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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王繼的经营

发布时间:2020-04-15 23:54:3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前636 (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逃难至王室领地的坎培及郑的氾地一事已在第一节叙述,对此叛乱一方的王子带,正如《左传》僖公二四年所载:“大叔以隗氏居子温。”与狄之女襄王的妃隗氏定居于温。通过王子朝之乱时王子朝和周王(悼王、敬王)地位的变化,可以确定王室发生内乱时,内乱发起方与被发起方有着同等的权利或者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内乱的两当事者的居所都是为“周王”政治能力发挥机能而提供的场所。正如成为襄王居所的郑之池地整顿其“官、具”,为王子带居所的温也一定具备为“周王”政治能力发挥机能作用的设施。

  据《左传》僖公十(前650)年载:“十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王子带之乱前的前650年,占据温的苏子被狄讨伐亡命于卫,那么内乱发生时,温即是在支持王子带的狄的统治下。这也正是王子带之所以定居此地的第一个理由.另一方面,在狄统治下的土地中特选温地,是否暗示了温与周王原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王子带据温,与逃至郑之氾地的襄王相对峙,结果次年被晋文公消灭,这与将居所定在王城的王子颓相比较,则温也同王城一样,具备使周王政治能力发择机能的属性。本节将通过追溯温的历史变迁,来阐明温与王室的关系及温的经营形态,从而通过作为周王政治能力发挥机能作用的场所,来研究王畿统一之一端。

  在王子带之乱前七八年,即前712年周与郑之间进行了土地交换。据《左传》隐公十一年:

  王取卑、刘、蒲、养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因——温、原、纬、樊、隰、爾、橫、茅、向、盟、州、隆、債、怀。

  郑向周让出“郭、刘、芳、邱之田二反之周向郑让出总称为“苏忿生之田”的温、原、缔、类、隰、邮、茅、向、盟、州、隆、険、怀诸地。这里温被称作“苏忿生之田”,其由来在《左传》成公十一年中有这样的记義。晋与王室间关子温的属邑廓之“田”的领有发生争执,针对主张其领有权的晋之毎至,代表王室的刘子(刘康公)和单子(单襄公)就温的历史作了如下说明:

  普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悉生以温为司寇,与檀柏达鈴于河。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泉王勞又公而明之温……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

  苏子“奔卫” 一事,即前文所引前 翊。(僖公十)年的事件,这里无须赘言。襄王温”

  给晋文公指的是王子带之乱被晋镇压后,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前635)年所载:“与之阳攣、温、原、横、茅之田。晋于是始南阳”。以温为首的阳樊、原、横、茅之“田”是作为奖赏而賜给晋的土地。这里应注意的是,温是周初封给司寇苏忿生的土地,王室一方主张其为“王官之邑”。以下将以此主张为线索,来探讨温与王室间的关联以及温的经营形态。

  有关苏念生的地位是王朝的司寇的传承,不只在成公十一年中有记载,《尚书》立政一文中也可见:

  周公若可:“太史、司寇、苏公或敬尔由狱,以长为王国。'‘这是称赞苏忿生能很好运用法的立政文,与《周礼》载掌刑狱是司寇之职掌的文献史料一致。但是正如郭沫若的《周官质疑》等的研究中已明确的,这些文献史料中规定的官制与金文史料中的官制不尽相同。至少据金文史料来看,司寇的官职不是可以追溯到周初,过去的这一职掌也不一定是高位。《左传》中传周初苏忿生的官职是司寇或《尚书》立政的记述,是否都应看作是后世的附会,但是这并不意昧着直接否定苏忿生的实际存在。《左传》中司寇的官职追溯到周初,定公四年中载:“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騎季为司空建传卫始封的君康叔即为司寇。从渣嗣士送殷(康侯段)“王朿伐商邑,祉令康侯骨于卫”来看,康侯与卫始封的君康叔同为一人,这样康叔其人存在一事无须置疑。考虑到司寇一官名至春秋时频繁出现,可以想见后人对本来没有特别官名传下来的康叔附会上了司寇这一官名。关子证明苏忿生确实存在的史料虽没有发现,但并无史料积极否定其存在,这样可以不妨认为作为苏氏的始祖而确有其人,但司寇的官名是后世附会上的,。

  之所以主张温是“王官之邑”,是因为此地曾封给苏忿生,与此相同,前635年赐给晋以樊(阳樊)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说法。以樊赐晋,樊拒绝归属晋,晋受樊攻击。这一事件在几个文献中有记载⑨,《国语?晋语》四中,阳樊人仓菖云:“阳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全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

  此文主张此地为樊仲,即宣王卿士仲山甫(尹吉甫)官守之地。《国语》注中只有“食釆于樊”,而未触及“官守”的内容,在《左传》僖公二十四牵,昭公二十三年中有相同的“官守”

  用例,“官守”意为臣下或有职务之意。另外,金文史料师晨鼎云:“足师俗嗣邑人隹小臣膳夫守口官犬衆郑人膳夫、官守友。”属师晨管辖的诸官中,有“郑人膳夫、官守友”。这里所说的“官守友”可认为是同僚诸官,前面《左传》中的“官守”,则是本来的官名之意。“郑人膳夫、官守友”即管辖郑人的膳夫及其同僚诸官,郑有被称作郑还的周王直辖领地,郑人即郑还民人的称谓。另外,郑还配有管理经营此地的林、虞、牧等诸官及师氏等军旅,作为王朝的政治、军事及经济的据点而发挥其机能。《晋语》四中传樊仲“官守”的樊地有“周室之师旅”,这暗示了樊地的经营形态与郑地相类似。所谓“樊仲之宜守”可以理解作樊仲作为王官被命管理樊地C樊地的经营形态若可按以上考虑,那么主张“王官之邑”的温也可能会有同样的经营形态。

  涉及西周后期被命通省苏的史颂殷(鼎)铭云:“王在宗周。命史颂省苏。法友里君百姓帅難盖于成周。”省苏之际,苏的法友、里君、百姓会盟于成周。这里的法友,与上文的官守友相同,是管理苏地诸官的称谓,里君?百姓是指里共同体的统治者及其构成人员。苏通过这些权力人物或政治负责人而得以统治管理,包括苏的领域,曾被称作“王官之邑”的温的经营形态与称作“樊仲之官守”的樊相类似。苏忿生为司寇的传承可疑,以温为首的诸地被追溯到周初的称呼“苏忿生之田”,这本身就表明了原本这些地不属苏氏,苏忿生只是作为王官来管理此地。

  作为王官委以一地的管理权,其地位随着世袭与封土的区别逐渐消失的这一倾向,伊藤道治已有论述。确实,前664 (庄公三十)年樊皮在樊叛乱,然而樊氏在此地依旧保持了其势力。

  再看关于温的情况,正如第一节所述,前675 (庄公十九)年发生叛乱的王子颓逃至此地,苏氏对其进行了支援。王子颓叛乱被镇压后,苏氏欲靠狄的势力来维持自己的势力,前650 (僖公十)年败于狄,亡命至卫,随后前636 (僖公二十四)年,正如本节开头所引,得到狄支援王子带定居此地,形成了与襄王对峙的局而。这一连串的事件表明,直至春秋时期,苏氏在温依旧保持着其势力,即使在《春秋经》僖公十二年的“温子”语中也可看到这一点尊但是苏(温)氏尽管在温保持着其势力,但这并不直接意味着温完全是苏(温)氏的领地。前720 (隐公三)年,关系恶化的周与郑之间发生了 “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的事件。郑此举目的在于对王室进行经济上的打击,故可以认为不只是“成周之禾”,连“温之麦”也属子王室所属。如果温是苏(温)氏的所属领地,那么郑取“温之麦”的举动就变成对苏(温)氏的攻击,就不能算是对王室的报复。由此不得不认为,温不仅存在苏(温)氏的支配权,同样也存在王室的支配权。

  关于前712 (隐公十一)年自周分让给郑的温之“苏忿生之田”,杨伯峻认为这不是指全体温邑,而是存在于温的“王田”,温邑被分割成好几个部分。正如杨氏所述,与邑不同的经过人为划分的“田”这一用例在金文史料中也存在,这是事实,在金文史科中也能发现一个邑被划分作几个领域来统治。笔者也与杨氏相同,认为附属于邑的土地中,有曾被苏忿生管理之地,此地特称“苏忿生之田”。杨氏只称此为“王田”,不过是指出了此地性质的一面c如前所述,当时温处于苏(温)氏的势力之内,樊处于樊氏的势力之中,被移让给郑的土地敢追溯到周初的称呼“苏忿生之田二是由于周王主张这些土地是受王官管理,意味着自己在苏(温)氏或樊氏之上行使权利。如果可以这样考虑,那么温的“苏忿生之田”即是“王田”,同时也是苏(温)氏的“封土”,樊的“苏忿生之田”也同样是“王田”,也是樊氏的“封土”。此地被移让给郑以后,苏(温)氏在温于前675年支持王子颓反叛王室,樊皮在樊于前664年发生叛乱,这两起叛乱是对于自身的现实支配权受到侵犯的抵抗。

  于温的“苏忿生之田”中看到的周王和苏(温)氏的二重支配权这一现象,恐怕可以扩展到全体温邑。在围绕温的属邑飾之“田”发生争执时,将温称作“王官之邑”,即是主张王室的支配权波及到温邑直至其属邑。这样,王子带叛乱时定居温一事,即可理解作是对王室一方主张的践踏。温在王子带叛乱被镇压后作为报偿赐给晋,晋于前626 (文公元)年于温朝见周王一室,可显示王室和温的这种关系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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