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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衰落之后突厥人如何又复兴了?

发布时间:2020-04-11 14:19:15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他们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后,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迅速地崭露头角,就如同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中那样。一批批军事冒险家,这时在为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势或垮台。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泰摩兰。他于1370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势力在印度和拜占庭的扩展。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所构成的压力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只加强自己在印度北部的地位。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接着,在帖木儿的侵袭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印度北部和中部出现了几个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印度教教徒建立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蒙古帝国衰落之后突厥人如何又复兴了?

  帖木儿王朝天宫图

  其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庭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0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庭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间的对立,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分裂,它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他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事实上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后,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是,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成为多瑙河以南、除威尼斯控制的几座沿海堡垒以外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力量对比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末叶,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在欧亚大陆外,伊斯兰教正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非洲大陆的内地。它从北非沿海地区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海一带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一个人若想成为穆斯林,只需反复念诵这样一句话:“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通常,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仅仅加了伊斯兰教仪式,便被接受,并变得神圣。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们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当地的习俗,同当地妇女通婚,改变自己新的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当地居民。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已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主要的穆斯林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5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海;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内海。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295年波斯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或水路运输的。因此,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事务的进程。现在印度半岛之所以并立着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在全世界有10多亿信徒的信仰,原因皆在于此。

蒙古帝国衰落之后突厥人如何又复兴了?

  1248年至1354年期间建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国王的宫殿艾勒汉卜拉宫。遍及欧亚大陆的著名伊斯兰教建筑表明公元1000年至1500年期间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内那种相互得益的交流。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一连串中国发明的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炮兵在蒙古军队中服役时,曾去过波斯。我们还知道,有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曾在波斯传播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起了使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的作用。当时的中国观察家汪力(1314—1389年)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展现在自己眼前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融合作了如下非凡的叙述:

  ……四海之内已成一家,文明到处传播,不再有任何障碍……许多人[新到中国的人]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快乐地生活在我们的江河湖泊之间。他们在中国定居很长时间后,有些人上了年纪,子女也增多了;由于远离故土,他们不再要求以后葬回故乡。无疑,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由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提供的机会,仅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所有其他文明都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但却非常善于借鉴已被确认的伟大文明,创造出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在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也存在极深的隔阂。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持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与他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将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断都当作异端邪说和无神论来加以排斥。

  从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经院哲学的胜利。这种经院哲学在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对智力活动已起决定性影响,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助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仰。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受到挑战并被取代;而在伊斯兰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认为,神的示是真理的本源,人们应该运用智力来领悟到:必须用对上帝的信赖来摧毁和取代自信。正统派反应的程度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最先将历史看作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记录。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把哲学和科学当作无用和危险的东西来加以排斥。他说:

  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哲学的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我们不必加以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诸宗教学科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项工作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其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年至1200年,伊斯兰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距。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庭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而且,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八章第五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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