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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和华夏国家社会的形成

发布时间:2020-04-15 23:16:29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武王灭商后,经周公、成王、康王三世的经略,国体一改商王朝时异姓国族林立而臣服于商的近作模式,逐渐在“九州夷裔”的广袤地域范围内,建起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以姬姓周室宗族体系为主干框架而融合诸族的华夏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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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在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既非取决于社会性质是否有所变化,也非由何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之导发,主要是通过周初国家社会构成条件下的“分君亿襄”,即在上层统治者的宏观政治决策下,进行分封同姓包括部分异姓诸侯来巩固周疆,建立一个大小相系、上下递为藩屏的全国政治网络而得以实现。换言之,也就是周人常申述的“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由此造就了具有华夏国家性质的西周王朝的诞生。

  周初的“分君亿疆”,视其性状可分两类。一类是褒封,对象为先古圣王之后商,属于武王克商后的政治举措。如《史记?周本纪》所云:

  武王追思先条王,乃囊封神农之后於焦,黄帝之后於祝(《礼记?歩记》作“薊”),帝羌之后於莉(《礼记?乐记》作“祝”),帝葬之后於陈,大禹之后於杞。

  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说:“有土嘉之闩褒,无土建国曰封。”可知,褒封有明显的地著性,为一批古史系统中有功烈者的国族之后裔,本自有其土地民人,武王只是用褒封的名义肯定其国族的存立。此举有助于推行周人灭商、入主中原后亟须宣扬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即周统治者一再强调的“帝钦罚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的所谓“天命靡常”、“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使周取代商而入主中原,得以借助褒封先圣后商所内蕴的社会信仰系统之糅合力,順理成章换来其“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后效,也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西周王朝初始新的政治权威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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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类是实封,授民授土,分地建国,所封为周同姓亲戚及部分异姓功臣谋士。据《左传》昭公九年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知此类分封,主要集中在文、武、成、康四世。有关周初的封国数,有以下几说:晉武王克育,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

  昭公二十八年)(周公)封建亲成以暮屏周:營、幕、逝、霍、鲁、卫、毛、聃、部、雍、曹、滕、毕、原、鄭、邮,文之昭也。幵、耆、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公)杀管叔,虚段国,而天下不称戾為,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荀子?儒效》)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周姓五十五。(《史记?汉兴以来侯王年表》)以上有五十五国、二十六国、七十一国诸说,分封王世含混笼统,如言周公时封管、蔡、霍,实乃武王所封三监,故当非一时之封国数。但值得注意者,五十五国说与七十一国说所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或五十五人说较为接近,而二十六国说中言封文王子十六人,与五十五国说中言封武王兄弟即文王子十五人,也几相吻合。故诸说可互补。然此等实封,多数当是在周公抚有东土后至成康时。

  周初的分封诸侯,是欲在全国要冲建立一批大小不一的带有武装殖民地性质的次等侯国,通过政治权力的层级分化,形成一个向最高政治中心周王朝汇聚的所谓“以蕃屏周”的全国统治网络,因此,锡封一片拓殖的征服地、分领若干人群和命以国号,是分封的三大实质性内容。如成康时《邢侯盖》铭:“舊邢侯服,锡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邢国的始封君为周公之胤,记其受封一块被征服的故殷地而命为邢侯,同分去的有州、重、庸三群东方旧族及担任其官司之臣,显然邢侯当还拥有封地的原住民C这里正可见分封的三大要素。周初更直接明记分地建国的还有以下几件青铜器铭:

  王曰:太保,惟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対乃享,令克侯于燕,使羌、昆、虬 乳 馭、徵。克瘟燕入土迷廠[有]司。《克憂》

  惟四月原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育图,说省东国图。王卜于宜入土,南舞(向)。王令虞僥矢曰:迁候于宜。……锡土:厥川三百……厥口百又..厭宅邑卅又五,跃□百又甜。锡在宜王人口□又七里,锡莫(旬)七伯,厥卢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宜篌矢扬王休,作虞公父丁障弄。《宜侯失裏》

  王曰:而,令汝孟型刀桐祖南公。……揚汝邦司四伯,人鬲自販車于庶人六有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亟毕迁自厥土。《大盂鼎》

  这几件器铭说明:

  一、周初的“分君亿疆”,所涉地域空间范围十分广大。如《克辑》1986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记成王封太保召公元子克为燕侯而就封北燕事。《宜侯矢靂》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记康王先后审视了过去的伐商地图及有关东方的行政地图,选定苏南的宜地为虞侯的迁封地。此两个诸侯国就封,一在华北,一在江南,距周都相当遥远,实起有拓疆屏周和安定东方局势的作用。

  二、知当时诸侯封建有徒封之制。虞侯“迁侯于宜二即言从初封地徙封到另一地,徙封后国名可因旧称为虞,也可并用新名称宜,其君称虞侯、宜侯均可④。有学者认为徒封反映了分封诸侯的地著性之不强固,表明当时以人群为本体的“封人”性格强于“封土”性格?。但我们认为,徙封仍是人地结合的产物,“无土建国曰封”,舍土地也就谈不上封建。如《诗?鲁颂?阚宫》咏鲁侯之封云:“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尔宇,为周室辅/宇者,居邑也。首先提到的是封土建国和启造都邑。虞侯徒封,更明列“锡土”有川、宅邑等四项,与“锡民”之四项并重c徙封的原因很复杂,有的可能与褒迁或贬迁相关,但周初的徙封恐怕主要还在于疆土拓殖后,为加强对新征服地的控制而做出的对全国政治区划布局上的调整,其中也显示了王权政治的力度。

  三、知分封有裂土授民建诸侯国和朝中大夫受土受民之别C燕侯克封于燕,“垂燕入(纳)土,,,疆理受封国土,带去一批有司官吏,同分去羌、色、戲等几个友族的人群。虞侯徙封为宜侯,除锡山川土田外,锡民中的“在宜王人若干里”,可能是移殖去的周入组织或胜国遗民组织,构成宜邑中设有“王人”官吏治理的国人阶层。“厥卢千又五十夫”,卢读如旅,或即上述组织可出武装力量的丁壮数,平时任户计民,必要时服兵役征战戍守。“甸七伯”是安排住于宜邑近郊的土著官长。“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是附在封地的原住民,亦以成年男丁一夫为一家户单位相计,构成国中的低层属民。“厥卢”多少夫和“宜庶人”多少夫,当分属“在宜王人”和“甸七伯”所管辖入群。但《大盂鼎》所记,性质则不同于上述封诸侯国。此鼎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周原岐山礼村,记康王命盂效法其祖南公,委以显职,授土授民,锡其周人“邦司”官长四人及附于封地的以丁壮f夫为一家户单位相计的周人卒伍六百余户,又锡其夷人属臣十二入及外来属民人数千余户。这是朝中大夫受封锡。由于所锡在周故地,其拥有属民数虽接近宜侯,构成属性却正相反。诸侯国的原住民是低层属民,随封去的移民通常为中高层属民,而朝廷中大臣受封,通为周畿附近土地,原住民的社会地位无疑比外来移民要高。另据《礼记?祭法》云:

  “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疽郑注:“建国,封诸侯也。置都立邑,为卿大夫之釆地及赐士有功者之地』可见,封诸侯和封卿大夫采邑,分属两类性质不同的分封;前者大都封于王畿区以外广大地区,称为外服诸侯;后者因主要分布在王畿区一带,故为内服官吏,其特点表现在“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⑵,目的是使之安于“邦家之基”,勤其政而“勿废王命”。看来,盂的封锡已开后来卿大夫命爵锡采之制的先河,这自构成封诸侯以蕃屏周的一种补充。

  从社会史视角言,周初的分封制是当时国家社会运作中的人口再编组,具有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④D综上已揭,封国和“采地”差不多都拥有四批属民,一是受封者的私属或家族,二是随封去的有司官员及土著官长,三是随分封去的友族人群,四是封地原居住的土著族群。这在《左传》定公四年所记周同姓宗室鲁公伯禽、康叔、唐叔三国之封,说得尤为明确,周王除通过特定的册封仪礼授以“备物、典策、彝器”夕卜,又分别封给三人以少魄之虚、殷虚、夏虚三片土地。三人就国,首先应有各人的私属或家室,即所谓“迁其私人”;其次有“官司”、“祝宗卜史”、“职官五正”之属;再次是分领去“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或“怀姓九宗”,大抵均为“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奴隶)”而保持着成族组织的移民群;再其次是拥有如“土田陪敦”、“商奄之民”的封地原住民。其中,周公之胤伯禽所封,国号为鲁,《诗?鲁颂?阙宫》同记此事云:“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弟康叔所封,国号为卫,《涪司徒篦》铭有云:“王束伐商邑,征令康侯,t (鄙)于卫。”成王弟唐叔所封,国号为晋,《晋邦萇》铭云:“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口□百蛮,广嗣四方,至于大庭,莫不事王。

  显然,周初的分封,其主要特色表现为周统治族群、归附的友族移民和封地土著族群的政治糅合。由于各封国或封地集群的族属不同,故施政方略往往亦异c如鲁、卫均为故殷地,又分别移去巳归服的“股民六族”、“殷民七族”,故封国统治者均实施了 “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怀柔政策,一方面尊重殷商的成俗而启用能为周用的商政,同时又按周法疆理土地,安排其居住区,以便加强统治。晋国为戌狄百蛮散居之地,又随封给“怀姓九宗”,故封国统治者实施的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尤强调了对戎狄遊牧生活习性的迁就,即所谓“匡有戎狄”。又如姜姓太公望封于齐,其地原为风偃族群所居,“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总之,当时的封国或“采地”,无论在土地幅员和拥有人口上都已具有较大规模,已很难用姓族作为其集约条件,伴随着当时国家社会的政治新秩序的再建,分封人口的再编组在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前所未有地进行,如此急剧变化,既强烈迫使原有族群内部结构的衍裂,又人为推动着各族群的流动和糅合,组合为人地一体的新族群,但其真正性质已变,演变成一种以封国或“采地”统治者宗族或家族组织为核心的族群结合体,实际上已成为带有“华夏化”性状的地域性政治单位。

  当时,从周中央王朝到各封国或“采地二其内部均有数量不等的邑,还出现了 “里”的地域性组织,旧说有“在邑H里”,邑和里有专设官员,如《令彝》的“里君”,《宜侯.矢瓮》的“在宜王人”等等。从前述宜侯所拥有的邑、里人口都以“夫”称看,“夫”类似《周礼?地官?我师》说的“夫家”,乃家户单位,宜邑有数卜个里而可出千余夫,则一里约有十余至二十余家。

  《周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了《诗?郑风?将仲子》:“无踰我里”,毛传:“二十五家为里正可参照。若以一家五n计,则一里约有百人上下,宜邑内人口将达五千以上,就社会史而论,其涵蕴的公共性政治组织机制显然超过了旧族属血缘组织的内向性因素,可知邑、里已或为当时国家社会中具有社区意义的基层蛆织。封国和“采地”,在行政性质上成为介于周中央王朝与这些社会基层组织之间的又一级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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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早期周王朝对地方统治的运作乂如何呢?

  大体来说,周王朝建立后,国家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具有一个中央权力,及由中央权力所驾驭的许多封国、“采邑”等地方政治权力。周王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又以“天子”称之④°周王通过特定的册命仪式,“封建亲戚”,授民锡土,…方面将诸侯、卿大夫对周王的臣属关系从礼制上加以确定,另一方面则把分封制与宗法等级制结合起来,分封者对周王而言为“小宗二在其封国、封邑内却又自成“大宗”,大宗世代延替,以此实现贵族政治统治的君统和宗法统治的宗统的合一。由于分封制有衍裂殷商以来旧族群以组成新的人地结合的社余人口集团的意义,故在国家政治秩序的再建中,实已为包容诸族的开放性华夏国家社会的诞生打开了大门,周王朝也由此建成了一个以姬姓周王室为中心、以宗法等级制贯通全国网络的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

  不宁唯是,周王朝在建国和巩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很快使其政府机构制度化,设官分职,世宫世禄,建起一个庞大的职官系统。其中最要者是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中央官署的设立。卿事寮主管“三事四方”,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令彝》铭云:“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出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寮,及诸尹,及里君,及百工;及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所谓“三事”,即《尚书?立政》说的“立政任人:准、关、牧作三事”,指分掌司法刑狱(准)、朝廷军政大事(夫)、民事(牧)的三事大夫及众多僚属。所谓“四方”,指管理四方渚侯的众政务官。卿事寮属官名目繁多,难一一详考,《立政》记有司徒、司马、司空等--批主要属官,但他们均归寮署内最高T.司太保、太师所管。太史寮主管册命、制禄、图籍、祭祀、占卜、时令等,其首脑为太史。由卿事寮和大史寮的职掌看,似已有前者掌外朝和后者掌宫中内廷的初步分工,但两者在关涉周王朝具体实施对各地诸侯的统治中,又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姑不论前者设有专职四方诸侯的政务官,抑后者所掌册命及全国山川行政地图,亦直接有助于周王的运筹和对封国、“采邑”等内外服地方政权的掌握。

  显然,周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虽在形式上类似商王朝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尚书?酒诘》)的所谓“内外服”制,但在具体实施体制上,已远比先时商王朝密切,控制也更紧些°举凡商王朝与“四土”方国族落的政治关系,常形容为“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颇松散的政治羁靡或归附臣属关系。周王朝则不同,变为诸侯“莫不事王”,与周王有较明确肯定的君臣名分C诸侯国的国民又同时有“即命于周”和“职事于其主”的社会构成双重属性。周王对诸侯的控制,有徙封、监国、亲往巡视、赏赐、慰问、插手内务、讨■伐等种种手段,这在成康时金文中有揭示。如《献侯鼎》铭:

  “唯成王大章(祓)在宗周,赏献侯佇贝”,是赏赐以示王恩G《盂爵》铭:“王命盂宁灌伯二是周王委命盂前往安抚慰问邓伯。《雍伯鼎》铭:“王命雍伯图于之为宫”,是康王过问雍伯营造宫室之事。《竹书纪年》有云晋侯作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大概属于同一类插手内务例°而就诸侯来说,对中央王朝要承担朝觐、贡纳、参与王朝祭祀、接受王命参加王朝重要军事行动、夹辅周室等种种义务,这在成康时金文中也有揭示。如《旨鼎》銘:“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记燕侯首次因事到宗周朝见周王。《楷伯篡》铭:“楷伯于虞壬体,亡尤。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车二是楷伯向周天子进贡金车。《保卤》铭:“王令保及殷东国五模,……溝于四方,合王大祀,祐于周”,是诸侯参与王朝祭祀大典。《明公貫》铭:“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是成王命鲁侯出兵征伐。由此可见,周中央王朝对各地诸侯的控制还是相当有效的。

  不过,也应看到,当时的诸侯国虽构成“肇彻周邦”疆土的地方性政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治权力,其封国内设有“职官五正”、“祝宗卜史”等类于周中央王朝的职官系统,而且诸候本人又同时可在中央王朝兼职,如卫侯康叔为成王朝司寇(《左传》定公四年),有权参与王朝军政大事的制定和推行。另外,在诸侯国之间还存在看互相制约的机制,金文中有关诸侯间的“见事”

  (《斑鼎》),大概属于这种机制具体体现的形式之一。在周中央王朝的委命下,某些诸侯国还具有替天子专行征伐之权,如太公望封于齐,即授予“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左传》僖公四年)的大权。然而,如果细观西周早期中央王朝对各地诸侯的有效控制,以及就诸侯对王朝承担的义务与诸侯自具的权利作一权衡,那么自然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国家社会的性质及其政治构筑形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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