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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运动与提比略·格拉古

发布时间:2020-03-13 00:30:00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皮德纳之战以后的三十余年间,罗马国家享极端平静的幸福,无论何处,表面上几乎不见一点微波。罗马领域横跨三大洲;罗马势力的辉煌和罗马声名的光荣有增无减;一切人注目于意大利,一切才智、一切财富都流向意大利;一个享太平的幸福和精神的生活乐趣的黄金时代似必始于此地。当时的东方人惊异佩服,彼此以西方这个强大的共和国相告:“此国灭了远近各地的许多国家,以致人一听得它的名字无不战栗;可是它对于友邦和属国,却维持善意的和平。罗马人既有这样的光荣,却无一人自戴王冠,无一人炫耀紫袍;他们每年无论使何人为国主,便无人不听国主的命令,他们之间既没有嫉妒心,也没有冲突。”

  由远处看,似乎如此;由近处看,局势便迥然不同。贵族的政府大有自毁其成绩的趋势。并不是坎尼败者和扎玛战胜者的子孙这样完全不肖其父和祖父;这区别不甚在出席于元老院的众人而在时代。在数目有限、拥有固定财富而世负政治声望的旧家执政之处,当危急之秋,他们必显出无可比拟的坚韧一贯和英勇的自我牺牲,而在平静时也必显出无可比拟的眼光短浅、自私自利、怠忽政事——二者都在本质上脱胎于世袭制和同僚制。病根久已存在,可是须有幸运高照,始能发荣滋长。加图的问题:“罗马若不复有足畏的国家,则将成何状态?”实有深长的意义。现在他们已达到这种地步。每个可以使它畏惧的邻国都已在政治上沦胥以亡;而且那些生长于旧制度之下、受过汉尼拔战争的严格锻炼、一息尚存仍发出伟大时代的遗响的人士,已被死神一个又一个地召了去,到后来,其中最末一个老加图的声音也终至不复闻于元老院和罗马广场。一辈少年当权,对于那位爱国老人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政策却是个恶劣的答复。在他们治下,属国的统治和对外的政策如何,已见上文。在内政上,如果可能,他们更听任国家随风飘荡;如果我们认为内政不只是办理日常公事,则本期的罗马可谓毫无政治。统治阶级唯一的念头便是维持其所篡夺的特权,并且如果可能,把它增大。国家无权取得适当而最贤的人充任最高官吏,可是每一朋党中人都有居国家最高职位的天赋权利——同阶级者不公平的竞争或被排斥者的侵越都无损于这种特权。因此,这个朋党决定以限制再度当选执政官和排斥“新人物”(1)为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到603年即前165年前后,竟能取得禁止前者的法令,自安于使贵族无能之辈掌握政权。无疑地,就是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不取行动,也与贵族这种排斥平民和不信任本阶级各个分子的政策有关。平民的功业是他们的贵族证,欲使平民不能入纯粹贵族界,可靠的方法莫过于不使任何人立功;对于一律凡庸的现政府,就是征服叙利亚和埃及的一位贵族也可以十分不便。

  诚然,现在也不乏反抗,而且反抗竟也稍有效果。司法行政得到改善。元老院对各省长官有行政裁判权,由元老院亲自行使,或偶然由特殊委员团行使,这种裁判权公认为不敷所需。有一种改良对于罗马民社的全部公共生活关系重大,即605年即前149年,依卢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LuciusCalpurniusPiso)的建议,设立一个永久的元老委员会(quaestioordinaria)以便用司法方式审问省民控告罗马官吏勒索的案件。人们努力于解放人民大会,使之脱离贵族的优越势力。罗马民主政治的“万应丹”是市民大会中的秘密投票,最初关于选举长官的,始于伽比尼乌斯法(GabinischeGesetz,615年即前139年),以后关于民众法庭的,始于卡西乌斯法(CassischeGesetz,617年即前137年),最后关于表决立法建议的,始于帕皮里乌斯法(PapirischeGesetz,623年即前131年)。同样,不久以后(约在625年即前129年),一道人民法令命元老于入元老院时交出马匹,于是放弃其在十八骑士百夫队的投票权。这些措置意在解放选举人,使之不受贵族统治阶级的支配,在建议的一派人看来,这或可为复兴国家的初步;实则罗马民社的合法最高机关那种空虚无用和缺乏自由,并未因有这些办法而丝毫改变;的确,那种空虚无用反而更昭然为与此有关或无关的人所共见。与此同属饰外观而无意义的事,是因为承认市民的独立自主,便把市民大会的集会场所由元老院下面的旧会场移至罗马广场(609年即前145年)。

  但这种形式上的民权对实际而永久的宪法的冲突,系似是而非的性质。各党派的口号甚嚣尘上,在真正直接的实事上,党派本身却无迹可循。历整个的罗马纪元第七世纪(即公元前一世纪),每年民社选举市民长官,尤其是选举执政官和监察官,成为当日经常的问题和政治活动的焦点;不过只在单独而罕有的情形下,不同的候选人才代表相反的政治主张;在平时,这纯粹是人的问题,大多数选民归附恺西乌斯氏或科尔涅利乌斯氏,与国事的进行无关。如是,罗马人缺乏那足以抵偿政党生活之害的事——即民众自由普遍,向所认为正当的目标运动——,他们却专为便利主政派的小小游戏而忍受这一切。罗马贵族以财务官或平民保民官的资格较易进入宦途,可是他要达到执政官和监察官,却非多年大为努力不可。彩头很多,不过真值得一提的却很少;竞赛的人,一位罗马诗人曾说,好比竞走于一条起点很宽而渐渐变狭的跑道上。在长官职是所谓“荣耀”,而长于军事、政治或司法的人共争这难得的桂冠之时,这自属正当;可是现在贵族实际上垄断政界,竞争没有利益,所余的只是竞争的弊害。属于掌权门第的少年人几无例外,都蜂拥着入政界,他们抱着躁进和过早的野心,不久便在谋公众利益的有用行动之外寻得更有效的方法。强有力的瓜葛成为入宦途的首要条件,所以这一途非如往日那样的始于军营,而始于有权人士的前厅。从前只是门客和解放人做的事,即清晨来侍奉主人,随着他出现于公共场所,现在都移到新兴的上流门客。可是民众也是个大主人,因此也要受人尊敬。群众始当作他们的权利来要求:将来的执政官应承认街头每一衣衫褴褛的人为至上人民,加以敬礼,每一候选人在游行(ambitus)中应称姓名招呼每一投票人并同他握手。上流阶级欣然赞成这种屈辱的求官方法。道地的候选人不但在宫中胁肩谄笑,在街头亦然;他们向群众自荐的手段是献殷勤、示宽容和或雅或俗地讲客气。高唱改革和鼓动人民都受到利用,以博得公众的注意和爱护;他们所攻击的愈是个人而非事物,他们便愈收效果。按照习惯,生长名门的无须少年为入政界时显得光彩起见,常以其幼稚口才表现不成熟的情感,重演加图的把戏,以国家的律师自命,如果可能,控诉一个地位很高而很不得民心的人;罗马竟听任刑事审判和政治纠察那些严肃制度成为一种求官的工具。备办壮丽的人民娱乐,而更坏的,先承诺举行这种娱乐,早已成为取得执政官职的先决条件俨然如法定的事;现在选民的票始直接用金钱来收买,595年即前159年前后,发布的对于此事的禁令可以为证。当权的贵族经常献媚于民众以求其爱护,其最恶的结果成为乞求和谄媚的行动与政府对被治者应处的地位不相符合。如是,政府原是人民之福,现在一变而为人民之祸。他们不复敢依需要来支配人民的财产和生命,以谋国家的利益。他们让市民习于一种危险的念头,以为市民依法应免纳直接税,甚至贷款式的直接税——波尔修之战以后,政府不再要求人民贷款。他们宁可让军备衰落而不强迫市民服这可恶的海外兵役;一二长官企图按法律的严格条文实行征兵制度,他们的结果如何,已见上文。

  在本时期,罗马既有一种腐败的寡头政治,又有一种尚未发展而萌芽已遭腐蚀的民主政治,两股祸害交织而成为凶险的定数。两党的名称此时已见于载籍,一个是欲行上流人士所愿的“贵族党”(optimaten),一个是欲行民众所愿的“平民党”(popularen),可是实际说来,那时的罗马既没有真实的贵族,也没有真能自觉的民众。两党所争的都是水月镜花,两党所有的分子都不过是些痴迷者或伪君子。两党均不免腐败,两党实同样空虚。两党当然都不得不拘泥现状,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超越现状的政治理想,更无论政治计划,所以两党完全一致,在手段和目的上也步步相同,党派的变迁多系战略的转移而非政治主张的改变。如果贵族政治直接创行一种世袭轮流制以代市民选举,或者民主政治自己产生真正人民领袖的政府,则全国必受其利。但是第七世纪初年的贵族和平民相需甚殷,彼此不做生死的赌斗,他们不但不能相灭,而且即使可能,他们也必不愿为。同时,在政治和道德上,国家日益解体,渐濒于完全崩溃的地步。

  罗马的革命起于一种危机,这危机却不源于上述琐屑的政治冲突,而源于经济和社会的情形;罗马政府简直听任一切事自由发展,对于经济和社会情形亦复如此,于是这种情形得有机会使酝酿已久的病症以可惊的速度和强度臻于成熟,毫无阻碍。自达古以来,罗马的经济既基于两个永远相求却又永远相争的因子,一个是小农人的农业,一个是资本家的金钱。后者与大规模的地产所有权密切联合,已对农民阶级作战了几百年,这场争斗似非终于先毁灭农民而后毁灭全国不可,可是因为罗马屡战屡胜,使广大的公地分配成为可能,所以争斗的胜负未决,即告停顿。上文已经指明,贵族(patrician)与平民改变名称复行对立之日,即为资本过分堆积、准备再攻农业之时。诚然,这次的方法不同。往昔残害小农人的是贷款,贷款实际把他降为债主的管家;现在把他压倒的是海外粮食尤其是奴隶生产的粮食的竞争。人们与时俱进;资本向劳动即向个人的自由作战时,永远遵守最严格的法律形式,现在也当然如此,不过不再取那使人难堪的方式,因债务而把自由人变作奴隶,却根本用正式收买和价购奴隶的方略;昔日首都放债的老板应时变形,成为大农场的主人。可是两者究竟的结果却无异,都是降低意大利农民的地位;先在各省的一部分而后在全意大利,以大地产代替小农业;以意大利的地产畜养牛养和种植橄榄葡萄,蔚成风气;最后,不但意大利以奴隶代替自由劳工,各省亦然。正如显贵族比贵族更为可畏,因为贵族可随宪法的变动而被废,显贵族则不然,所以资本的新势力比第四、第五世纪的资本势力更为可畏,因为改变国法,对他们仍是无可奈何。

  我们在叙述第二次劳资大冲突以前,须在这里略示奴隶制度的性质和规模。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是旧日那种不甚有害的农村奴隶制度;在那种制度之下,农民或与其奴隶共同耕田,或有田过多,不能亲自管理,便使一个奴隶管一份田产,奴隶不是做管家,便是做缴纳一部分产物的租户。固然,这种关系无时不有——例如在帝国时期,科穆(Comum)周围仍以此为准则——,但这是例外情形,只见于特受优待的地域和慈心经营的地产。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度,在罗马一如昔日之在迦太基,这制度起于资本的占得优势。较早之时,战争获得的俘虏和世袭的奴隶身份已足维持奴隶的数目,现在的奴隶制度却与美洲的制度相似,以有计划地猎取人口为基础;因为人们使用奴隶时不顾及其生命和繁殖,所以奴隶人口永在减少,战争固常以大批新奴隶供给市场,甚至战争也不能补其不足。是凡有这种猎物可打的地方无一得免于难;甚至在意大利,一个可怜的自由人被雇主置在奴隶之列,也绝不是件罕闻的事。不过当时的黑奴产地却在西亚细亚洲(2),克里特和西利西亚的海盗即专以猎取奴隶和出卖奴隶为业的人,劫掠叙利亚的沿海和希腊的岛屿;罗马的包税商与他们竞赛,也在这一带的属国里举行掳掠人口,把所掳的人并入他们的奴隶群。这事的规模非常广大,以致650年即前100年前后,比提尼亚王声言不能派遣所需的补助兵,因为一切能做工的人都已被包税商曳出境外。德洛斯的奴隶大市场是小亚细亚卖奴隶的商人向意大利投机家脱售货物的所在,在这里,一日之间据说早晨下船的奴隶多至一万,不到晚间即一概卖出——这既足以证明运来的奴隶如何众多,又足以证明奴隶仍是供不应求。这不是怪事。上文叙述第六世纪的罗马经济,我们已说明它与上古的一切大事业无异,也以使用奴隶为基础。无论投机事业的方向如何,总以在法律上降为牲畜的人为工具,毫无例外。手工业大部用奴隶来做,所以利益为主人所有。低级国税的征收也经常由社团的奴隶办理。奴隶的手从事于采掘矿产,制造沥青和其他同类的事;送一群奴隶到西班牙矿场,早已蔚成风气,矿场的理事欣然收留他们,并且愿出高额租金。意大利葡萄和橄榄的收获并非由田庄的人自办,却由拥有奴隶的人立约包办。放牧牛羊普遍是奴隶的工作。上文已述意大利大畜牧区那些武装而常骑马的畜牧奴隶。不久以后,这种畜牧业也成为罗马在各省投机时所喜的对象——例如达尔马提亚刚被征服(599年即前155年),罗马资本家便按意大利的方式在这里从事大规模的畜牧业。可是还有在任何方面较此恶劣远甚的,就是田庄制度——用一群奴隶耕田,奴隶常身烙铁印,足戴脚镣,白日在监工督察之下做田里的工作,夜间一齐被关在常位于地下的工人牢里。这种田庄制度由东方传到迦太基,迦太基人似乎把它输入西西里;田庄制度在西西里似乎比在罗马领土的其他部分发展较早也较为充分,或者即因此故。(3)莱翁蒂尼(Leontinische)的疆土共有可耕之地约三万尤格,监察官把它作为罗马公地出租,在格拉古兄弟以后数十年,我们见分租这块土地的不过四十八人,那么,每人平均拥有三百六十尤格,而其中仅有一个莱翁蒂尼人;其余都是外国的投机家,罗马人居大多数。由这个例,我们可见罗马投机家以如何的热心步前人的后尘;罗马的和非罗马的投机家在这座美丽的岛上遍设牧场和田庄,用西西里的牲畜和西西里的奴隶做如何广大的生意。然而大体看来,现在意大利仍能暂免于这种最恶劣的奴隶经济。在意大利,埃特鲁里亚为田庄制首先出现之处,至少四十年后为此制流行最广之处,虽则此地现在已极可能不乏劳工狱(ergastula),可是意大利本时期做农业工作的仍大半是自由人,至少仍是不戴枷锁的奴隶,而较大的工作常用合同交给包商去做。有一件事极明白地表示意大利奴隶制度与西西里奴隶制度的不同,玛末丁民社的奴隶行意大利式的生活,在619—622年即前135—前132年的西西里奴隶之乱,只有玛末丁的奴隶不曾参加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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