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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骑兵对南作战的特征

发布时间:2020-04-21 19:41:57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骑兵作战的地理环境:山地与河流

    在南北间战争中,因为南方政权缺少战马,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占有压倒性优势。骑兵集群冲击需要开阔、平坦的地形,河流山林则是运用骑兵的障碍。在东汉末三国初,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如赤壁战后不久,曹仁骑兵与吕蒙在长江南岸的夷陵交战,吕蒙利用当地险峻的地形设伏,俘获很多曹军战马:

    (吕蒙)又说(周)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

 北方骑兵对南作战的特征

    如何避开这些不利于骑兵的地形,在合适的地形上展开决战,是骑兵统帅必须关注的问题。山林之外,河流也是北方骑兵作战的障碍。南方政权一直重视依托河流抵御北方骑兵。黄河地处北方,冬季会封冻,无法阻拦北方骑兵南下,所以对南方的战略屏蔽作用很有限。但汉江、淮河则对割据战争有重要作用。450年冬,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举进攻刘宋,一支魏军进至彭城以北、泗水西岸的泡水河边。当地民众事先拆毁了桥梁,又趁魏军经过时在树林中击鼓,魏军“谓宋军大至,争渡泡水。水深酷寒,冻溺死者殆半”。到梁武帝时,为防范魏军渡过淮河南下,甚至在钟离修筑了巨大的淮堰,使上游地区直至寿春尽成泽国,以迟滞北魏骑兵的攻势。

    在枯水季节或者河流水势不太深急之处,骑兵可以涉水过河,且马会游泳,可以游过不太湍急的河流。所以北方骑兵将领往往运用这些渡河发动奇袭。在前秦对东晋的攻势中,晋军将领朱序驻防汉江南岸的襄阳城,他将江中所有的船只搜罗到南岸,认为这样就使秦军无法渡河。但秦军将领石越带领骑兵“游马以渡”,在南岸建立据点,抢夺船只将主力运送过河,一举攻克了襄阳外城。在北魏与南齐的战争中,北魏将领韦珍受命带一支具装骑兵南渡淮河,到大别山区接应一支亲北魏的地方武装。当时齐军固守淮河上的渡口,希望隔绝魏军于北岸。韦珍自己带步兵佯攻渡口,而命令骑兵从上游水浅处涉水渡河。当双方步兵激战于渡口附近时,北魏骑兵已经迂回至齐军后方,前后夹击取得胜利。魏孝文帝元宏征讨南齐时,曾指挥魏军围攻邓城。齐军将领崔慧景、萧衍率部前来解围。元宏派遣五百高车骑兵迂回到齐军后方,占领齐军来路上的河桥(证之以《水经注》,应当是淯水),截断其退路,使齐军因恐慌而陷入溃败。

    北方骑兵的袭掠战与季节特征

    除了在会战中冲击敌步兵主力,北方骑兵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利用其机动性优势突入敌后纵深进行袭掠、破坏作战。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传统作战方式。对于较早的匈奴等游牧族来说,袭掠是一种战术性质的抢劫行为,只是为了满足部族成员和首领的贪欲。但在4—6世纪南北对峙时代,北方政权更有意识地在战略层面上运用这种策略。为防范北方军队,南方政权在边界地区修筑了一系列城池,聚粮屯兵进行持久防戍。北方军队强行攻城的代价很大,也无法发挥骑兵的野战优势。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秋粮收获季节,用骑兵突入敌城池防线的后方,化整为零在乡间进行破坏,抢劫或焚烧刚刚收获的粮食,甚至掠夺人口。这使得南方城池能够征收到的粮食减少,难以维持戍兵的补给,从而影响其战斗力。

    在十六国初期,东晋豫州刺史祖逖占据河南平原,依托谯城、梁城等城池与石勒政权对抗。石勒军队在争夺城市失败后,转而采取骑兵袭掠破坏战术,在秋收季节抢掠乡间地区。祖逖部众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抢收工作,在敌骑兵来袭时,只能烧掉田野中刚刚割下的粮食,以免落到敌人手中。这种破袭与反破袭的拉锯战持续了多年,使得祖逖军队始终难以发展壮大。

    东晋末,晋军试图收复后秦姚兴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众屯田,积蓄军粮。当时驻扎边境的后秦将领向姚兴汇报此事,姚兴君臣对此的分析对策是:

    (姚兴)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儿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

    姚兴特意提出发动攻势的季节在“孟冬”即十月。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动惯例:除了这个季节战马最为肥壮,南方的粮食刚刚收获,还因为北方民族不适应南方湿热的夏季,雨季江河涨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骑兵展开,而秋冬季则是骑兵驰骋的好时机。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杨佛嵩虽然不准备强攻寿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驻城外监视城内的晋军主力,使之不能出城进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同时用轻骑部队袭掠乡野,断绝城内的军粮供应。

    在北魏拓跋人与南朝的战争中,这种骑兵袭扰战术仍经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与刘宋在422—423年争夺河南的战例。魏明元帝拓跋嗣准备进攻刘宋黄河以南地区。出征前诏命群臣讨论进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们对此发生激烈争执:带兵出征的奚斤、公孙表认为应当首先进攻黄河南岸滑台、虎牢诸城。留守的崔浩则认为南朝人“长于守城”,强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不如分兵袭掠黄河到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列置守宰,收敛租谷”,使滑台、虎牢与后方断绝联系,其守军会不战自溃。后来魏军重攻城而轻袭掠,围攻两城数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公孙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处死。

    423年河南战役之后,北魏骑兵仍经常袭掠南朝控制区。宋文帝刘义隆曾向群臣征询应对战略,何承天因此上《安边论》,他没能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对策,但在上书中却记录了魏军骑兵袭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

    这段文字中多处化用了《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其实此时拓跋人的生活习惯、战术和草原匈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栉风沐雨”的游牧生活、“败不羞走”的战争态度,都不再是此时魏军的特征。但何承天描绘的拓跋骑兵习惯在秋末发起进攻,主要战术是践踏庄稼、焚烧农舍,却是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

    这种袭掠规模最大的,当数450年的拓跋焘亲征之战。此战魏军投入兵力数十万,多路同时南下,越过淮河直至长江。在大纵深的进攻中,北魏没有专注于攻城,也没有组织太多后勤粮秣供应,主要靠抢掠南方的农村地区获取军粮。江、淮之间遭受魏军严重破坏,之后多年都难以恢复。刘宋边防重镇寿阳、彭城、下邳、盱眙等都闭门固守,未被魏军攻陷。但北魏军单纯依靠抄掠为食,后勤保障很不充分,无法进行持久作战。

    拓跋焘这次大规模南征之后,北魏对刘宋边境的小规模骑兵侵扰一直未曾停止,给刘宋造成很大压力。如六年之后的456年,宋孝武帝“诏问群臣防御之策”。诏旨主要关心的,就是如何对付北魏骑兵的这种袭掠,而孝武帝描述的困境和十几年前何承天的陈述基本相同:

    胡骑倏忽,抄暴无渐,出耕见虏,野粒资寇,比及少年,军实无拟,江东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赡?……贼之所向,本无前谋,兵之所进,亦无定所。比岁戎戍,仓库多虚,先事聚众,则消费粮粟,敌至仓卒,又无以相应。

    可见北魏这种骑兵袭掠没有特定的目标,也不以寻找宋军主力会战为目的,只是抢夺农田中的庄稼和农夫,可以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游击作战”。它直接破坏了宋军的军粮征收和供应。而宋军缺少骑兵难以做出反应,在边境屯驻的步兵不仅难以捕获敌军主力,还要吃掉大量粮食,更堕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于孝武帝提出的这个问题,刘宋文武臣僚找不出合适的对策。

    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间,北魏趁南方内战之机占领淮河以北。而淮河以南河流、丛林较多,不便于骑兵奔驰,南方对骑兵袭掠的紧张才有所降低。但南朝一直注意北方骑兵在秋冬季节出击的特点。比如刘宋末年,萧道成担心被残暴的后废帝(苍梧王)杀掉,希望挑动北魏发动侵袭,从而使自己获得驻防边疆的任命。他嘱托亲信刘善明说,已到“秋风行起”的季节,如果在边境稍微制造事端,吸引北魏军入境报复,则可以获得离京的机会。当萧道成代宋建齐后,刘善明上书讨论边防问题,说“秋风扬尘,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还在警惕魏军秋季的攻势。此时萧道成之子、豫章王萧嶷任荆、湘二州刺史,次年春,魏军渡过淮河进攻寿春,骑兵向西南进犯南阳一带,引起南方惊恐,但萧嶷认为“虏入春夏,非动众时”,即春夏不是北方骑兵活跃的季节,所以没有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后来事实证明萧嶷的判断正确。

    史书中“铠马”的数量误区

    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骑兵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经常在战争中使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对具装骑兵的称呼有“具装马”“铠马”“铠骑”“铁马”“铁骑”“甲骑”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称呼很容易用作文学化的修辞,将没有马铠的骑兵也称为“铁马”等。

    比如《魏书·姚兴传》载,后秦进攻河西的乞伏乾归,“遂入枹罕,获铠马六万匹”,似乎是俘获了六万匹披具装铠甲的战马。但以乞伏乾归的国力和势力范围,不可能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骑兵武装。《晋书·姚兴载记》对此的记载是:“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以三万六千名部众,也不可能有六万多匹具装马。其实这个人、马比例是按从事游牧的部落,所谓“铠马”,在这里应该是“战马”的同义语,即可以用来披铠甲作战的马匹。在两汉和三国文献关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记载中,从未提及这些游牧族使用具装战马。这有其必然性。首先,马具装(马铠)的制造工艺和成本相对较高,单纯草原民族的经济形态,不容易支持。其次,如本书前文所述,草原游牧民的习惯战术是骑射,不愿打近距离的冲击肉搏战,沉重的马具装也会降低战马的机动性。所以具装战马都是在习惯冲击战术,且对手主要是步兵的情况下采用的。

    十六国初期,石勒与幽州鲜卑段部骑兵作战,“获铠马五千匹”。后来伏击刘琨率领的鲜卑骑兵,又“获铠马万匹”,与石勒作战的鲜卑人当时尚未建立汉化政权,恐怕难以大规模组建具装骑兵部队,这些“铠马”应当还是普通战马。同理,北魏末年,崔延伯、萧宝夤平定关中的叛乱,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数量也有夸大之嫌。

    北魏道武帝进攻后燕时,长孙肥与四千名后燕步骑兵作战,“获铠骑二百”;太武帝与后秦姚兴军队作战,“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这个数字不太夸张,而且后燕和后秦都是一定程度上已经汉化的政权,应当组建了具装骑兵部队,所以这两处应该是真正的具装骑兵。

    在十六国南北朝时的文献中,除了将没有铠甲的战马误称为“铁马”“铠马”,当时文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真正的具装骑兵并未进行明确指明。比如刘曜的前赵政权有一支近卫骑兵部队:“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在刘曜进攻河西张骏的战争中,这支亲御郎骑兵也参加了战斗。但时间稍晚,东方石虎的后赵政权也有一支禁卫骑兵“云腾黑槊”,或称“黑槊龙骧”,史书只提及他们都持黑漆槊作战,总数有五千人,也曾参加进攻河西政权,但却未提及他们的战马是否有具装。其实,根据这支部队的地位和当时的习惯看,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应当是有马具装的。

    此外还有一个现代研究者容易误解之处,就是古代文献中的所谓“轻骑”。在中亚和欧洲很早以来就有轻骑兵和重骑兵的区别:轻骑兵没有马甲,以弓箭为主要武器;重骑兵则是人、马都有铠甲,以长矛冲击为主要战术。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区分的概念。中国文献中的“轻骑”,都是指不带后勤辎重的纯骑兵战斗部队,侧重的是行军速度因素;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携带全部辎重的骑兵(辎重往往用大车运输)。所以,中国的“轻骑”未必没有具装,而非“轻骑”的骑兵也未必有具装,具装骑兵在战斗中也可能卸下具装作战。总之,当时大量的骑兵战斗,史籍都未言明是否是具装骑兵,从而对现在的研究造成了极大不便,所以本文不用专门讨论当时具装骑兵的战术问题,对于一些可以认定是具装骑兵的史料则进行单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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