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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骑兵冲击战术的强化

发布时间:2020-04-21 00:57:05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东汉灵帝死后,外戚何进试图诛杀宦官,引起宫廷内战,边将董卓被招入洛阳,由此引发全面内战,经历二十余年军阀割据混战,方进入三国鼎立时期。这一过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战乱基本相似,参战各方兵种以步兵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进行冲击的战术运用更为广泛,已经取得了对步兵的技术优势。骑兵从此不再是陆战的辅助力量,职能也不再局限于战术性的侦察、袭扰和追击,而是成为和步兵一起决定陆战胜负的主力兵种。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战术的强化

  汉末到三国的战争中,伴随骑兵成为陆战主力的是一代名将的崛起,他们特别擅长骑马冲击作战,经常冲杀在战场第一线。回首此前的战争,我们很少能找到以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而著称的将帅。因为在从战国到东汉的战争中步兵都是战斗主力,将帅的主要职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挥步兵方阵以适当的方式移动接敌,很少有机会亲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杀当中。而骑兵主要采用骑射战术,骑兵军官即使愿意亲自出击(如李广),也不会和敌军直接交手肉搏。但当骑兵冲击步兵的战术广泛采用后,将帅骑马亲自参战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因为骑兵冲锋速度快,高速奔驰的队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挥方式,所以骑兵统帅只能亲自参与冲锋,以便随时指挥高速运动的部属,普通骑兵则随时观察和追随统帅的旗帜,以此实现骑兵部队的统一行动。其实,这种高速集群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高速战车同样需要统帅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进行“示范式”的指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列国的君主、统帅频频出现在战场搏杀的第一线,伤亡或者被俘的情况都不少见。六百余年之后,随着战马再次成为战场主角,这种场面又频频出现在三国战场,历史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时代”。

  当然,并非汉末三国时期的所有军事统帅(或者说割据势力的军阀)都是合格的骑兵军官。他们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出身承平时期的文官系统,如曹操、袁绍、袁术、刘表等人,后来即使成为统帅也较少亲自参加战斗;另一种则出自基层军官,比如孙坚、吕布、公

  孙瓒、马超等人,经常骑马冲杀在战场第一线。不过这也和个人风格有关,比如公孙瓒地位升高后就较少亲自作战,而孙策、孙权兄弟即使已经成为统帅或皇帝,也依旧保持着亲自冲锋陷阵的习惯。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的战例。

  为了便于冲击作战,东汉末骑兵的普遍装备已经是长矛而不是戟。内战爆发前,公孙瓒与鲜卑骑兵的一次遭遇战,可以让人重温汉军骑兵与游牧族激战的场景:

  瓒……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

  东汉末的大规模内战中,骑兵将领之间的马上肉搏战也时有发生。比如吕布与董卓旧部郭汜的一场战斗,两将约定单独决战:“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另一场决斗发生在马超和阎行之间,“行尝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马超、阎行都是关西军人:马超是右扶风人,郭汜张掖人,阎行金城人,似乎这种骑士单打独斗的风气在西部比较盛行。

  当时骑兵战斗更多发生在对步兵作战中。和东汉初期相比,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军阵的威胁性更大,往往无须等待步兵军阵出现松动,或者步阵没有明显的薄弱方面时,骑兵都会对步兵军阵发起强行冲击。如吕布到河北投奔袁绍后,一起进攻张燕武装:

  (张)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

  值得注意的是,吕布每次冲击所率骑兵数量并不多。这种冲击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杀伤多少敌人,而是冲断敌步阵的队列和指挥序列,从精神上打击震慑敌军,制造混乱,从而为己方主力发起总攻创造条件。曹操征讨关西诸将时试图渡过渭河建立营地,筑营军队也遭到了马超骑兵的这种冲击:“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关羽斩袁绍部将颜良之战,也是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经典战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此战颜良虽可能骑马,但关羽必须冲开敌步兵密集的队列才能接近颜良,所以也可以视为骑兵对步阵的成功冲击作战。另外,关羽动作为“刺”,则说明所用武器是长矛,而非演义小说中的“青龙偃月刀”。

  面对骑兵日益强化的冲击作战职能,东汉末的步兵也在寻求应对之道。这方面并没有太新奇的兵器和战术,步兵对抗骑兵的最关键要素,还是其传统的军阵战术:密集的队列和坚忍的纪律。初平三年(192年)公孙瓒和袁绍争夺冀州的战争,就是一次典型的骑兵与步兵对决。公孙瓒一直控制幽州,有北方的乌桓杂胡骑兵可用,且公孙瓒本人一直擅长骑兵战术。袁绍刚刚占据冀州,缺乏骑兵,所部多是弓箭步兵。公孙瓒军在开战前的军阵格局是:

  瓒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

  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

  公孙瓒骑兵在接战之前先射箭压制敌军,说明当时骑兵负担冲击职能的同时并未放弃传统的射箭战术。“左射右,右射左”应当是公孙瓒的右翼射击袁绍军左翼、左翼射击袁军右翼。袁绍军的应战策略是:

  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

  麹义的八百“先登”和一千强弩兵配置在袁绍主力步兵之前。公孙瓒遂试图先消灭这支突出的小部队,“放骑欲陵蹈之”,指用骑兵冲击和踩踏步兵,这已是当时标准的冲击战术。麹义步兵在以前与羌人的战斗中,已经积累了应对骑兵冲击的战术:先靠盾牌防御敌军的箭雨,待敌骑冲近时再发起冲锋,弩手同时向敌骑射击,“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终于挫败公孙瓒骑兵的冲击。这个战例说明当时步兵并非不能对抗骑兵的冲击,但要靠严格的纪律和多次战斗的锻炼,还有指挥者选择战机、鼓舞士气的素质。

  在东汉末和三国时代,尚未有马镫出现的直接史料和考古证据,但另一种冲击骑兵的重要装备—马铠已有文献记载。给战马披上铠甲,本身并没有什么技术困难,在春秋时期拉战车的马匹就有铠甲了。齐晋鞍之战中,齐侯急于战胜,“不介马而驰之”,“介”即甲。湖北随州出土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随葬车马坑的战马就穿有皮制甲胄。但从“胡服骑射”以来到东汉,尚未见到骑兵战马披甲的记载和文物。到东汉末年内战中,又有了关于“马铠”的记载:

  魏武《军策令》曰: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

  这应该是曹操回忆和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的情况。袁本初即袁绍,可见当时披甲战马的数量较少。这场骑兵战斗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当时曹操带兵救出了一支被袁绍军围困在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队伍,然后向西撤退。袁绍主力进行追击:

  (曹)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

  可见这是一场骑兵之间的战斗,袁绍方面有五六千骑,曹军则只有不到六百骑兵。但曹军利用敌骑分头抢劫辎重的机会发动突袭,击败了袁军。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见自己马铠数量远远不如袁绍,索性连这不到十具马铠都不使用了,“见其少,遂不施也”。其实这恰恰表

  明了马铠的用途:它是为骑兵冲击步兵而准备的。如前面提及的公孙瓒与袁绍的战斗,骑兵冲近步兵军阵时,会受到密集箭矢的射击,紧接着是密集的长矛队列,战马非常容易受伤,所以马铠才出现在东汉末的战争中。而此前骑兵很少用于冲击步兵,不会用到马铠。当骑兵互相交战时,马铠的重要性就低多了。因为骑兵队列不如步兵密集,箭矢的密集程度也不如步兵,又处在相对的高速奔驰中,射箭命中的威胁相对较小;加之马铠会增加战马的负担,使战马过早疲倦,影响奔跑。这点机动性的降低,在冲击步兵时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步兵的速度和骑兵差距太大;但当交战双方都是骑兵时,马铠对战马速度的影响可能就是致命的了。所以西汉与匈奴持续多年的大规模骑兵战争中,马铠并没有投入使用;这次曹操看到袁绍的骑兵众多,也索性舍弃不多的马铠而不用。

  简言之,马铠(甲骑具装)是骑兵对步兵战斗的产物,在骑兵之间的战斗不适用。所以马铠最流行的年代是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当时北方政权有绝对的骑兵优势,南方政权则缺乏骑兵,所以史籍记载中北方使用具装骑兵的事例特别多,具装骑兵造型也频频出现在十六国和北朝的随葬俑、壁画中。当时南方政权也有具装骑兵,但当他们对抗北方优势甲骑时,也常常和曹操一样,不用具装,秃马上阵,以便发挥机动性(详见后章南北朝部分)。到隋唐时期,统一的中原王朝并不缺乏战马,和突厥等游牧族进行大规模骑兵作战时,甲骑具装就再次销声匿迹了。当然,当后世再度出现南北朝那种绝对优势骑兵对战步兵的时候,具装马铠又会再度复生。一句话,马铠具装的流行和淡出并不仅仅是技术进化论的问题,而且是由作战双方的兵种差异决定的。

  在历史文献中,装备了马铠的骑兵又称“铁马”“铁骑”“铠马”等。比如东汉末河西凉州地区陷入内战时,燉煌张恭就曾派出“铁骑二百”接应曹魏派来的官员。需要注意的是,几乎从东汉末马铠骑兵刚刚出现,就有把“铁马”“铁骑”“铠马”这类词语文学化的趋势,就是用这种词来称呼并没有马铠的普通骑兵。古人习惯文学化的语言以壮声势,这给现在的战史研究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建安四年(199年)公孙瓒被袁绍军队围困,写信给其子公孙续求救,要他“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

  公孙瓒固然不缺骑兵,前文所述192年与袁绍作战时曾有上万骑兵,但并非所有骑兵都有马铠,200年袁绍已灭公孙瓒,兼并其武装,与曹操决战官渡时也才“马铠三百具”,则199年公孙续的五千骑兵多数应不是真正的“铁骑”。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讨关西的马超等人,“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这五千骑兵也未必都装备了马铠。公孙瓒早年曾师从大儒卢植,有一点点文化,写信喜欢夸张和掉书袋,自是古代文人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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