长官的名义,仍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把执政官职位让给平民,这对于他们究有何益?(2)可是,最高长官之职连带着荣誉的权利,这些权利有些是属于个人的,有些是世袭的;如凯旋礼的荣典,依法须视一人是否曾居最高长官之位以为条件,官吏未尝亲自掌过这种职务的,绝不能得到此荣耀;显贵长官的子孙可随意在家堂上立起这个祖先的像,而且在相当时机供众展览,而对其他祖先则否。(3)握政权的贵族宁可许人夺去其手中的政权,而不肯给人那与之相连的荣誉权利,尤其是世袭的荣誉权利,实不难索解,可是难以为之辩护。所以,当他们不得不与平民共掌政权之时,他们对于事实上的最高长官,不给以车座长官的法定资格,而仅给以僚属资格,其殊荣纯属个人性质。然而,在政治上有比拒受祖荫之权和凯旋荣典更为重要的,就是出席元老院的平民不得参加辩论,原来的情况是,平民中如有选定为执政官的,或曾任执政官的,必属于被优先咨询的元老之列。由此观之,贵族仅许平民任执政官之职而不许其居执政官之位,确是极关重大。

  可是,尽管有些可恼的歧视现象,氏族的特权,只要是有政治价值的,仍为新制度所代替。罗马贵族如果名副其实,他们必放弃这种斗争;可是他们竟不这样。自此以后,合理合法的反抗虽不可能,施展小权术、刁难和诡计以进行隐蔽的反抗却大有余地。这种反抗虽不光荣,在政治上也欠明智,可是就其某种意义而言,却颇有成果。这种情形固然使平民取得一些让步,团结一致的罗马贵族并未轻易就范,反而使内战又延长一百年,又使贵族无视那些法律,继续实际独揽政权,再历几个世代。

  贵族所使用的手段,随政治卑鄙伎俩而异。他们不即刻一劳永逸地决定平民可否参加选举的问题,只对于目前即将举行的选举做不得已的让步。如是,关于应推举贵族等级的执政官,或是从两等级中任命拥有执政官职力的军事保民官问题,这种无意义的斗争年年发生,周而复始,这种使敌党疲惫厌烦从而克敌制胜的方法,在贵族所用的战略中证明是颇为有效的。

  更有甚者,他们把那一向并未分割的最高职权搞得支离破碎,以便增多攻击的目标而延缓他们的失败。每四年循例确定预算、公民册和税册一次,这一向是执政官的事,到了319年即前435年,把这职务委给两个监察官(censores)掌理,这两个官由百人队会从贵族中推举,任期至多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这个新职逐渐成为贵族的护身符,他的财政势力关系尚小,与之相联系的权却关系重大:他有权补充元老院和骑士团的缺额,在确定名籍时,可将个人从元老院、骑士团和公民团的名册中删去。然而,监察官之职在当时绝没有它后来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意义和道德权威。

  然而,333年即前421年关于财务官的重要改革足以抵偿贵族的这种胜利而有余。贵族与平民合组的部民会议能够做到允许平民求职者参加财务官的选举,因此是军官,而不是平民首次获得被选出任正式官职的资格和选举此官的权利,其所依据的理由是,至少那两个军营主会计官事实上主要是武官而不是文官,就这一点来说,平民似乎既可出任军事保民官,也可出任财务官。他们觉得自此以后,对于军事财务官或城市财务官,贵族和平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无怪乎一方以为这是一场大胜,而另一方以为这是一个惨败。

  贵族尽管做极顽强的抵抗,只是连战连败,他们的权力愈减,他们的愤怒愈增。无疑地,他们仍有人试图直接侵犯那些平民依协定而取得的权利,不过这些企图多是渴望报复的软弱行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党派策略。如同显然不十分可靠的流传史料所记载的,斯普里乌斯·迈利乌斯一案特别是这样。他是个殷富的平民,315年即前439年荒灾惨重,他出售谷物,售价使贵族的仓廪官盖乌斯·密努奇乌斯惭忿交集。盖乌斯控告他意欲谋取王权,这究竟有几分理由,我们不能断言,可是一个连保民官都未尝做过的人真想僭越王权,未免使人难以置信。然而,官府竟认真受理此案,王政的呼救声对于罗马群众所发生作用总是与教皇的呼救声对于英国大众所发生的相似。当时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卡皮托利努斯第六次为执政官,他推举年已八旬的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辛恩那图斯为不许上诉的独裁官,公然违反那郑重誓守的法律。迈利乌斯被他传唤,似有不理传唤之意,独裁官手下的掌马官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亚哈拉便亲手把他杀死。死者的房屋被拆毁,仓里的存谷被散给人民,不取分文,人有扬言替他报仇的都被戕害。这个可耻的滥杀案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实为盲目轻信的民众的耻辱而非阴狠毒辣的贵族党的耻辱,不过贵族党如果想用这种手段破坏上诉权,他们徒然违法,徒然残杀无辜,却无济于事。

  选举的阴谋和僧侣的欺诈证明是贵族手里最有效的武器。选举舞弊的事必很流行,322年即前432年似有颁布禁止选举舞弊的法律的必要,最足以见此风之恶劣;这法律当然无济于事。选举人如果不受贿买和威吓,主管选举的长官便干其余的种种勾当,例如允许极多平民进入候选人名单,使反对党的选票分散,或由候选人名单上删去大多数人所要选的人。如果尽管如此,他们所不喜欢的人选竟被通过,他们便向祭司询问,当时占卜或他种宗教仪式中是否有不祥之兆,他们总不免寻出几个这类的征兆。人们不考虑后果,不顾祖先的高明先例,竟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关于飞鸟示兆和灾异等,长官依法须服从专家祭司团的意见。后者有权以不合教式为理由,取缔国家的任何行动,无论是奉献神殿或其他行政事务,无论是法律或选举。这样一来,平民才可能有被选为财务官的权利,虽在333年即前421年已为法律所规定,而且此后仍继续受法律的承认,可是到了345年即前409年,第一个平民才达到财务官之职;直至359年即前400年贵族几乎完全独占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之职,显然,法律取消贵族的特权,平民巨室却绝不因此而真正事实上与上流贵族处于平等地位。这事原因甚多:贵族不屈不挠地反对,在群情激昂时刻,在理论上固然极易让人夺取其位,却极难任人在每年一度的选举中永久把他们压倒。可是主要原因却在于:平民巨室的领袖与农民大众不能在内部团结一致。中产阶级所投的票在大会里起决定性作用;只要他们的要求一概被贵族和平民置之不理,他们就觉得自己不宜优先奉显要的非贵族为领袖。

  在这些政治斗争期间,社会问题冥然潜伏,或者没有人努力讨论它们。平民巨室既已获有保民官一职可为己用,公地问题或贷款制的改良问题便无人认真议论,可是不乏新得之地,也不乏贫穷或败落的农人。这时固然也举行分配田地之事,特别是分配新征服的边疆地域,如312年即前442年分阿尔迪亚的公地,336年即前418年分拉比西的公地,361年即前393年分维爱的公地,可是这种分地起于军事原因,而不是为了救济农人,而且其程度绝也不足敷需要。无疑,有几位保民官曾试图恢复卡西乌斯法律:例如,斯普里乌斯·迈奇利乌斯和斯普里乌斯·密提利乌斯于337年即前417年提出一个分配全部公地的建议,可是却遭到自己同僚的反对,也就是遭到平民巨室的反对。这正是当时的情况,他们遭到了失败。有些贵族也想解除共同的苦难,可是其成效并不优于以前的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马尔库斯·曼利乌斯与卡西乌斯同为贵族,又同以武功和骁勇著名,高卢人攻打罗马的时候,他是卡皮托尔城堡的救星;据说他曾为那些受虐待的人民而冲锋陷阵,把他同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战友情谊,以及,对于他的政敌、贵族方面的名将和首领马尔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的刻骨仇恨。一位勇猛的军官因债务将被送入狱,曼利乌斯替他斡旋,用自己的钱财把他赎出;同时他表示要出卖自己的田地,他大声疾呼,只要他有一尺土地,便不使这种不平的事发生。他的话足以使政府党,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一致反抗这危险的改革家而有余。曼利乌斯以叛国罪受审,这就是他意欲对王政施行改革所得的罪名,这个叛国案以其由于阴险的魔力而形成的党派性陈词滥调,影响了盲目的群众。群众判决他死刑,他的威名也对他毫无裨益,只是人们以为宜使投票人在不见城寨所立的危岩之处集合,未开这个血腥法庭。这块巨岩无言地提醒人们,使他们忆起他们现在所要交给刽子手(370年即前384年)的那个人,曾如何在千钧一发之时拯救过他们的祖国。

  于是改革的企图方在萌芽时即被摧折,同时误解也变得更为昭著;一方面因为屡战屡胜,公有地产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尤其是因为受了348—358年即前406—前396年与维爱苦战和364年即前390年高卢人入寇焚烧罗马城的影响,债务和穷困在农人中间蔓延日广。固然,当维爱战事期间,兵士入伍的期限须延长,他们以往至多在夏天不卸武装,此时整个冬天也得如此,当时农人自料不免完全倾家荡产,正欲表示不赞成宣战,元老院恰好决定做重大的让步。迄今为止,各区以捐款支付兵饷,现在元老院决定兵饷由国库负担,换句话说,由间接税收和公地进款来负担(348年即前406年),只在国库暂时空虚时,国家因为要支付兵饷,才使全国认捐人认为这种捐输乃是强迫借款,以后须由国家归还。这办法实为公平明智,可是,它并无根基,即未能用公地于正途,以裕国帑,于是除兵役的负担渐次加重以外,捐输也层见累出,并不因为官方认为这是借款而非赋税,捐输就不会同样使财力薄弱的人倾家荡产。

  在这种情形之下,平民巨室眼见贵族反对和人民淡漠,使他们实际上不能在政治上得享平等,痛苦的农人又无力反对团结一致的贵族,他们当然用双方妥协来互相扶助,抱着这种见解,平民保民官盖乌斯·李锡尼和卢奇乌斯·塞克斯提乌斯向人民大会提出下列的建议:一方面,取消具有执政官权力的保民官,规定至少两执政官之一应为平民;而且,许平民加入三祭司团之一,即保管神谕的祭司团,其员额增至十人;另一方面,关于公地,一个市民不得在公共牧场上养牛一百头和养羊五百只以上,自由占有的土地不得拥有五百尤格(相当于四百九十四普鲁士摩根)以上;此外,地主须雇用若干自由的劳工来做田间工作,其数额须与务农奴隶成比例;最后,已付利息应从本金中扣除,规定过期未还的款项的偿付期限,以减轻债务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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