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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20-04-16 00:41:29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每个民族都在创造、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故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文化,并伴随历史的进程形成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

  一般来说,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制度及其一切机构。本文中所探讨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追根寻源,我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当然不是起源于商周,原始的历史文化起源很早,夏族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伴随夏王朝的建立而发展的,但不是本文的主题。商是一个古老之族,有很长时期的发展史,其文化有自己特点,如礼乐制度。周也是一个古族,也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如农耕文化。周灭商后,在继承商文化的基础上,周公又加以改革,形成了一套适合于周人统治的礼乐制度,其后发展为欄家学说的主要内涵,构成我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商周两族的先公时代到冃前尚不十分清楚各自传了多少代。在商同史研究中,根据古文献的记载,一般都认为、稷是商、周之始祖,同为、禹部落联盟时人。契、稷都是协助厦禹治平水土的功臣,夏禹治平水土后不久夏王朝建立。夏王朝自禹建立至夏桀灭亡,积年近五百年。商先公的世序据《史记?殷本纪》中排列是自契至主癸共十四世,虽然殷墟卜辞中商祖先之名尚不止此数,但本紀》中多数先公名亦见于卜辞,从十四世总的时间上来说,大体与夏王朝积年吻合。夏商两王朝共约一千一百年。周先公世序失传甚多,是目前仍不清楚的一个问题。历来有各种考证,清梁玉绳考证认为,《国语?周语下》中的“十五王”的“十五”应是“廿五”之误气但一世平均也四十年。我认为所失的世序当在二十以上,平均一世三十年也是三十五世。

  《国情?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雷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窗用失其官,而自率于戎狄之冋。”《周本纪》本此,调:“后稷卒,子不由立。不窜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義不务,不窜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因周先公失其世序,对不密是否是弃之子和“夏之衰”历来有争论,我同意不窜是弃之子,“夏之衰”是指夏初“太康失国”的认识。夏之子太康,因“盘于游田,不饷民事”将夏王朝之政事怠废。于是有分后羿“自钥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八年后寒混杀后羿,又三十二年后少康恢复夏王朝的统治,其中经夏仲康和相两王,共約四十年。所失之世序则是不爾奔于戎狄之间以后的十几世。《国语〉的编塞者也不知不由之后的世序,只得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築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修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这些是颂扬之词,用于任何一个周先公都可以,无实际的史实价值。

  《史记?刘敬传》:“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徳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匈奴传》亦云:“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周先公到公刘时为夏末,“变于西戎邑于合乎史实。周先世从西戎之俗应自不霑“富于戎狄之间“就开始,不可能自夏初至夏末四五百年间处于戎狄之间不变。公刘任居歯后,过着“焚林而畋”的半猎半耕的原始农耕生活。

  徐中舒先生认为“豳,从二豕从山,山乃火形之访。金文曲(趙鼎).正象持杖焚林驱捕野猪之形”。“古代黄土髙原,野猪出没,焚林而畋”。焚林后空出的土地可开星耕种,股權卜辞中的田猎可证。自公刘以后经十余世,到古公亶父(太王)时,还是过着“陶复陶穴”的生活。

  因避戎狄的骚扰,遂迁于周原(岐下)“贬戎狭之俗”,才真正安定下来过定居农耕生活,此后周人才开始发盗。所以自夏初至商末,姬族一直是活动于戎狄之间,从“变于西戎”以后,未见与夏王朝发生过关系的记载。目前所见与商王朝发生关系也是在商盘庚迁股以后的卜辞中。

  姬族的祖先们虽然自公刘时就“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到古公亶父时又“复修后稷、公刘之业,,但长期从戎俗、生活在戎狄之间,为了生存一方面要狩猎,一方面在夹缝中开垦土地自耕自食。但是还处于游牧生活阶段的戎狄并未与周人和平共处,而是经常侵扰。虽然多次迁徙,还是如孟子所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最后才不得不迁至岐下。由此可知,以农耕著称的周人在迁于周原之前的农耕也是很原始的粗放农耕。所谓周人的农耕文化,也比东方和中原地区夏、商两王朝的农业文化要落后许多。从般燧甲骨卜辞中反映出商代的农业十分发达,不仅在商王畿有大片农业区,在远离王儀的“四土”也开垦岀不少农业区,如画(今山东淄博一带)就是商“东土”的一个农业区。商代农业文化有一套从开星土地、泄泰到祈求丰收祭祀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世的“籍田”之礼,已见于卜辞中。总之,“周灭商之前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也只能是一种基本上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

  商周关系的问题,我曾有一文论及,在殷墟甲骨文中的“周”字,就目前所知己有九十余见(含残词),不仅见于武丁时期卜辞,也见于记事刻辞和祖庚、祖甲、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

  “从甲骨文来看,这170年中,周是臣服于商的,且关系比较廠洽,未见互相侵犯或征伐”?。据古本《竹书纪年》所義,商王武乙时.周先公季历朝商,武乙还賜给土地、玉和马,后又命为殷牧师。徐中舒先生说:“牧师为股牧养牛羊,颇似蒙古四额鲁特主牧马牛羊驼之事,姬族穴居野处,羌族为西戎牧羊人,游牧是他们经常从事的职业。《楚辞?天问》说:’伯昌号衰,乗艱作牧。'伯昌即文王,当是文王名号衰微之时,他还要继承其父为股牧师'秉鞭作收'”。虽然周季历是般牧师,但势力有所发展,已能“伐余无之戎”、“伐始呼之戎”。商王文丁时还“伐膺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证明同人是武力增强,引起商王朝的恐惧,到文丁末年季历被文丁所杀,于是商周交恶,周人遂起翦商的决心。

  周先公在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时期”就是臣服商王朝的一个方国,卜辞中称“周方”,也和其他臣服商王朝的较大方国一样,对商要“古王事”,即勤劳王事,如贡龟(或龟甲)、员牛,还要“致携”,即进献秦地美女。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妇周”的记载R此即进献的女子在商王室为妇者。但并不是如有学者所说的是武丁之妃。目前所见有“妇某”的卜辞和记事刻辞有近百条,如同“子某” 一样,不是所谓武丁多子,全是武丁之子。此问题丁山先生早就驳斥过:“近人考释卜辞者,将'子某'之名,概定为武丁之子,就依那个不健全的解释统计,武丁的儿子有五六十名之多;这种统计,硬将武丁的诸父兄弟都降为子孙,未免故乱宗法的纲常,而好作惊人之论了!”有“妇周”的卜辞,说明商周关系还是较为密切的,故商王武乙时受到赏赐和封为牧师,为商王朝在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方伯。但是由于长期从戎俗,过着半牧半农的生活,姬族成员不仅要为自身生存努力从事牧、猎和耕作,还向有殷牧师官位的姬族统治者缴纳一定数量的物品,这些物品除向商王朝进贡外,还要应付各种戎、狄部落贪得无厌的索取。

  生活在这种环境和社会状况下,自身的文化发展就显得十分缓慢。学者多认为先周文化晚期是吸收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以后才形成了自身的农耕文化。众所周知,商代的青铜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是一个时代先进的标志。邹衡先生曾对先周青铜文化作过典型比较研究,所作的结论是:“先周青铜文化主要来源是商文化。”文字被识为是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文字之有无是社会进步和落后的区别。殷蕴出土的龟甲和牛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商王朝通行文字的大部分,是目前所见已成体系和数量最多、最早的汉文字。它虽然大多是用作记录占卜之辞,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为商王祭祀占卜使用,作为表述迷信的工具,但并不影响它所标志商代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发达的意义。而且,商代的文字若不是使用在这种宗教仪式上,就很难使人们在三千五百余年后见到这种文字的全貌,也很难使更多人知道商文化发达的情形,更难以准确知道周文化是继承商文化的基本脉络。

  周先公如同商先公一样曾有多次迁徙,到古公亶父时才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这种迁徙并不如《诗?鲁颂?阚宫》所称颂的是“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不少释者都认为是作翦商前的战略转移,跟着诗人歌颂;其实仍是如《庄子?让王》、《孟子?梁恵王下》、《吕氏春秋?审为》等先秦文献和《史记》中所载,是避贪得无厌的戎狄骚扰,才率领族人避居。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戎、狄,“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见于商周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猫H。其在宗周之季,则曰护犹;人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史记?匈奴传》称西戎是“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为约束……不知礼义”。徐中舒先生认为自古公亶父迁居周原以后,“世与姜族通婚,周人从此接受其母家的高等农业,才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国家”。“高度发达的农业国家”,是与迁居同原之前比较而言,因自此后与商的交往更多,农业也受商的影响而发展。目前可以肯定周人祖先姬族和戎狄一样是个无文字的氏族,但不一定就是个不知礼义的方国。因为周人自“殷墟时期”就与商王朝发生关系,至退在迁居周原以后,成为商西一个诸侯时就要学习商文化,接受商的礼义。1976年开始发掘的周原遗址证明,古公亶父迁至此后,贬戎狄之俗,营建城郭、宫室,作邑落而居。次年发现的卜甲和卜骨,虽然刻字只有二百九十余片,大多是周文王时的遗物,但足以说明周接受了商文化,已学会使用汉文字。

  周原甲骨文的第1片(Hll?l),内容是祭祀商先王成汤和文武帝乙(即帝乙)的卜辞。自从徐中舒先生举出史书中有关记载,论证了周是商的附属国,在附属国建立宗主国的宗庙,这是当时的礼制以后,学者多从其说。其后徐先舒先生又对此礼制进一步论证,认为:“前清时政府在各个省、府、县所在地皆建有万寿宫,每个春秋岁时,省、府、县各级长官都要在这里祭祀清代先帝,为清帝祝福。这种万寿宫便是历代王朝相沿的旧規,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周原甲骨中的这一片骨版也就是当时殷周依附关系最具体的说明。”周原甲骨文还有1片(Hll?4),记载的是周文王前往商文武帝乙宗庙中举行合祭,拜受商王“哲周方伯”。再1片(H11-84)也是“首周方伯”,所祀则是商先王大甲。

  从目前所发现的属于西周的有字甲骨来看,除周原(含扶风齐家村所采集的)以外,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河北部台市团结路都有发现。从甲骨制作加工来看,虽与殷墟甲骨有所不同,如比较粗糙简单,但也正说明是学习商文化礼制而为。从刻辞的字体纤细、行款大多松散不整来看,也说明是学习殷焼甲骨文第五期(帝乙、帝辛明期)风格,但未得真传。商代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汉文字,不是商代通行文字的全部,当时的文字普及程度不高,主要还是在官府,在民间和一些方国中,应当说不认识字者仍然是多数或大多数。从卜静中发现的史官,即甲骨学中称“贞人”者,是一些具有丰富知识、文化程度很高的王室御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专职的祭司,也是文字的契刻者,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袭的。从一些牛骨匕的“习刻”来看,他们在正式担任“贞人”之前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实践,待所掌握的刻字技术成熟后才能正式成为“贞人”。商代刻在甲骨上的汉字,从第一期(武丁时期)有较多的象形字,到了第五期时形声字增多,表明已是一种进步的汉文字,这仅仅是使用于甲骨上的字。

  《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股革夏命。.这是周灭商以后,周公对股旧臣们所说的话。这些殷遗民们可能是能认识汉字的人,也可能有一些就是史官,他们知道商王朝是有册典的,还记录有自商汤革夏命以来的历史。自商王文丁杀周季历后,身为西伯的姬昌就决心要翦商,所以《周本纪》中说文王“笃仁' 敬老、慈少。礼贤下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这是争取人心的策略,故太颠、岡夭、散宜生、嘉子、辛甲大夫等一批商臣都弃商奔周。

  投奔周的人很多,其中也一定有“贞人”集团之人,这些人无疑在参与同人的祭祀、占卜中起作用,同时将商文化进一步传播给周人,而汉字就起着记录周人主要是姬族统治集团活动的历史文化。周人的礼乐文化也就是在学习商王朝的礼乐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武王伐商,在牧野一故就灭了商王朝。从商纣暴虐、不得人心来说已是必然的下场,以一个“小邦周”能一战就灭了 “大邑商”,又是偶然的结果。虽周自季历被杀后就有翦商之决心,但主要是致力于武力和争取人心方面,对于灭商后如何来统洽,显然是准备不足。故《逸周书?度邑》谓武王灭商纣后“征九牧之师,见王于殷效,王乃升邠之阜,以望商邑”。《周本纪》中也说:“武王征九牧之君,登慮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鹿”乃“邠”之误,前人已有论证。周武王灭商后登高一望,看到商邑后就心事重重,回到周以后就彻夜不眠。原因就是未估计到如此快就灭了商,面对这样一个大国,不知如何去治理才不致使商遗民反抗,周的统治才能巩固。周是个落后的农耕小邦,与商比较起来文化差异很大,由于灭商后如何来安定人心,具体的统治措施准备不足才使得周武王彻夜难眠,最后才和周公想出一个建新的王都来对东方广大商邑并控制遗民的办法。

  灭商后周武王作了第一次分封,除封灭国继绝世,又封功臣,这种分封也是从商王朝中缝承来的。封了 “三监”本想是监视商王子武庚,结果是事与愿违。以管叔为首的“三叔”作了监护大臣,由落后的农耕小邦周到原商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由于商周文化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同,这三位同王室子弟很快就被商人发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演变。传统的说法是:武庚乘周武王死、成王年幼之机,勾结(或串通)管、蔡联合东夷起来反周。近年拜读了杨东晨先生的大著《周人秘史》,他举出一些传统的说法后认为:“这些论述,都认为是武庚主动联络管、蔡二叔。

  我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武庚据有一隅之地,兵少势弱,又在蔡、管、霍三叔的包围、监视之下,他不敢先去主动联结,而是管、蔡二叔从反对周公与谋取王位的企图出发,主动去联结武庚,并通过武庚再去联合东夷。三叔中又以管叔最为激烈,蔡叔次之,霍叔更次之。因此说管叔是这次叛乱的元凶。”杨东晨先生的这种分析与史实比较相合。“反对周公”只是一个借口,一旦反周成功,武庚复国,“三叔”也只能是商的三个诸侯。

  同公不愧是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先用武力平定武庚和“三监”的反叛,再东征,平定东夷以后,吸取这次教训,在完全继承商文化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既能安抚商遗民又能使周人很快适应的政策,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是对周公一生功绩的概括,但“制礼作乐”历来疑、信各有其说,具体资料太少,无法描述其内容。但从史家称为“成康之治”的西周盛世和儒家学说有关论述中,能看出“制礼作乐”的思想和实施政策。

  周公“制礼作乐”并不是始作,而是周公改革商人的礼乐制度。礼、乐起源很早,可以说是与原始宗教同时产生。原始的礼是祭祀的一种仪式,因群体的习俗和崇拜的对象不同,祭仪也不同。原始乐舞是用声音和四肢来表达所崇拜对象的意愿,但乐舞也非全与祭祀结合,如共庆狩猎之收获、采集或种植丰收、结婚庆典等最初的一些庆祝。原始宗教发展为使人相信人们的一切都是天神地祗来决定时,乐舞就成为宗教仪式之一。到氏族社会末期,礼由祭祀仪式逐渐演变成为规范人们言行的准则,《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故礼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准则,当是在氏族社会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家庭占主导对的产物,即在进人阶级社会或王朝产生前夕,就逐渐形成为制度。《书?尧典》中有“五典”、“三礼”。如果尧、舜时期就有了礼乐之制,则到夏王朝建立后当是具有夏后氏特色的礼乐制度。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祀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徴之矣。”由于近几十年对夏文化考古的收获很大,言夏礼要能多一些資料。而言商札,不仅有商文化考古责料,还有十万片左右的有文字甲骨,这就丰富了商礼的内容。

  商代甲骨卜辞中除反映商王朝在祭祀方面的礼乐仪式外,与此相联系的封国、宗法及商王室的有关制度,都应视为商代礼乐之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丁商王室的一切活动和制度都与尊信鬼神分不开,无婚是商王亲自占卜,或是贞人占卜,一切决斷都是代表神祇的意志。周人在灭商前是商的方国,自称为“小邦周”、“小国”,虽然也有自己带有农耕特点的礼制,但仍然是接受商的礼乐制度,这从周原甲骨中充分得以证明。

  《尚书?召結》:“我不可监于有夏,亦不可监于有股。”夏王朝脱胎于部落联盟,夏后氏的统治是以诸侯来维系,故商汤灭夏是“韦顾既伐,昆吾夏莱”。韦、顾、昆吾被灭,史莱也就被灭。商王虽加强对封国的控制,但甲骨文中所反映岀诸侯大多是臣眼后以贡纳、联姻为联系,王室对其控制也较松散,一旦王室有故,則叛而自立,因此多次出现时叛时服。周只凭牧野一战即灭商,有偶然性,但诸侯叛商者颇多亦是必然。故有“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之记载。有鉴于此,周武王灭商后,除封灭国继绝世之外,又封功臣谋士。武王死后发生殷武庚和“三监” &局,“周公木二*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所封者,“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这就是周公为了巩固周王室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和改革礼乐制度的主体思想。

  周公改革礼乐制度是巩固和维护周王室对各族人的统治,所制定具体措施不仅要使殷遗民能接受,也要使非姬姓各族能服从。为此,“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清人崔述认为:“详其语意,盖即同公制礼事也。”?最后思考出分等定级的原则,宗法制也就因此而得到改革:同王是上天之长子,称天子,是天下大宗,一切臣民都必须尊崇。其下是诸侯、大夫,同姓者则是宗子。这样建立起一个宝塔式的统治网。

  等级的核心是明尊卑、别贵贱。《礼记?曲礼上》谓:“道當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液官行法,非礼威产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域不庄。”这虽然是后人之概括,但反映同公改制的礼乐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所有意识形态。《左传》昭公二年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誓春秋〉。曰:《同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统与同之所以王也。”

  春秋后期儒家思想就是继承周公改制的礼乐发展而成,主要也是明尊卑、别贵贱的等级差别,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尊卑、貴贱之礼制,也就是以此来强化统治机构,牢固地维护其国君的统治。孔子创立nt家学派以后,将礼乐与统治结合,以備家的仁义作为礼的规范。战国末期儒家继承者又提倡礼与法结合以治国,后来虽有演变,但主要核心思想未变,成为历代王朝主要的统治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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