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故事 > 抗日战争 >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发布时间:2020-03-31 23:46:07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1828年4月28日,毛泽东走过来,跟朱德久久地、久久地握手。这两双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巨手,此时紧紧地握在一起。35岁的毛泽东跟41岁的朱德第一次见面,这是历史性的握手。从此,朱德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直到1976年两人相隔两个来月相继去世,保持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

  1928年4月,蒋介石调集湖南、江西两省的部队,围攻井冈山,并且狂妄叫嚣:“要把赤匪消灭在井冈山上。”年轻的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指挥下,采用游击战术,和敌人周旋于井冈山上。井冈山,方圆五百多里,山高崖陡,树密林深,从山下到五井,得走整整一天。在拖着敌人打的日子里,战士们虽然心里都充满了胜利的快乐,但由于行军作战极其频繁,于是“翻山怕苦”、“打向城市”的思想也就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了,有时流露出来,便开始埋怨起井冈山。毛泽东对这种情绪立刻察觉到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一天,毛泽东将全军集合在一个山脚下,讲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是不对的。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山,更不要讨厌它。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决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毛泽东还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毛泽东的一番话,澄清了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提高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认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1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当这个消息传到酃县中村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八一起义的部队来了,井冈山这回可要如虎添翼,革命力量又要进一步壮大了。我们一定要做好接应工作,使起义队伍能够顺利到达井冈山。”这个时候,敌军因害怕八一起义队伍和毛泽东会师,派了两个师向东沿途围追拦截起义队伍。毛泽东在得悉了这一情况后,便决定亲自率领井冈山农民革命军阻击、牵制敌人,接应起义部队。当时,毛泽东正患重感冒,一直发烧咳嗽,身体十分虚弱。

  许多同志劝他就地休息,但他坚决不肯,说:“这么一件大事,我不亲自去还行吗?”工农革命军当即兵分两路向湘南出击,毛泽东和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为左翼,从酃县经桂东到汝城;袁文才、王佐和何长工率领第二团为右翼,由酃县直插资兴。第一、二团到达湘南后,分别在桂东、汝城交界处和资兴滁口与尾随湘南起义部队的敌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紧紧地牵制住敌人,有力地掩护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的转移。朱德得知毛泽东亲率部队下山,拖住了敌人,掩护了他们,便率领起义军日夜兼程向井冈山前进,于22日在酃县沔渡与陈毅带领的湘南起义军会合。25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到达宁冈砻市。28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顺利完成牵制、掩护任务后也到达了砻市。他听说朱德等人住在龙江书院,立即带着几个团以上干部前去会见。毛泽东要来的消息,早有人报告了朱德。当毛泽东来到书院门口时,早已在门口等候的朱德立即抢前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这两双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巨手,此时紧紧地握在一起。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和朱德合影 

  开国上将陈士榘曾在枟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枠一书中撰文枟朱毛井冈山会师亲历记枠,记载如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他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委派何长工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相机也同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何长工和我当初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我们俩又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我们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接受任务后,曾先后两次下山联系,3次见到朱德和陈毅等。第一次是1927年10月上旬从井冈山出发,到达长沙,同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根据省委指示,他又绕道粤北,于12月中旬辗转到达广州。由于赶上广州起义,湘、赣两省敌军大都向广东集中,镇压起义。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到了韶关,不意在澡堂洗澡时从两个敌兵的对话中得到了朱德在犁铺头的消息,便星夜赶往犁铺头,见到了朱德、陈毅,还有蔡协民和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

  何长工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第一次见到朱德、陈毅等,时间大约是在1927年12月下旬。何长工向朱德报告了来意,并将朱德也正要找毛泽东、已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系和将要举行湘南暴动的消息于1928年1月上旬带回了井冈山。

  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遂于1928年3月上旬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上山:一路由何长工带领第二团(即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经彭公庙向资兴前进;一路是毛泽东亲率第一团作为左翼,入桂东、汝城之间。那时我正在第一团任副连长(即副大队长)。当时的背景是不令毛泽东乐观的。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连续派来代表周鲁、杜修经等,批评毛泽东右了,即不执行所谓“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的大烧大杀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并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怎奈两委代表态度傲慢,不予理睬。毛泽东很生气,在集合部队前讲话时气愤地说道:“我们犯了个大错误,没有执行烧杀政策。我们这次下湘南要大烧(房子)大杀!……”果然,在从遂川撤回井冈山向湘南出发时,沿途写的标语都是“烧!烧!烧!烧净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子。”“杀!杀!杀!杀净一切土豪劣绅!”真是一片烧杀的气氛。

  当时我们都疑虑重重:中国的革命这样烧杀下去能够成功吗?但是,谁也不敢流露真言,否则就有被梭镖杀死的可能。当时子弹奇缺,为节省子弹,平常杀人时多用梭镖执行。一些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严重的同志却不以为然,在经过酃县、中村镇到桂东的路上,连烧了几把大火。到了桂东,毛泽东专意看了看八面山,这是他率部上井冈山后经常提到的地方。八面山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地跨湘赣粤,距广东东江和潮汕海口较近,东江地区有革命基础,也可以取得海外联系。

  这里地势险要,也是个适于军事割据、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在桂东得知朱德率湘南暴动的部队已经离开后,毛泽东便决定原路返回,也为朱德的部队断后掩护。当部队回到中村镇时,连住的房子也找不到了,那正是我们部队去桂东时自己烧掉的。面对一片断壁余烬的惨状,毛泽东就以这一事实教育大家,说:“你们看,我们比兔子还蠢。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我们竟把自己的窝都给烧掉了!”这使一些有“左”倾盲动思想的同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途中获悉何长工已回到彭公庙,毛泽东指示,要他立即撤回井冈山,由毛泽东率第一团在后掩护朱德。

  这次何长工带领第二团行动比较顺利,到达资兴附近时,就碰到朱德的一支部队,即以邓允庭为师长的第七师。两军合并,统一指挥,掩护朱德率领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在经旧县滁口时同范石生的第十六军遭遇后,迅速北撤,摆脱了范部的追击。北撤中,意外地在资兴附近遇到陈毅率领部分暴动农军和湘南特委机关的同志由郴州退到这里,他们共同商议到资兴以北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无奈湘南特委的负责同志“左”得厉害,拒不上山,也因井冈山是江西省地区,不愿离开湖南,不久便被敌人包围和残酷杀害,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在彭公庙,何长工接到毛泽东要他撤回井冈山的指示,遂同陈毅率领部队到达酃县,在沔渡就见到了朱德和他率领的部队。会面后,朱德急忙问到毛泽东的情况,何长工一一向朱德作了报告,吃过饭便先回到宁冈,为两军会师做准备工作去了。湘南暴动组建的部队经过茶陵县,随后也来到了宁冈。

  二次下山,何长工一会陈毅,二见朱德,时间相近,都在4月中下旬。4月24日,何长工率第二团回到砻市。两天后,朱德、陈毅等率领部分直系部队也进山来到砻市。我们到达沔渡时,得到朱德业已上山的消息。时隔两三天,我随毛泽东率领的第一团赶回砻市,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进山来。当时我听说有的部队开始不愿意进山,后经朱德、陈毅等再三做工作,而且朱、陈率先进了山,主力部队便随后跟来了。但是,朱德并未去茶陵,而是经酃县的沔渡直接上山的。

  何长工虽有两次下山,3次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但都不能称作会师。第一,何长工是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联络员,任务很明确,去寻找朱德、陈毅及其部队的。我从未听何长工说过他是会师的代表,而且还有这么几次会师。既然历史如此,后人就无需再委加其任了。第二,如果把同朱德、陈毅等的会见和其所属部队的偶然相遇都说成是会师,那么这种会师就不下五六次了。因何长工第二次下山,还带部队于资兴一带见到了朱德所部第七师。毛泽东率第一团在资兴的龙溪涧与萧克独立营相会,随即分手。倘若把时间再往前推,即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南去八面山时,经遂川大汾突遭敌民团袭击,其中第三营由营长伍中豪率领继续南下,不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后收容下来的部队会合,并得到部分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充。不久,第一团团部和第一营占领茶陵县城后,于10月中旬返回茶陵的途中再次同他们相遇。不到1个月,仅第一团就同这支收容的部队相遇两次,这种偶然的相会在当时是经常出现的。如果说见面即会师,会师即见面,那么把会师这一严肃而重大的军事行动理解得太简单、太轻率了。以此类推,那这会师也就太多了。

  第三,第二次下山是由毛泽东、何长工分别率部去迎接并掩护朱德、陈毅及其部队上山的,故当何长工与陈毅在彭公庙偶然相遇后,毛泽东就派人指示他速返井冈山,以提前做会师的准备工作。如果毛泽东说“何长工,你那儿会师完了,赶快回来再准备会师”,这岂不成了笑话!因为会师的目标、地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井冈山,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所谓沔渡会师,也是查无实据。当时的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虽也见过朱德、毛泽东,但他从未得到过朱、毛在酃县沔渡会师的打算和消息。如果朱德和毛泽东拟在沔渡会师,当朱德率部先抵沔渡并从何长工那里知道毛泽东率部正在其身后掩护他们的时候,我相信,朱德决不会不等毛泽东而匆忙离开沔渡,因为那样做,对与毛泽东会面渴望已久的朱德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

  何长工于4月24日返回井冈山;大约两天后,朱德率直属部队上了山;大约又晚两三天,毛泽东率第一团、朱德所部主力部队也都分别赶到井冈山来了。因此,朱德、毛泽东及其所率部队正式会师的时间应该是4月28日左右,或者干脆说就是1928年4月底的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这天天气很好,砻市披上了春日的盛装。翠绿的井冈山碧清如洗,充满生机,显得格外巍峨壮观;稻田葱绿滴翠,在春风吹拂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暖暖的太阳高悬苍穹,照得溪水粼粼闪光,照得林中的鸟儿亮声歌唱。干部战士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欢声笑语,喜泪涌流,宁静的山中平原显得十分热闹。就在宁冈砻市,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胜利会师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28年5月4日上午,在砻市东边广场即红四军教导队操场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朱德、毛泽东、王尔琢及党政军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全体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旋即根据中央军委整编计划改为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还有一条大会没有宣布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兼第11师师长,朱德兼第10师师长。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显得非常兴奋,诙谐地说道:“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可见,会师既给军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喜悦。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通晓兵法、运筹帷幄的军事大家毛泽东并不喜欢带枪,这倒很有意思,也许这就是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宁冈砻市会师广场 。 它是庆祝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并成立第四军的会场旧址 。

  1928年冬季,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一次次都失败了。他们十分害怕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除加紧对井冈山进行军事“进剿”外,又实行了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困死在山上。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毛泽东号召大家修好坚固的工事,抓紧储备足够的粮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立即展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挑粮上山运动。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四军军长朱德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四军参谋长王尔琢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井冈山时期缴获的敌人机枪

  11月的一天,毛泽东一大早就起来了。他起来后就找装粮的布袋,警卫员连忙起身拦住说:“朱军长已说过,你这几天每晚都开会开到半夜,今天不让你去挑粮了。”毛泽东笑着说:“你莫听朱军长的,他天天扁担不离肩,哪天少得了他?”毛泽东脚穿草鞋,背着斗笠、布袋,拿着扁担,兴冲冲地走在挑粮队伍的前头。临近中午时分,后面的人还没下黄洋界,毛泽东带领的“先头”部队已经各挑百来斤粮食,往回走到了黄洋界。毛泽东要大家放下粮担,歇歇肩,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利用休息时间,向挑粮队进行政治教育。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挑粮?是为对付敌人的‘进剿’。

  现在大家多流汗,将来可以少流血,敌人的‘进剿’就会被我们打破。”毛泽东又问大家累不累。同志们齐说:“不累,还能再挑一趟。”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大家讲不累是假的,累还是累的。但是,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为了赢得更大胜利,我们就是要不怕累、不怕苦。今天挑粮是为了革命,明天我们还要挑起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的重担子。”毛泽东站在大槲树下问大家:“站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一个战士说:“可以看到江西和湖南。”毛泽东教导大家:“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干革命就要登高望远,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1928年12月,为了扼杀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敌军21个团约3万人,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总指挥,从宁冈、莲花、永新、酃县4个方向,分6路齐头并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会剿”。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空前严重的形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会上有的同志主张采取过去打击敌人的办法,即红军到根据地以外去打;有的同志则主张放弃根据地,另辟新地消灭敌人;还有的同志主张红军在根据地内作战,凭借井冈山的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一时争论不下。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也不能死守,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敌军主力进攻井冈山,后方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红军的对策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主力出击,敌人从这边打进来,红军从那边打出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军顾此失彼,红军则可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和拥护。可是,到哪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呢?会上有人说去湘鄂赣边界,有人说去湘南,有人说去赣南。

  毛泽东分析道:“湘鄂赣边界距大城市较近,敌人运动便利,地区狭小,红军无回旋余地,不宜前去;湘南则敌军集中,群众基础薄弱,交通方便,敌军易机动,也不宜去;只有赣南地广,有回旋余地,交通不便,敌人聚集困难,兵力较少而物产丰富,有经济给养力,而当地农民军领导力量强,此外还可同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互相配合支援,故主力红军应乘虚向赣南进军。”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不久,红军就粉碎了敌人的“会剿”,并胜利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1928年,毛泽东做社会调查后回到茨坪。时值正午,警卫员知道他还没有吃饭,便兴冲冲地说:“今天有好吃的,我马上去做。”毛泽东问:“什么好吃的?”警卫员指了指墙角的一口水缸。毛泽东打开缸盖,看见一条鲤在悠闲地游着。

  警卫员从缸里抓起鱼,就要去厨房,毛泽东忽然想起什么,问道:“慢点!这鲤鱼多少钱一斤?”“没花钱。”“哪里来的?”“村里一位老公公送的,说送你补养身体。

  人家也是一番好意。我不肯收,他就是不依。”毛泽东严肃地说:“那不行!我们当干部的,应当模范执行纪律,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警卫员为难地说:“鱼在缸里养了两天啦!这次收下,下次不收就是啦!”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群众的东西,一次也不能收,马上把鱼送回去。”“一送回去,人家会怪我们的。”毛泽东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称一称这鱼多重,把鱼钱付给老公公,并把情况向老公公讲清楚。”另一次,警卫员吴吉清知道毛泽东爱吃辣椒,便在寻乌城内挨家挨户地找。他发现一户人家的窗前晒了几串红辣椒,便开门见山地对主人说:“我们首长爱吃辣椒,不知你的辣椒能不能给我一点?”那位老表很痛快,二话没说,伸手摘了几串给他。吴吉清高兴得竟忘了说声客气话,提着辣椒就跑回了厨房。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吃饭时,毛泽东见端来的饭菜中多了一盘辣椒,便问:“吴吉清,哪里来的辣椒啊?”“向老表要的。”吴吉清回答。“要的?”毛泽东站起来,背着手来回走了几步,接着说:“参军后,连长给你讲‘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了没有?”“没有。”毛泽东和蔼地说:“吴吉清同志,这事不能怪你,主要是我们对新战士宣传党的政策不够。一会儿告诉你们连长,叫司务长从我的伙食费里把辣椒钱给老表送去。另外,再告诉他,下午的政治课,由我来给你们上。”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但是,红军出师不利,在大余、圳下接连失利,一直处在东游西击的艰苦环境中,同外界的联系几乎中断,对外界的情况也知之甚少。毛泽东想从瑞金搞一些报纸,从中了解敌人的动向。于是,部队转移到瑞金城南的山区。据侦察员汇报,瑞金城内守敌空虚。于是,红军迅速运动到瑞金城外。为减小目标,只派了1个班的战士突袭瑞金,主要目的是去抢报纸。进城十分顺利,炸开城门后,只打了一阵枪,敌人以为红军主力来攻城,吓得慌忙逃窜。红军直奔城内的邮局。那里的工作人员早跑光了,里面堆满了全国各地的报纸。为了搜罗得尽量齐全些,他们挑拣得十分仔细,甚至按报上的日期查对是否漏掉了哪天的报纸。由于在邮局耽搁的时间太长了,逃跑的敌人发现进城的红军人数很少,就又匆忙反扑回来。红军战士刚冲出城门,就遇上了军阀刘士毅的先头部队。红军先发制人,猛打猛冲,突出重围,但红军主力的行踪却暴露给敌人了。敌人立即追击过来,企图在瑞金城外一举消灭红四军。红四军前委马上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毛泽东说:“刘士毅那些兵的老底,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能打败他们,但是要选择一个有利地形和时机。”

  毛泽东决定,在敌人包围圈未形成之前,马上向大柏地方向转移。刘士毅部尾随不放。大柏地东西两面是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片狭长地带,只有一条石阶小路通往外面。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地形,决心给敌人一个歼灭性的打击。2月10日,刘士毅部两个团钻进大柏地这个口袋。经过1天激战,红军将敌军悉数歼灭。这是红四军下山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扭转了被动局面,为开辟赣南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由抢报纸而引来一场胜仗,使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抵达瑞金城北30公里的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正在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几百块大洋,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大洋四百五十块,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掌柜郑某、陈某和曾某。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认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反动派造谣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要取信于民。”于是,毛泽东、陈毅带领几个战士冒着风雪赶到了附近的大柏圩,逐家逐户地进行查访。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访,他们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几家商铺老板。陈毅将银元放在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来的,这钱请收回吧!”店铺老板十分紧张地说:“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还可以再加点!”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点也不能要,请收回吧!”他接着又耐心地向几位商人宣传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商人们紧张的心情逐渐缓解了,十分痛快地收回了银元。第二天,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全歼了白军第十五旅,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派红军帮助群众修复毁坏的房屋,并亲自到杂货铺赔偿战斗中借用而被打坏的洋油桶及用掉的爆竹。红军借用的门板、禾草等也全部退还到各家各户。部队临行前,大柏圩的老百姓包括商人来到村口欢送红军。群众感慨地说:“红军好,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毛泽东率领红军上了井冈山以后,由于井冈山地区偏离城市,交通不便,再加上军阀的封锁,消息十分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通过党的秘密交通转达,来得不及时,所以要想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和形势,只能通过敌人的报纸。毛泽东的判断力和信息分析能力极强,他能从敌人报纸上那些不知夸大了多少倍、掺了大量水分和假象的报道中准确地分析出敌人的动向和意图,并由此决定红军的战略和策略。报纸对毛泽东来说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1928年11月,在代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三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毛泽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东写道:“我们已能随时得到报纸,高兴注意”),作为红军的行动守则。图为红军战多了。”1929年4月,在代表红四军前委士写在包袱布上的“六项注意”。

  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9月以来,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后来,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他又给中央写信,“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寄来”。他又在信中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井冈山,即使要搞到敌人的报纸,也很不容易,因为敌人实行封锁,报纸不许过封锁线。

  红军每次下山打土豪、筹款时,都要加上一个任务,即到国民党机关或邮局里去搜罗一批报纸带上山来。土豪不能天天打,红军也不可能天天下山,报纸只能时断时续地看。对此,毛泽东颇为苦恼。有一次,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看到报纸了,毛泽东索性专门派了三十一团的1个营去打军阀谭延嬽的家乡高陇,搜罗了一批报纸上山。为了谋利,经常有些小商贩偷越敌人封锁线,通过这条渠道,也搞

  到了一些报纸。为了躲避检查,小贩们把报纸当包装纸用,结果揉得皱巴巴的。

  几经周折带来的报纸,都是过期报纸。尽管如此,每当拿到山下送来的报纸,毛泽东脸上常会显露出异样的光彩。他总是急切地打开报纸,迅速阅读。这些报纸都被当成珍贵的东西,在红军领导中传阅。

  1929年5月22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抵龙岩外围小池圩。毛泽东住在“赞生店”,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攻打龙岩城的战斗。当时陈国辉、张贞等匪徒正和广东军阀打仗,城内比较空虚。23日凌晨,红军发起总攻,中午就结束了战斗,第一次解放了龙岩城。红四军又于当天下午顺利攻占了坝市,第二天进驻湖雷,第三天进入了永定城。为了从广东诱回陈国辉匪军,聚而歼之,毛泽东于5月底率领红四军进驻龙岩外围的重镇———坝市,派出第三纵队配合地方武装第二次攻克了龙岩。正在广东作战的陈国辉得悉,大为震惊,回龙岩心切,急调主力部队驰援龙岩。毛泽东分析了陈国辉急于夺回地盘的心理状态,立即作出决策:命令第三纵队暂时撤出龙岩,集中优势兵力先消灭上杭卢新铭部驻守白砂镇之敌,迅速消灭白砂镇守敌1个团,然后开往连城新泉休整,放开大路,让陈国辉部回来,从容准备三打龙岩。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陈国辉率部回援龙岩。6月18日,毛泽东抓住陈国辉部回龙岩喘息未定的有利时机,率领红军神速回师小池,组织连续作战。红军以逸待劳,痛击远道回援、疲惫不堪的匪军。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个整天。到19日,红军全歼陈国辉主力两千多人,俘敌营长以上5人。陈国辉只带了几十个随从仓皇逃脱。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取得了三克龙岩的胜利。闽西局面从此大变,闽西的革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1929年6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总结和创造的一系列正确并且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原则,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等,由于右倾思想的干扰,都被否定了。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陈毅当选。前委决定,毛泽东等5人离开部队。

  毛泽东在保留正确意见的情况下,服从了大会决议。毛泽东离开部队后,红四军失去领导中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部队情绪十分不稳。前委领导感到忧虑,决定派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在中央9月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上,陈毅向中央写了书面的枟关于朱毛红军及其历史状况的报告枠,并口头汇报了红四军七大上的争论、部队存在的不稳定情绪以及毛泽东已离开部队等情况。周恩来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军事负责人。他在听取汇报后,就召开会议研究,并于9月28日作了书面指示,即“九月指示”。该信长达万言,由陈毅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在这封信中,中央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他的正确主张。周恩来指示陈毅返回部队后,马上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请毛泽东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陈毅迅速从上海返回红四军驻地,向部队作了传达。在红四军再克汀州后,陈毅即根据前委决定,贯彻中央指示,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此后不久,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四军九大在古田召开,大会一致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不仅为红四军的党和军队的建设指出了明确方向,而且为党的政治工作和全军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古田会议旧址内景

  1929年10月,毛泽东从福建上杭城来到了古田附近的苏家坡,住在村里树槐堂进行疗养。每当吃过晚饭,村里的老老小小总爱到毛泽东的住处,拉拉家常。在闲谈时,毛泽东听一位老人讲了一件往事:有一年,伪保长逼着村里三个青壮年到国民党军队送信。三人去后,一个也没回来。后来才知道,这个伪保长欺负苏家坡穷人不识字,在信上写的是“送去壮士三人”。

毛泽东听了这件事,回到屋里久久不能入睡,想了很多很多。第二天,毛泽东一大早就找特委的干部商量,提议在村里为穷人办一所小学。大家听后,都表示赞成。当时,办学条件十分困难,毛泽东就想办法予以解决。他和特委研究决定少用一个通讯员,把这份费用拨给了学校;没有课本,毛泽东亲自指导编写;又让地方党委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兼任教员;还腾出了树槐堂的一间小厅,摆上课桌、木凳,挂上黑板,充作教室。就这样,苏家坡的第一所学校办起来了,全村14个学龄儿童全部入了学。

  开学那天,孩子们背着书包,欢天喜地地走进学校。毛泽东还特意托人从外地买来了“公鸡牌”的铅笔,亲自削好,给小学生们每人发一支。孩子们高兴极了。毛泽东拿起粉笔,亲自给孩子们上第一课。他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大的“手”字,随后举起一只手问孩子们:“我们的手能做什么呀?”“能做工、种地、盖房子。”孩子们齐声回答。毛泽东接着讲道:“对呀!每一个人都有一双手,我们劳动人民的手会做工、种田、盖房子,还会拿枪打白狗子。地主老财的手不会劳动,他们是吸血鬼。我们劳动人民靠着这双又粗又大的手,一定能打败反动派。”

  井冈山时期,虽然毛泽东每天都要处理许多问题,也还是对大小事情样样留心。他不论走到哪里,总喜欢搞些调查研究。每到一个村子,一见老乡就问长问短:“粮食价钱怎么样?”“盐贵不贵?”“日子困难不困难?”……有一天,毛泽东走进一个村子,看见一个年轻人扛着锄头正往地里去,就迎上去问他:“小伙子,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没有?”那个年轻人一看是毛泽东,急忙说:“没有什么,毛委员!

  大伙都翻了身,哪里还会不称心?就是没钱讨老婆。”毛泽东往前走了不远,碰见一个老汉,就又问他:“老人家,你觉得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不如意的事早跟反动派跑光啦!不过,我这睁眼瞎,啥事都难办。”老汉说。后来毛泽东又遇见一个小孩在路边玩耍,也问他:“伢嘞,你有什么不快活的事没有?”小孩一听,就气哼哼地说:“我不快活———在家总是挨打!”过了几天,全村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台上讲话:“老乡们!现在咱们大家都翻了身,日子也好过了,谁也不像早年时候拿三岁伢子去换五斗谷。”毛泽东一开口就打动了群众的心。有的群众说:“毛委员就是清楚咱们的事情,话说得真准!”毛泽东接着说:“往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得更好。现在我想提出三件事情要大家照办,不知大家愿意不愿意?”大伙齐声回答:“愿意!”毛泽东说:“第一件,往后讨老婆不准再要钱;第二件,我们马上办夜校,叫大家都能学文化,不当睁眼瞎;第三件,当爹娘的往后不要再打伢子了。”毛泽东的话音还未落地,大家就一齐鼓起掌来。许多人满怀深情地说:“毛委员就是懂得老百姓的苦楚,真说到咱们的心眼里了。”

  从前,井冈山地区有个朱聋子(朱孔阳),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一直拿他没办法。他充分利用井冈山复杂的地理优势,官府一进山,他就跟官府兵转圈子。因此,他总是宣传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子。”

  红军在井冈山搞武装割据,敌强我弱,仗怎么打?大家心里都没底。毛泽东汲取了朱聋子的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打法,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强而避之,弱而击之。他说:“不能硬拼,要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敌人来了就先领他们转圈子,把他们转晕了转疲了,就要狠狠地打他们,打得要有收获,打得干净利落,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在战略上,我们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我们要以多胜少。”

  有一次,毛泽东给红军官兵讲战术,他说:“朱聋子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作‘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子’。打圈子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子只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下就对了,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子’。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打圈子是为了避实,打仗就要击虚。这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捏,打他个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打仗要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蚀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1928年6月,在蒋介石的密令下,江西敌军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5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由吉安向永新推进,再次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进剿”。湖南敌军第八军第二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由茶陵、酃县向宁冈推进,威胁井冈山根据地西侧。赣、湘两敌企图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一举摧毁井冈山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根据敌情,制定了“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因为湖南敌人战斗力较强,江西的敌人弱些,红军打败赣敌,同时派兵看住湘敌,使其不能动弹援救。这叫“避强打弱,按左挟右”,毛泽东戏称为“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他毅然将红军主力从永新城撤回宁冈,并命令红三十一团佯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迅速退回宁冈,准备集中力量打击江西敌军。

  当赣敌进驻永新城后,毛泽东就组织赤卫队、暴动队不断袭扰永新之敌。同时红三十一团佯攻酃县的行动一箭双雕,湖南敌军吓得立即龟缩起来,而江西敌军却以为朱毛红军主力西出了湖南,机会难得,于是急忙由永新进犯井冈山,1个团经烟罔、四教、龙源口进攻新七溪岭;两个团经墩上、白口进攻老七溪岭,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的前敌指挥所设在白口;1个团和总指挥部守备永新县城;1个团在永新至新、老七溪岭之间待命。

  针对敌人的行动部署,毛泽东巧布兵力,准备在龙源口一带歼灭敌军:由朱德、陈毅率红二十九团、红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抗击敌1个团;红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抗击敌两个团;红三十一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岭上配合作战;永新和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溪岭附近的山头上参战。新、老七溪岭相距不足5公里,紧靠龙源口,拔地而起,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赣敌遂以3个团分两路进犯宁冈,于6月22日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23日上午,红二十九团、红三十一团一营在朱德、陈毅指挥下,守住新七溪岭要地,打退敌左路1个团的多次进攻;红二十八团则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敌右路军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直至击溃该敌,接着转入追击,在白口歼敌一部,随后直插龙源口,切断左路敌军退路,进而协同井冈山主力部队聚歼左路敌军于龙源口地区,并乘胜攻进了永新城,胜利粉碎了敌人第四次“进剿”。

  在己方兵力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全面出击时,设法稳住一部分敌人,使其不好动弹,而集中全力打败另一部分敌人,而且这部分敌人是其中较弱的,这种谋略叫“避强击弱,按左挟右”。毛泽东采取这一谋略,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达到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的奇妙效果。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6月,江西军阀杨池生、杨如轩“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敌千余人。7月,又打退湘赣两省军阀的第一次“会剿”。上左图为龙源口全景,上右图为红四军宣传科写在墙上的歌谣。

  后来,毛泽东指挥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并在作战过程中不断完善战略战术,形成了以十六字诀为核心的游击战术。他在枟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枠中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是“强而避之”谋略的新创造。其要旨在于:在强敌进攻“围剿”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趋利避害,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枟孙子·计篇枠上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强而避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十分善于运用这套“攻诈术”,并有新的创造。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不顾红四军永新县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不宜去湘南,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决定,于1928年7月中旬将红二十八团、红二十九团拉往湘南,8月中旬在打郴州时惨遭失败。毛泽东指挥红三十一团,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用四面游击战术,将敌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达25天之久。当得知郴州失利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决定留红三十一团团部和一营坚守井冈山,自己则率红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迎还红军大队。出发前,毛泽东分析,敌人可能乘他出迎红军大队的机会来袭击井冈山,便交代留下来的陈毅安、何挺颖等红军指挥员,指挥部队,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在黄洋界地区加固和增修工事,布设鹿寨陷阱,准备迎击敌军。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乘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湘军1个师奔袭井冈山,企图捣毁朱毛“割据的老巢”,然后将红军歼灭在根据地之外。井冈山守军一营营长陈毅安得到情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战术要求,留1个连在永新莲花、茶陵边界坚持工作,自己率两个连急行军赶回井冈山,进入毛泽东选中的黄洋界阵地,严阵以待。黄洋界两面山峰陡峭,如万丈深谷,极为险峻,只有荆棘丛生的一条小路可通,毛泽东有诗赞曰:“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8月30日,湘敌1个师在赣敌一部策应下,向黄洋界阵地发起猛攻。敌仰我俯,敌兵只能一个一个匍匐行进,不是被红军枪弹击中滚下山崖送命,便是掉进陷阱踩上竹刺受伤,因而东奔西窜,其狼狈之状可悲可笑。黄洋界守兵却能在掩体内一枪一个地弹无虚发。尽管敌兵在长官的威逼之下轮番进攻,却根本无法接近红军前沿阵地。下午,红军官兵抬来迫击炮,向敌人发射了3发炮弹,击中两发,其中一发正落在敌指挥阵地上。敌人听到隆隆炮声,以为红军主力部队回到了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便于当天夜晚偷偷逃跑了。

  此战,红军以两连人狙击敌1个师兵力,让敌人丢下了300多具尸体,而红军仅有数人负伤。这一仗运用毛泽东的“空山计”,打出了红军的神威。“围师必阙”是枟孙子·军争篇枠用兵八则之一。作为一种用兵原则,其中所含的权诈之术,在实际运用时很容易被对方识破。网开一面必有诡诈,阙之前面多有险伏,凡有经验的指挥员都懂得这一点。所以,真正高明者从不机械搬用这一原则。红军时期,毛泽东在“攻诈术”的启发下,把“围师必阙”这一原则发展为“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新战法。

  1928年2月中旬,国民党正规军1个营占领了宁冈县城,毛泽东决定搞一下敌人,准备袭击宁冈重镇新城,并做了精心安排。

  当敌人占领宁冈县城时,毛泽东就指示宁冈县赤卫队昼夜袭扰,搞得敌军一夕数惊、坐卧不宁。后来敌军发现都是地方武装赤卫队,便不以为然,骄傲松懈起来。毛泽东见时机已到,下令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新城的敌人。他诙谐地说道:“现在恰是我们做一笔买卖的时候。”他接着便做了周密部署,部署之妙,首先见于围城。毛泽东决定从南、北、东三面围城,留出西门一个缺口,这看来形似三面包围,实为四面包围,留下西门一个缺口,而红军在门外设下埋伏,这样就形成一个口袋。选择西门作为“布袋口”,也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因为出西门不远,就是七岌岭。敌军突围至此,红军凭借险山密林的自然屏障的保护,敌人也就无法相拼了。就这样,毛泽东的部署虚虚实实,真假难辨,使敌人插翅难逃。

  攻城这天,红军队伍于天刚破晓时迅速行动,神兵天降般地包围了宁冈新城,给敌人一个突然打击。一营攻南门,三营攻东门,四连攻北门。

  此时,毛泽东带着4个人登上新城对面的棋山,坐镇指挥。部队就要发动攻势了,袁文才要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强攻。毛泽东认为不妥,说:“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我们应该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毛泽东命令南门、北门部队加强佯攻火力,吸引敌人,突击攻打东门。

  三营在营长伍中豪带领下,攻占城东门。伍中豪在登上城墙时,被敌人打伤,忍痛继续指挥战斗。袁文才见攻破东门,又要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冲锋,别让敌人跑掉了。毛泽东笑了笑,说东门、西门、北门三座门都可以冲杀进去,就是西门不能动,并耐心向袁文才解释了“开门捉贼容易,关门捉贼难”的道理。

  毛泽东一声令下,顿时红旗飞舞,四面八方冲锋号响,参战军民挺枪挥刀,三路人马破门而入。一营营长陈毅安指挥一营一连避开正在操练的敌人,率先攻入城南门,三连乘虚而入,同守城的挨户团交手激战,歼敌一部。其余敌人退回房内据守顽抗。紧接着,四连也攻进北门。敌人三面挨打,东奔西逃,死伤大批,最后从西门逃跑。

  敌人跑到西门外,早就埋伏在那里的红军战士立即开枪射击。敌人发现中计,刚要调转屁股往城里逃时,红军与上千的赤卫队已经全部追到城外,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这场战斗打得干净利落,不到晌午,赣敌1个正规营全部报销,营长王国桢被击毙。红军还活捉了伪县长,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红军在井冈山与敌人第一次交手,就俘虏敌军300多人。如何处置俘虏,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人打骂俘虏,也有人搜俘虏的腰包。毛泽东发现后,立即制止说:“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毛泽东还严肃宣布:“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准打,二不准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病的还要治疗。愿留的参加红军,开欢迎会。愿走的发给路费,开会欢送。”起初,大家都接受不了,认为俘虏总归是俘虏,“阶下囚”怎么能待为“座上宾”!大部分饱受地主或资本家压榨和迫害、出身工农的同志不仅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而且怀疑这项政策的效果。

  1928年6月龙源大捷后,红二十八团在处理一批俘虏时,发现了一个上次打永新城俘虏后又放回去的士兵。上次,他的衣服都被拖烂了,仍拒不投降,态度顽固。因此,这次一见他,许多人便怒火中烧,坚决主张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说消灭一个是一个,绝不放他们回去再当反动派!红二十八团是由朱德、陈毅率领上井冈山不久的一支部队,作战勇敢,能打硬仗,但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影响较深,对红军的俘虏政策还缺乏认识和体验。

  就在这时,毛泽东迅步走来。他挥了挥手,笑着对大家说:“你们想来个痛快?那很容易嘛!”他伸出右手食指,做出扣动枪机的动作,继续说道:“不过,要报仇、出气,你们可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大多出身贫苦,你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会皱,马上又抓新的,最后倒霉的还是穷苦百姓。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我主张,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越要多放回,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做宣传,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他们会觉悟。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不很合算吗?”这下大家都被逗笑了。

  这年秋天,在一次战斗中,两军一交锋,枪声响处,便有大批白军纷纷缴械,另一些敌军丢下武器落荒而逃。这时,从俘虏里走出一个士兵,像老熟人似的说道:“我只打了两枪,都是朝天上打的!我们的长官欺骗了我们,说红军杀人放火,抓住俘虏剥皮抽筋,所以不敢投降。现在谁也不信那狗屁话了,弟兄们都说,打起仗来,谁要碰红军兄弟一根汗毛,就不是人。”另一次在七溪岭与敌军交火,刚一接触,许多白军士兵带着武器就向红军这边跑来,其中带头的就是第三次放回的那个俘虏兵。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一人带来十几个敌军士兵和十几支枪,并当即表示:“这次不回去当‘宣传’了,决不再干白狗子,我们都要当红军。”

  毛泽东的预言,被一个俘虏兵的言行验证了。红军将士交口称赞,说这办法比大炮的威力还大。从此,大家主动抚慰、治疗俘虏中的伤病员。

  红军的俘虏政策威震敌胆,也引起了红军指战员的深思和兴趣,他们由衷称赞毛泽东有远见卓识,而毛泽东则说:“这是个哲学问题,无产阶级哲学。”他指出:“事物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矛盾对立斗争中,包括矛盾的统一性。红军与白军的矛盾,虽然存在着尖锐的对抗和斗争,但这种对抗和斗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促使其转变。”根据这一根本观点,毛泽东创造性地制订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即通过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合,一步步打击和瓦解敌军,直到最后消灭敌军。

  风物长宜放眼量。优待俘虏的政策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眼光的远大。

  1928年8月间,由于中共湖南省委的错误决策,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开往郴州,遭到敌人的围攻,造成“八月失败”。留在永新的毛泽东,指挥红三十一团,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达25天之久。得知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军郴州失利,为了挽救红四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毅然亲往湘南迎还红四军主力,克服种种困难,回师井冈山下的黄坳。

  毛泽东率部刚到达黄坳,就获悉驻扎在赣南的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已尾随红军到了遂川。毛泽东回师途中,有意避开敌人主力,在流动中伺机游击弱小之敌,绕上饶,过遂川,一路盘旋。现在见刘士毅果然咬住尾巴不放,决定出其不意,杀回遂川,割掉“尾巴”。

  刘士毅见朱毛红军以败军之旅、疲惫之师贸然出击,这是犯了兵家之忌,不禁心中窃喜,命5个营的兵力在遂川县城附近设下埋伏,然后派少量兵力前往黄坳引诱红军,企图将朱毛红军引诱进他设置的圈套里。

  战争是既斗勇又斗智,最后看谁高一筹。毛泽东摸清了敌人的意图,决定将计就计,先做出钻进圈套的样子,然后出其不意,用奇兵突袭敌后,内外夹攻,反过来包围敌军,集中力量消灭之。

  按照毛泽东的计策,朱毛红军由黄坳出发,前往遂川。途中红二十八团一部先与前来引诱红军的小股敌人遭遇。战斗一打响,敌人就一边还击,一边往遂川县城退却,红军假装不知是计,步步进逼。等追到遂川县城西的天子地一带,红军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引诱之敌发起猛烈冲击,一口气追杀敌人10余公里。

  这时,朱毛红军的后勤、炊事人员也挑着饭锅碗勺等炊事用具,“吭哩吭啷”地跟在红二十八团后面,毫无顾忌地进入遂川县城。躲在遂川县城附近的敌指挥官见状,以为红军后续部队已过完,便急忙命令埋伏之敌向县城移动,妄图最后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正当敌军靠拢县城时,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三十一团三营和赤卫队分队,分兵两路,向县城压去。一路迅速占领了县城东面的石桥,截断敌人南逃赣州的退路;一路越过遂川江上游的阳关桥,猛攻敌军指挥所。顿时,枪声大作,毛泽东指挥部队对敌展开左右夹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敌人晕头转向、手忙脚乱。与此同时,朱德率红二十八团也占据有利地势,开火接应,在冲垮敌人的包围圈后,猛然转向回击,向敌人发起反攻。敌人原想伏击红军,不想反而被红军来了个反包围,腹背受击,左右挨打,惊恐万状,溃不成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敌军走投无路,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土崩瓦解。这样,朱毛红军取得了回师井冈山首战遂川的胜利。

  巧用间计,是中外谋略史上常见的事,一代谋略大师毛泽东就是巧于用间的高手。

  1928年9月底,毛泽东刚从湘南迎还红军主力,回到茨坪没几天,茅坪乡工农兵政府委员长谢贵山急急忙忙地跑来,向他报告说:“昨天在村里头抓到两个敌人的女探子,是驻扎在新城的国民党白军营长派来的,想探听茅坪村里有没有马粪、下了门板没有。”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下令把那两个女探子放了,并在谢贵山耳边嘀咕了一会。

  谢贵山回到村里,把那两个女探子押出来,正颜厉色地大声教训了她们一顿,并反反复复地对她们讲道:“如果茅坪这几天出事,过几天毛委员率领红军大队回来,就要你们的脑袋。”直说得那两个女探子下跪立誓,才放她们走掉。

  放走两个女探子,正是毛泽东的“反间之计”。毛泽东分析,茅坪一直是中共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敌人派两个女探子来察看村里有没有马粪、下了门板没有,目的是想知道红军主力是否从湘南回到茅坪,如果没回来,就趁机偷袭茅坪。于是,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放长线钓大鱼,放走两个女探子,让她们把红军大队未回茅坪的假消息告诉敌人,让敌人来钻预先布置好的“口袋”。

  伏击阵地选在哪里呢?坳头垅位于茅坪附近,是通往新城的必经要道,毛泽东决定将伏击的“口袋”设在这里。按照毛泽东的计策,红二十八团和红三十一团等部一夜之间就布满了坳头垅两边的山山岭岭,赤卫队、暴动队、少年队、儿童团也迅速集合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

  那两个女探子回到新城后,向敌军营长“如实”汇报了她们听到看到的情况。

  敌营长听后心中十分得意,第二天一大早就亲自带着他的一营士兵,向茅坪方向扑来。走到坳头垅路口,多疑的敌营长看见两边山高路险,怕中埋伏,下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三个人扮作老表模样,离开中路向山上摸索。那三个家伙走走停停,渐渐地逼近了红军埋伏地段。这时,只见从红军隐蔽的山窝里闪出四个一式老表模样装束的人,分抬着两只箱子,领头的就是谢贵山。他们四个人吆吆喝喝迎着那三个家伙走去,忽然,谢贵山摔了一跤,倾倒了箱子,白花花的光洋撒了一地。那三个家伙一见满地是钱,扑上去就想抢。“站住!莫动!”谢贵山大喝一声。三个家伙愣住了,就问哪里来的这么多花边银子。一个红军说:“这是打土豪缴来的。要不是把它藏在山上,早给白狗子抢了。”谢贵山又及时补了一句:“明后天,毛委员就要带领红军大队回来,筹办粮油柴菜,买酒添肉,这些花边银子要派大用场。”谢贵山一边说一边抬起箱子往茅坪村方向走去。敌人不放心,由一个下山报信,另两个尾随走到茅坪村里,觉得一切正常,便在村口点了一把火,给伪营长发信号。伪营长一见信号,立即下令部队继续前进,直扑茅坪。不一会儿,敌人就全部进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内。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成千红军和地方武装一齐向敌群射击,很快就解决了敌人。

  毛泽东先是放回敌人两个女探子,使其误传消息,引敌入山。当敌人怀疑而侦察时,毛泽东又派人故意泄露假情况于敌人的侦察员,进一步坚定敌人的判断错误,最后终于消灭了敌人。

  1930年6月15日,被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把持的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下了一道非执行不可的“金牌”命令。命令要求红四军根据党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狂热计划,由江西会合红五军、红六军进攻武汉。命令强调:“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应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地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汀州前委驻地的毛泽东接到这一命令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的形势,虽有利于红军和党的力量的发展,但仍然是敌强我弱,拿弱小的红军与强敌硬拼,只有失败一条路。面对这道死令,执行吧,明知失败;不执行吧,违抗上命,党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难啊!

  忧心忡忡的毛泽东找来军长朱德商讨对策。朱德喃喃说道:“唉,中央怎么下这样的死命令呢?看来,别无选择了,只好接受,不然就要我们去中央解决。去中央解决倒也没什么,问题是去了中央,调虎离山,四军照样要执行这死命令。”

  “是呀,如果不从……弄得不好,还将会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毛泽东说。“是呀,本来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呀!”

  “我想,能不能这样:在组织上执行中央命令,行动上则谨慎从事,即采取逐步向南昌推进的方针,届时相机行事!”毛泽东沉思良久,想出一个“缓兵之计”。

  朱德连连称好。

  就这样,毛泽东、朱德在咄咄逼人的“左”倾威势下,为顾全大局,不得不接受中央“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的指令,率部向九江、南昌推进。毛泽东、朱德下达枟向南昌推进命令枠。按照李立三中央的命令是要去打南昌、打武汉,如果不去就会遭到迫害,如果去打就执行了他的盲动主义路线。本来“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可是红军主力只有1万多人,装备甚差,敌情又不明,贸然出击,恐有不测之虞,所以只有逐步推进,推进到南昌附近再说,所发命令只提“推进”,不提“攻打”。“推”者,唯求“稳”也。

  这其中,蕴藏着毛泽东、朱德几多苦苦的谋划。此时的毛泽东、朱德真是“谨慎小心从事,认真周密图谋”。6月下旬,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组建红一军团,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要求于7月5日前开赴广昌。

  当红军各路部队纷纷集结,向长江流域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闻讯后急调正在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江西,加强防守力量。这样,敌情又发生了变化。红一军团到达广昌后,毛泽东断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到兴国地区集中,一面巩固和扩大赣南苏区,一面静观敌人动向,再作打算。

  很快,毛泽东、朱德得到情报,敌邓英部主力正集中在吉安,樟树只有邓英部少量兵力,于是决定部队由兴国移师北进,攻占敌兵力较弱的樟树。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枟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枠,提出“进略樟树,窥袭南昌”,而不是最初的“进攻南昌”。

  7月24日,红一军团一举击败樟树守敌两个营,顺利占领樟树。下一步,按照“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的方针,应直趋南昌。就在这时,毛泽东提出了新的对策。此时,敌在南昌有两个团,在抚州地区有1个旅,在吉安地区有1个旅。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后认为:红一军团如集中优势兵力向南昌守敌发起攻击,在付出一定代价后,或许有可能拿下南昌城。但是,在南昌外围的敌两个旅尚未受到我军攻击,很可能抄我军的后路。南昌四面皆水,于我不利,红一军团届时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如此,只有以偷袭之态,兵临南昌郊外,派部挑战,诱敌出城。若敌人上当出城,则围而歼之;若敌不轻易行动,我们可保存实力,也好向中央交代。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匠心独运,又一次巧妙地抵制了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错误,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走出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于是,红一军团前委决定不打南昌城,而是西渡赣江,前进到高安、上高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然后向南昌对岸挺进,只以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这样,从形式上看,攻打南昌的计划仍未放弃,但是部队只是在大城市的外围活动,仍然在坚持农村根据地。

  对于上级的错误指示和瞎指挥,毛泽东在可能的情况下也据理力争,公开抵制,勇于承担责任。1928年6月,湖南省委派巡视员杜修经来井冈山,要红军向湘南进击。当时湘南敌人力量强大,红军弱小,如执行此指示,将导致红四军全军覆灭。毛泽东认为,湖南省委不了解湘赣边的情况,简直是瞎指挥!在会议上,毛泽东说:“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他继续说道:“中国有一句古话,‘闭塞眼睛捉麻雀’,我看这个指示很有点这个味道。结果呢,麻雀抓不到,反倒跌大跤。”接着,朱德、陈毅纷纷表示不能执行该指示。毛泽东说:“不要说别的,去湘南,吃饭问题都不好办。土豪打尽,筹不到款……既然如此,我们就形成一个决议,不执行省委的指示,大家同不同意?”于是,红四军就通过了一个抵制上级的决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一份报告,详细地阐明了不能执行指示的意见与理由。这份报告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他在报告的最后恳切地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这个决议虽然未能改变省委的错误决定,但毛泽东坚持真理、抵制错误的精神却是可贵的。

  1930年8月间,由于受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人坚持在红军尚为弱小的时候去进攻敌人重点把守的中心城市长沙。于是,在打不打长沙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红三军团领导人不顾客观情况,坚持打长沙,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以两个军团会合打,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当时的长沙,有守敌31个团,而红军方面兵力实际只有13个团,敌人兵力超过红军1倍多,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实际情况不允许红军攻打长沙,中央命令要打,红三军团也坚持要打。怎样使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摆脱出来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力进行了说服工作。他抓住要害问题挑明了态度:“如硬攻,恐有不测。

  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执行,关键在于怎么执行,要考虑执行后的效果好不好。”尽管毛泽东费尽口舌,由于主战呼声一直很高,占多数,只好同意试一试。

  可是,部队采用“火牛阵”,久攻不克,围困长达16天,大战数昼夜,均不得手。红军众将士一筹莫展,主战派也似乎觉察激情下的冒险成分,看出了毛泽东稳重行事的价值。

  毛泽东借红三军团攻打不下长沙、进退两难之机,因势利导,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以免红军伤亡过大,而向长沙东南郊“散开”,避免与强大敌人正面硬拼,然后诱敌出来,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红三军团负责人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但是在攻打长沙的问题上还坚持己见。此时毛泽东就以攻打长沙失利的事实反复说明弱小的红军不能进攻敌人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否则以卵击石,将导致红军覆灭。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和一次又一次的争论,毛泽东终于把整个部队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回到江西。毛泽东稳重行事、因势利导的结果,避免了红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毛泽东是创造性实践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第一人。他之所以会产生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想法,是与总结古代农民起义的教训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曾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有的甚至声势浩大、席卷全国。譬如: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曾攻占了唐王朝的统治中心长安;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占领了北京。然而,他们的结局都是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相反,元朝末年,朱元璋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建立了以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巩固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以此为依托,经过长期征战,终于打败了元朝统治者和其他割据势力,建立了明王朝。

  鉴古而知今。毛泽东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中得出经验教训,认为流寇主义仍然是现代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巨大障碍与危害,因而一开始就批判这种错误思想,决心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作为革命发展的前进基地。

  井冈山时期,一些人忽视或不愿意做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人民军队不是建立在发展民兵和地方武装的基础上,而是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路线,不愿与群众在一起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里去工作。毛泽东记取了历史上农民起义战争因流寇主义而失败的教训,多次发表讲话,对流寇主义的错误思想提出批判。从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先后写了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枠、枟井冈山的斗争枠和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枠等几篇重要文章,在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初步阐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理论。他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批评了那种想“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来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指出这种思想“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以及与这相适应的政策才是正确的。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年毛泽东起草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枠 、枟井冈山的斗争枠时住的茅坪八角楼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在陕北保安合影。前排左起:罗荣桓、谭希林、陈光、杨立三、陈士榘、宋裕和、林彪。后排左起:1.赵尔陆、5.孙开楚、6.毛泽东。

革命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8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曾玉(女)、欧阳毅;后排左起:2.曹里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相关内容推荐
抗日战争最新文章
精华推荐
热门图文
点击排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