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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族对骑兵冲击战术的适应

发布时间:2020-04-21 19:10:27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汉代以来,中原为对抗游牧族的骑射骑兵而开创了骑兵冲击战术,但到4世纪冲击战术完全发展成熟(以马镫出现为代表),却使得北方民族获得了对中原军队的压倒性优势,他们借助骑兵入主中原,由此开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这是骑射时代匈奴人从未企及的成就。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历史的悖论,但它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移植问题,更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

游牧族对骑兵冲击战术的适应

    ,作为一种单兵战术,冲击比骑射给骑手带来伤亡的风险更大,尤其是冲击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匈奴帝国的松散政治形态,使其难以强制骑士们采用这种战术。而后世游牧族运用冲击战术,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单兵层面,游牧族骑士参与中原战争,学习并掌握冲击战术;(二)组织层面,摆脱基于部落联盟的分散权力结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尤其是专业化的军队,即游牧族权力结构的中原化。

    这两个层面的过渡所需时间却很不同:单兵战术的转换并不复杂,因为冲击比骑射对骑手的技术要求低,游牧族骑兵进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能很快完成这种转换;但游牧族自身的权力结构转换,则涉及其部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深层因素,往往难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蹴而就。这就造成了自东汉至三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游牧族骑兵在被纳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战斗力极强,甚至超出中原本土骑兵;但当游牧族本身与中原政权作战时,却大都遭遇失败的结局,或至少难以入塞占领汉地,而只能短暂再现冒顿帝国与西汉对峙的形势。到西晋末期,内迁游牧族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完成“中原化”转型之后,才取得了对中原军队的骑兵优势,从而进入十六国时代。

    下面就依时间顺序,分别讨论游牧族骑兵在中原接受冲击战术的过程,以及游牧族自身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关系,并由此探索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深层原因。

    游牧族自身的中原化历程和军事转型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中原政权就习惯从林胡、楼烦等草原游牧族中招募或强制征发骑兵。楚汉战争中频频见诸史籍的骑射“楼烦将”也显示了这种风习。这些加入中原军队的游牧族骑兵,或属于自愿雇佣性质,或出于被征服而强制服役,本书概称为“游牧族仆从骑兵”,他们自然要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与战术。

    西汉之后,游牧族仆从骑兵也要同步接受正在完善之中的冲击战术。东汉初为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幽州突骑,《后汉书》中有多处记载,但只有极少处提到其中有乌桓骑兵,如建武三年(27年)吴汉指挥对苏建的战斗,吴汉麾下有“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当双方列阵完毕,“汉躬被甲拔戟,令诸部将曰:‘闻雷鼓声,皆大呼俱大进,后至者斩!’遂鼓而进之”。汉军由此一举击溃苏建武装。可见在吴汉的严令之下,这支乌桓骑兵采用了直接冲击的战术。东汉末的中原割据势力,普遍都使用乌桓(乌丸)等游牧族仆从骑兵。

    和游牧族战士在中原学习冲击战术相比,游牧族自身的集权化(中原化)历程要缓慢得多。东汉末的混战中,中原对边地控制力削弱,乌桓蹋顿兼并了塞外诸部族,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对东北沿边诸郡形成威胁,“边长老皆比之冒顿”。从这个比喻来看,蹋顿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冒顿匈奴帝国的再现,其军事特点应当是以骑射为基础的袭掠,战术和政权结构都与中原差距较大。所以当曹操的正规军对其发动突袭时,“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几乎完全是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经典战例的翻版。被俘乌桓人则迁入塞内成为曹操政权的仆从骑兵。

    此后,乌桓作为一个部族再未实现振兴,北方塞外的主导力量变为鲜卑人。在东汉中后期,鲜卑族就已经萌生了形成政权的趋势:汉桓帝时,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尽据匈奴故地”,与东汉形成对峙态势。但檀石槐政权仍非常粗朴,“自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分别以部落大人统领之。这和匈奴帝国时左、右贤王与单于三部分治的方式很类似,是游牧族的专制国家机器尚未完全成熟的一种形态。檀石槐能驾驭这些部落大人,他死后儿子则无力继承,诸部相继离散,檀石槐的帝国迅速解体。

    到汉末中原战乱时,鲜卑小种轲比能部崛起,一度有仿照中原制度建立政权的举动:“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轲比能势力强盛时,一度“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这种绝对平均分配劫掠财物的做法是草原部族联盟制的遗风,也是游牧族走向集权和中原化的阻力。但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北方游牧族的政权正处在加速形成期。

    西晋早期使用游牧族仆从骑兵的记载不多,但4世纪初爆发的“八王之乱”,使得中原再度倚重北方游牧族的骑兵。这一时期的内战中,骑兵冲击战术,特别是对步兵的冲击战术得到广泛运用,而在这些战争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幽州鲜卑骑兵。304年,王浚的幽州兵攻克成都王颖的大本营邺城后,“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这种抢掠人口的行径和《史记·匈奴列传》中“得人以为奴婢”如出一辙,本是游牧族的战争习俗,此时却受到王浚严令禁止,鲜卑人为了避免被发觉只得将被虏者投入河中。这是王浚领导才能低下所致的悲剧,但也说明游牧族仆从骑兵必须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在“八王之乱”中,北方游牧族通过参与中原内战,已经完全掌握了骑兵冲击战术,由此开启了入主中原和自身深度汉化的历程。

    随着匈奴刘渊和羯胡石勒相继起兵,他们凭借骑兵连续击败西晋禁军和州郡武装,终于迫使晋朝迁播江南。匈奴刘氏及石勒政权也完成了游牧族的中原化进程。他们摧毁中原军事体系的攻势中,骑兵始终是战斗力最强、使用最多的主力兵种。刘、石政权都是由迁居塞内的游牧族建立,这是和以往的檀石槐、蹋顿塞外政权最大的不同,内迁生活给这些游牧族学习中原政治模式提供了机会。对于刘、石等十六国政权的中原化(汉化、封建化)问题,周一良、唐长孺等史家已多有深入论述,本书只补充一点,就是石勒虽然出身社会底层,不像匈奴刘渊家族有融入西晋上层社会的机会,但石勒在河北地区起兵之初,是追随成都王颖的旧部公师藩、汲桑等作战,并被任命为“前队督”,必然受到了中原军队的组织和战术训练的影响。他原来一直用胡人名字,改名为汉名“石勒”就是从公师藩麾下时开始的,很可能是为编制花名册方便之故,这可以作为其接受中原军事体系影响的一个旁证。

    十六国诸北方政权的中原化程度,已经使其能熟练运用骑兵冲击,这种战术至此也才完全发展成熟。如石虎时后赵最精锐的骑兵“号云腾黑槊,骑五千人”,其武器“皆以漆槊从事,故以‘黑槊’为号”。当石虎进攻河西张氏政权时,“命黑槊龙骧三千人驰击之”,即用长槊骑兵展开集群冲击。石赵王朝崩溃后,冉闵与慕容恪展开骑兵决战:“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连续冲击燕军;慕容恪对形势的判断是:“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可见双方都是以骑兵互相进行肉搏冲击战,战况极为惨烈。十六国中后期的氐人苻氏、羌人姚氏政权,在战术上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如在354年,前与桓温的北伐晋军作战时,皇子苻生亲自策马冲击,对晋军造成重大伤亡,均见前面诸节。而正在十六国时期,马镫发展为形制完备的双镫造型,为冲击战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并成为这种战术完全成熟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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