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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法律、宗教、兵制、国民经济和民族性

发布时间:2020-03-12 00:29:24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说到这个时期罗马国内法律所获得的发展,其最重大的具体改革要算是独特的对道德风尚的监督,它业已由民社本身,以及在属下的一级中,由任职官吏开始实施于单个的市民。官吏有权对扰乱秩序罪处以财产罚款(multae),就是此事的萌芽。国王被逐后,凡超过两只羊和三十头牛的财产惩罚,或依324年即前430年民社法令,将牛羊罚处额折为现金以后,凡超过三千零二十利布拉拉森(Libralassen,一利布拉拉森约三十镑)的罚款,其决定权不久便经起诉而落于民社之手,从而使违法审判获得它们前所未有过的分量。

罗马的法律、宗教、兵制、国民经济和民族性

  扰乱秩序一词语义含混,人可以把任何罪状归入其中;罚款等级很多,人可以用高额罚款达到任何目的。这种武断的办法有危险性,于是又加上一个补救条件,凡罚额未经法律明文规定的,财产罚款不得逾被罚者财产之半,可是危险性不但未因此而被消除,且更显而易见。治安法即属于此类,自古以来罗马共和国即有极多的治安法。

  十二铜表法的几条禁令即是治安法,如不得雇人给死人涂油,不得附送一床以上的垫褥,或三层以上的紫边盖被,以及金器或迎风摇曳的花冠,火葬堆不得用加工过的木料,火葬堆上不得加焚乳香或洒没药酒,送葬队的吹笛人不得过十名,不得用妇女代哭,丧事不得设筵宴——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罗马最古禁奢侈的法律。有些法律源于等级斗争,如禁止高利贷,禁人过分使用公共牧场,以及据过多的可占公地为己有。诸如此类的惩罚律至少明言罪状,且往往确定罚额;可是尚有比这些更为危险的,即每一操审判权的官吏通常都有特权来惩罚扰乱秩序罪而课人以罚款,如果罚款达到可供起诉理由的数目而被罚者不服,官吏又有将此案提交民社的特权。罗马纪元第五世纪期间,已确立准刑事的程序,来惩治男女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惩治垄断谷物、妖术和其他类此的事。与此近似的是,起于此时的监察官准裁判权。他们利用有权确定预算和市民名册之便,一方面任意课奢侈税,这税只在形式上与惩治奢侈罚款有别,另一方面市民有被告做了有伤风化的事情的,监察官可削减或撤销他们的政治特权。

  这种监视已达到何等广泛的程度,可以从下述事例中概见:一个人对于自有的田地怠忽耕种,也受此责罚;像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鲁菲努斯(464、477年即前290、前277年的执政官)那样的人物,因拥有价值三千三百六十塞斯特(三十镑)的银餐具,竟被479年即前275年的监察官从元老名籍中删除。固然,按照一般适用于长官法令的原则,监察官的判决仅在其任期间有法律效力,即一般在以后五年内有效,其继续有效与否,则听下任监察官随意决定。

  然而,监察官的特权非常重大,以至于借这种特权,他的官职原是罗马一个地位和威望均属卑微的低级官吏,却一变而成为所有罗马民社官吏中最高。元老院的统治主要以这种双重的高级与低级的警视监察为基础,对民社及其官吏进行监察。这种专制统治常带来许多利益,也发生许多弊端,罗马元老院的统治亦复如是;人以为它弊多而利少,我们也无意加以反驳。可是我们不可忘记,在那虽实属表面但乃属严正和有力的道德之中,在那专属于这一时代并力行发展的公德心之中,这些制度尚未沾染任何下流的弊病;即使它们是压制个人自由的主要手段,它们也竭力维持罗马民社的公德心和旧有良好风俗和秩序的制度。

  与此同时,人道化和近代化的趋势也缓慢而颇为明晰地见于罗马法律的发展。十二铜表中大多数的条款,只要是与梭伦法律相一致,因而有理由可以视为具体地革新的,都带有这种特征:例如对于自由结社权和根据此权而来的团体的自治所给予的保障;禁止犁平田间的界埂;减轻窃盗罪的惩罚,使此后未被当场擒获的窃贼付双倍赔偿即可自免于原告的诉讼。出于与此相仿的精神,债务法由珀特尔法予以减缓,可是还在一百年以后才实现,按照罗马最古的法律,财产主健在时有自由处置其财产之权,他死后的处置权须以民社同意为条件,现在这个限制已被取消,因为据十二铜表法或其解释,私人遗嘱与那经区会(kuria)核准的遗嘱有同等效力。对于取消氏族制,对于充分实行个人财产自由处置权,这都是一个重要步骤。

  一条法规对非常专制的父权予以限制,即人子若三次为其父所卖,便不再受他管辖,此后即得自由;不久以后,由于一个严格说来当然是这荒谬的法学推论,便有产生一种与此相联系的可能性,以为父亲可以经过解放而自动放弃他对儿子的管辖权。在婚姻法中,允许人行普通婚礼;真正的普通婚礼虽然与真正的宗教婚礼无异,必与完全夫权不可分离,可是在婚姻上许人没有夫权即可结成婚姻关系,却是松弛完全夫权的第一步。卡米利乌斯初入政界,出任351年即前403年的监察官时,创行老鳏夫税(uxorium),这是用法律迫人结婚的第一步。

  司法行政制度在政治上更为重要,而且也较易于改变,它经受了比法律本身更为彻底的变革。首先,习惯法写成法律条文,高级司法权受重大限制,自此以后,无论民事或刑事诉讼,官吏断案不再按变化无常的习惯而按照条文的字句(303、304年即前451、前450年)。罗马于387年即前367年任命一个专掌司法行政的最高长官,同时又设立几个专司警务的官厅,所有拉丁民社在罗马影响之下,也纷纷照此设立警官,因此裁判得更为迅速,更为稳妥。同时,这些警务长官,即所谓市政官(?dilen)当然立即取得某种裁判权。

  一方面,在公开市场上,特别是牲畜和奴隶市场上所做的买卖,平时都由他们做正式民事裁判官;另一方面在出钱息事和罚金案件中,他们常做初审裁判官,或做监察官,这在罗马法没有分别。因此,罚金法的掌握以及同样无限制但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的课罚金之权,大部归他们掌管。罗马又于465年即前289年开始任命三员夜警官(tresvirinocturni或capitales),其职也相仿,不过居次要地位,特别针对贫民阶级而设;他们掌夜间关于火灾和公安的警务和行刑的监督,不久以后,或甚至可以说自从一始,某种即决裁判权即与行刑监督相联结(1)。最后,罗马民社的范围即日益扩大,为顾及诉讼人的方便,须有胜任的裁判官驻在较远地方,至少处理较小的民事案件。这办法常普遍应用于无选举权的公民民社,也许甚至还推行于较远的正式公民民社(2)——这是罗马——自治市镇司法权与严格罗马市司法权平行发展的最早萌芽。

  按当时的观念,民事诉讼包括大多数对本国人所犯的罪。在民事诉讼中,一件诉讼案往往分为两段来处理:先在长官面前确定法律问题(ius),然后由长官任命一个私人断定事实问题(iudicium)。无疑地,甚至在较早期,这种分法已成惯例,到王政废除以后,便为法律所规定。罗马的私法所以在逻辑上明白清晰,在实行上精确无讹,多半是这种区分之赐。(3)关于财产诉讼,关于“占有”状况,迄今听长官任意独断,以后渐渐依照法律的条规,于是除所有权外又立定一个占有权,有了这个步骤,当权长官又失去其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庭迄今实行赦免特权,现在却成为受法律保障的上诉法庭。

  一个被告如果在审判后被长官定了罪而诉诸人民,这案情便在公众集会中讨论三次,宣判的长官为他的定谳辩护(anquisitio),如果他在三审以后,仍在民社面前重申他的要求,那么,在第四次审讯期,由人民对于定谳加以可否。减缓在所不许。同样的共和精神也存于几个原则之中;住宅是市民的保障,逮捕只能在门外执行,在侦查期间须避免置人于狱,每一被控而尚未定罪的市民可放弃其公民资格,以避免宣判的后果,只要后果仅涉及他的人身而无关他的财产。这些原则固然未制成正式法律,因而在法律上不能约束监察官,可是他们在道德上势力很大,所以极有影响,特别是对于死刑的限制。但即使罗马刑法引人注目地证明这时期的公德心很强,人道主义增长,可是另一方面,在实行上却颇受等级斗争之害。

  对于刑事案件,一切民社官吏都有对等的最初裁判权,结果,罗马刑事诉讼不复有办理起诉的固定官吏,也不复有任何郑重的预审侦查。并且因为刑事的终审裁判取立法方式,也经由立法机关,绝不否认其出于赦免特权的渊源,又因为宣告违誓罚款与刑事诉讼在外表上甚为相似,因而对它很有不利的影响,于是刑事案件的宣判不按固定法律,而视法官的无常好恶以为断。这种结果不是由于舞弊,而多半是由于法制所致。

  这样,罗马刑事诉讼毫无原则可言,而沦为政党的玩物和工具,因为这种诉讼虽首先为政治罪本身而设,却也适用于杀人放火等罪,而结果更不能使人原谅。而且那种诉讼法还很笨拙,它同共和时期对于非市民的傲然藐视结合起来,影响所及,于较正式的诉讼程序外,又容许对于奴隶和下贱人等实行一种速决的刑事诉讼程序,又称违警诉讼程序。在这里,关于政治诉讼的激烈论争也越出天然界限,创为几种制度。罗马人所以在司法行政中逐渐离弃固定的道德准则,大半是这些制度所促成。

  这一时期罗马人在宗教观念上的进步如何,我们不能详加考证。一般说来,他们一心固守其祖先的单纯信仰,既不流于迷信,也不流于不信。罗马宗教的基础本在化人间一切事物为神灵,到本期之末,这种观念仍活泼泼地盛行,这可以新“银神”(Argentinus)为证,这个神的产生大概是485年即前269年开始用银币的结果,它自然是较老的“铜神”(Aesculanus)之子。

  罗马与外国的关系与前无异,可是在这里,尤其是在这里,希腊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就在此时,罗马城才开始建崇奉希腊神祇的庙宇。最古的是卡斯托尔神庙,这是雷吉尔湖一战中许下的愿,于269年即前485年7月15日奉献。有一段神话与此相连,据说有人见罗马队伍里有两个魁梧少年参战,秀美迥异凡人,战事既毕,他们即刻牵着他们那汗流不已的战马到罗马广场旁边的尤图拿(Juturna)泉去饮水,同时报告大捷;这故事全无罗马的色彩,无疑是在很早时期模仿狄奥斯库尔神(Dioscuri)显灵的驰名故事编造而成。相传约一百年前,克罗顿人与罗克里人酷战于萨格拉斯河时,狄奥斯库尔神曾现身。

  罗马人不但也问卜于德尔斐的阿波罗,一切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民族无不经常这样做,而且不仅在特别胜利,如攻陷维爱以后,以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此神(360年即前394年),而且在罗马城里为他修建一庙(323年即前432年,于401年即前353年重修)。本期将近终了时,阿芙罗狄忒也受这种崇奉(459年即前295年)。人们莫名其妙地认为她即是古罗马的园圃女神维纳斯(Venus)(4);由伯罗奔尼撒的埃庇达罗斯(Epidaurus)祈求并隆重地引导到罗马的阿斯克拉皮奥斯(又称埃斯库拉皮乌斯)神(463年即前291年)也受这种崇奉。罗马遇危难之时,常听有人发出零星的怨恨声,说外国迷信侵入罗马,所谓外国迷信大概指埃特鲁斯坎人的占卜术(如同326年即前428年),不过遇有这种事件,警察必然给予应有的注意。

  另一方面,埃特鲁斯坎民族在政治上微不足道;人民富裕而怠惰,贵族所垄断的神学、无耻的宿命论、荒唐无意义的神秘主义、占算和乞食卖卜等都逐渐走向日后的高度发展。

  据我们所知,祭司制度并无深刻的改变。465年即前289年前后,罗马制定较严厉的法规,规定抽收诉讼税以支付公家祭祀费之用,可见国家的宗教预算有加于前,这是增加国家神祇和庙宇的必然结果。上文已经说过,等级不和造成恶果,其一就是人们开始让祭司团体取得过大的势力,并利用他们来取消政治行动,一方面动摇人民的信仰,另一方面使祭司有害地干涉国政。

  在兵制方面,这一时期有全盘的改革。最古老的希意民族的军事组织大概与见于荷马时期的无异,以选拔最有名和最有力的通常为在马上作战的勇士为基础,造成一种特殊的先锋队;在以后的战争时期,这种古老的军事组织就被多里斯人大概纵深八层的重装步兵的方阵队取而代之。此后方阵队负战事的主要责任。骑兵则布置于两翼斟酌情形,或骑马或下马步行,多半留作预备队之用。大约同时,由这种阵法发展出马其顿的长矛方阵和意大利的分连队形,前者使横列加密加深,后者则分散横列,使之增多。首先将八千四百人的组成旧式legio(大军团)分为两个各四千二百人的legiones(军团)。

  古代多里斯人的方阵完全以近战为基础,以长刀,尤其是长枪为武器,投射武器在战斗中却只居次要的附属地位。在分连队形中,戳刺用的长枪只限于第三队,第一和第二队不用长枪而用意大利特有的投射武器,即标枪(pilum);这是一根或圆或方的木杆,长约一公尺半,装一个三角形或四边形的铁尖。这武器的发明也许最初为防守营垣之用,可是不久即由后队移至前队,前进阵线距敌一二十步时将它们投向敌军队伍。同时长刀成为重要武器,其重要超过方阵兵的短剑远甚,因为一阵标枪的投射只是为长刀的砍杀先开一条路。此外,方阵好比是一根长枪,须即刻向敌人猛冲上去,故在意大利的新兵团中,比较小的单位在方阵体系中固然存在,但在战斗阵容中联系坚固而不可分离的小单位,在战术上却又是彼此分离的。这种密集方阵不仅如前所述,分为势均力敌的两半,而且这每一两半在纵深方面分为三队,第一队为前卫(hastati),第二队为中军(principes),第三队为殿后(triarier),每队都不甚深,通常大概只有四层;正面配置分为十连(manipuli),连与连之间和队与队之问各留有一个明显的空隙。这不过是一种个别化程序的推广;缩小了的战术单位的集体战斗退缩,单人的战斗处于显要地位,这从上述提到过的交手战和长刀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中可以显见。军队驻扎的地方,即使只驻扎一夜,也必须一无例外地有一堵正规的围墙,把那地方改建为一座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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