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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战长征:蒋介石竭力“剿共”未竟全功

发布时间:2020-03-31 23:27:28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逃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毛泽东成了红军的统帅。”蒋介石弄不明白,为何他能打败雄霸各方、势力强大的军阀,而无法消灭弱小的红军。1935年9月,在结束了3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培训工作后,蒋介石下山时心情郁闷。他在日记中写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介石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争议性之大,也无出其右。其实,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仍未结束,也永远难以盖棺定论。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写作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枠一书中断言:“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使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

  他曾率领国民革命军把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从由西方媒体东拼西凑出来的总结性的文章的片断,似乎仍然可以看出他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

  在西方媒体的描述中,蒋介石(名字的意思是“坚硬的岩石”)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坚硬的下巴,极端自信,是20世纪的主要人物之一。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业充满了胜利与失败。他生命中60个春秋都耗费在艰苦而又费尽心机的斗争之中。首先是反抗日益衰败的清王朝,接着又是加入到昙花一现的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最后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斗争,正是这最后一次斗争结束了他主宰中国的梦想,开始了他在祖国宝岛台湾不愉快的流亡生活。

  蒋介石最初的反共思想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他率国民党的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苏联期间,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调查研究,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这可能是蒋介石最早的反共倾向。他的这一思想至死也未能改变。

  从苏联回国之后,他又向孙中山建议要反对俄国,反对容共。1927年4月12日,感到时机业已成熟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把其反共信念付诸具体的行动。为了生存下去,共产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这支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蒋介石认为,一日不把共产党“剿灭”,他就一日不得安宁。

  在蒋介石与共产党较量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也逐步升级。蒋介石对日军一再妥协,却不放松对共产党武装的“围剿”。问其中的原因,蒋介石称之为“攘外必先安内”。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就任之后,蒋介石首先着手的计划,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红军进行讨伐。在蒋介石看来,外来的侵略只是皮肤上的疮毒,是不会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只有国家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才是对国民党的真正威胁。

  面对着虎视眈眈的日军,蒋介石还是腾出手来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动进攻。他是非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不可。

  蒋介石开始“剿匪”,把共产党赶出了在南方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民族复兴”运动,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人。他认为他已经彻底并永远地打败了共产党。

  他希望他的“新生活运动”能够像他赢得战争一样“赢得和平”。但是,他没有赢得战争,他只是把共产党赶跑了;他的“民族复兴”政策也由于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而石沉大海。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5次“围剿”行动,头4次都遭到了重大损失,却没有完成使命。

  通观毛泽东与蒋介石半个世纪的较量,并非蒋介石无能,而是他与毛泽东的斗智斗勇的关键时刻,总是棋错一着,结果导致满盘皆输。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能从战略上又能从理论上阐明一个具体问题;蒋介石尽管拥有“文胆”,又有众多谋博士,但他小智大愚。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裁决。蒋介石打败了雄霸一方的各路军阀,却未能打败弱小的红军,这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人生生涯的重大转折。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剿”与反“剿”贯穿了始终。

  长征初期,红军损失惨重,蒋介石似乎看到大业即将成功的希望,但他没有高兴太久,遵义会议后,长征开始了他与毛的正面对决,并亲自到贵州督战。

  蒋介石在山城贵阳又一次被毛泽东愚弄了。他于一周前由重庆飞抵贵阳,把“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晾到一边,自己亲自指挥起部队来。过去几个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就撇开其他事务,专心图谋西南。他先后抵达重庆、贵阳、昆明、西昌等地,一边“剿共”,一边加强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权,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地努力”。

  最初战争打得很艰苦,也很残酷,国民党军队在闽赣边境取得了两次胜利,击退了红军的抵抗。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共产党损失了7万至10万兵力,军队分散进入山里。后来十九路军开始在福建起义,出现了几个星期的平静。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又继续“围剿”中央根据地。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几乎杀掉了所有被俘的红军领导人。残酷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邻近各省的贸易,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饥荒。埃德加·斯诺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经过1年的作战,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这使蒋介石认为他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当时,每个人都以为这是红军命运的终结———它的丧葬进行曲。他们推断的错误之重大,差不多到两年之后才显出来,那时候红军的声势达到了历史上少有的非常好转的局面,其最高点就是西安事变,连总司令的生命都落在红军的掌握之中。这位总司令曾经自信他已经“消灭了赤祸”。

  第五次军事“围剿”,蒋介石成功地迫使共产党武装离开了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撤出了自己的根据地后,蒋介石还是不肯放过共产党,在根据地沦陷区对共产党人进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的同时,仍不惜血本对处境十分艰难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红军与蒋介石离得最近的一次战斗是在贵州。1935年3月30日,红军突然渡过乌江,到达贵阳东北部。4月2日,红军切断了通往机场的道路,并做出要进攻贵阳城之势。而此时蒋介石守城的兵力仅有几百人,如果红军攻城,大概在几个小时内就能结束战斗。

  蒋介石一边准备出逃,一边命令滇军火速增援。当滇军司令孙渡4天后带领3个旅率先赶到时,蒋介石显然很高兴,对其特地以猪肉、白银犒劳,虽然此时贵阳城困已自行解除,但红军早已奔金沙江而去,滇军的调离为他们让开了路。

  蒋介石此次受困,可谓自摆乌龙,因为要算计贵州军阀王家烈,他特地把黔军调去拦截红军,致使贵阳空虚。

  蒋介石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他在西南的行程安排非常密集:4月,在贵阳策动黔军“闹饷”,把王家烈赶下台;6月,在昆明住了两个星期,期间与龙云秘密谈判,以供应军饷、军火并把贵州军政交由龙云主持为条件,换得龙云对其的支持;7月,在成都“杀鸡骇猴”,削弱了刘文辉的势力。此后,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掌控能力大大加强。

  蒋介石的一生,总是难以超脱权术斗争,他认为只有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可靠的。北伐成功之后,他急于与桂系开战。抗战胜利后,他又立即调开滇军,用武力解决云南的龙云。他的名望都毁在他自己发动的权术斗争上。

  不过,蒋介石对于西南也确有其他的战术考虑。早在1932年,他就设想过若与日本作战,可在四川设立临时国都,打持久战。1935年8月,在对峨眉山第一期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蒋介石就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由此可见他对西南的重视。

  华北事变后,中国与日本决一死战已经在所难免,中国民众危机感日重,蒋介石此时却忙于内战和“削藩”。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国民党内亲日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之流逐步丧失威信,蒋介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此时他虽名为一国元首,实际上真正一手掌控的地盘却不过是长江沿岸的几个省而已。“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制定了这个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方针,意在继续扩大势力。在他看来,抗战爆发得太早了,因为他尚未布置妥当。但是,他似乎并未料想过,这种对日本的不停妥协将会削弱自己作为领袖的影响力。1936年长征结束后,周恩来评价蒋介石说:“在他粉碎了十九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在蒋介石的督战下,西南各军阀打起精神,奋力“追剿”红军,但暗地里却追而不打,以留下本钱与蒋介石周旋。如此“配合”之下,红军始终能在10倍兵力的对手面前找到缝隙,于重围之中先后穿越贵州、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甘苏区。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逃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毛泽东成了红军的统帅。”蒋介石弄不明白,为何他能打败雄霸各方、势力强大的军阀,而无法消灭弱小的红军。1935年9月,在结束了3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培训工作后,蒋介石下山时心情郁闷。他在日记中写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并宣告蒋介石把红军消灭在北上途中的计划破产。不过,红军也确实遭到了重大损失,中央红军由刚开始长征的8.6万人减少到约7000人,加上其他方面军和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陕北刘志丹的红十五军团,陕北红军总共只有约3.5万人。

  蒋介石的老对手李敖在狱中翻阅到这一页时,辛辣地批评说:“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若问孰令至之,岂非蒋介石欤!”

  曾是毛泽东的“笔杆子”的陈伯达在他的枟蒋介石———人民公敌枠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蒋介石的出路何在?”他说:“事实上,他的‘伟大导师’曾国藩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与外国人讲和,与人民为敌。’”

  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

败战长征:蒋介石竭力“剿共”未竟全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故意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当夜突然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图为9月19日日军在沈阳城墙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我们可以确切地指出,蒋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很大的一次错误。那是1931年9月11日,当时他命令少帅张学良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发生任何冲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1个星期之后,日本军队发动了所谓的“沈阳事变”,进攻东北。

  张学良请示蒋介石:“我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回答很明确:“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

  由于蒋介石面临着国人反对力量的不断挑战,他已就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作出了决定:先消灭国内的反对力量,然后再对付外国侵略者。

  这个决定最后注定了蒋介石自身的命运。

  蒋介石妄图通过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日军侵华。然而,蒋介石错了。国际联盟并没有帮助蒋介石,日本军队变本加厉,随后大举进攻上海,侵占热河,向华北地区渗透,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蒋介石的举动又一次让人匪夷所思———他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其实,蒋介石的失算在于他使人民———这里面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结果他那无可争议的自诩的民族领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应该的。

  如果蒋介石当时作出另一种决定,军阀们就会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在他的旗帜下。但是相反,对他的普遍不信任进一步动摇了他的统治,并且到最后共产党人宣布自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领土的真正保卫者。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似乎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这时,他认为自己成功在握,从而对共产党发出的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愿望置之不理。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间,蒋介石先后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3次围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国民党左派人士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联共抗日。社会各界人士对蒋介石表示不满。一些地方实力派也不满蒋介石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正是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而发动的。

  少帅张学良很有理由反对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像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正在读枟圣经枠旧约中的枟那利米书枠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的部队冲入西安华清池附近蒋介石的行营里,扣押了气势汹汹地前来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抗日。狼狈不堪的蒋介石这才真正看清了抗日的民意,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答应了张、杨的抗日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建立。

败战长征:蒋介石竭力“剿共”未竟全功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左) 、杨虎城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改变了国共两党以后的命运。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初期怎么也不甘心,更弄不明白为何在那么短的时间中就被毛泽东领导的比自己弱小很多的共产党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其实,蒋介石的眼光是狭隘的,他只把军事力量视为其生命的支柱,殊不知,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表象,而人民的力量与人心的力量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根本的因素。后来,蒋介石对自己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似乎明白了这一点。他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因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以及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蒋介石痛下决心,决定彻底革除国民党的上述积弊,并制定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陆计划。所以,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了台湾,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并没有终止,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想找毛泽东算账。

  蒋介石死前曾留有这样的遗嘱:“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据说设计出上千种方案。

  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的固执、傲慢、自大造成了台岛飘移在母体之外的悲剧,而他未泯的中国心又让他全力用“反攻”梦想将台岛命脉拴在母体上。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决心与信心坚定不懈。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传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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