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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政权的骑兵建设

发布时间:2020-04-21 19:51:35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南方骑兵建制与规模管窥

    自曹魏明帝青龙年间尚书省开始有骑兵曹,到西晋时依旧沿袭。在与刘、石武装的战争中,西晋主力部队都在中原战场消耗殆尽。东晋政权在江南重新立国,依靠的是南方诸州的地方军,基本没有骑兵武装,尚书省的骑兵曹亦被废止。亲朝廷的北方地方势力与江南隔绝,如并州刘琨、凉州张轨、辽东鲜卑段部等,也无法为东晋朝廷提供骑兵。所以东晋政权建立之初骑兵建制基本是空白,掌握、运用骑兵战术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南方政权的骑兵建设

    东晋朝廷直辖的兵力较少,大州刺史、都督的军府拥有较多军队,是与北方作战的主体。在东晋立国数十年中,这些地方实力派通过与北方政权的战争,逐渐能搜罗一些战马,建立起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东晋末刘裕在征服南燕、后秦的战争中,俘获了很多骑兵和战马,使晋军骑兵规模一度增加,所以当他称帝建宋后,又增加了尚书省骑兵曹的建制,由一名尚书郎主管。但刘宋缺乏新的战马补充,随着自然老化和与北魏军作战的损失,战马数量迅速减少。到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曾将骑兵曹裁撤,但次年即恢复。这反映了刘宋政权骑兵数量在走下坡路,制度因而产生摇摆。到宋明帝刘彧时,淮北广大地区被北魏夺取,刘宋疆界收缩到淮河沿岸,骑兵数量更为减少,因而骑兵曹被再度裁撤。此后历经齐、梁、陈都不曾恢复。

    北方政权对南方威胁最大的,是人、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具装”是东晋南朝用语,十六国北朝文献一般只称“铠马”“铁骑”等)。所以东晋军队很重视收集、缴获战马具装。石虎后赵曾以七千骑兵渡过汉水攻击襄阳,晋守军桓宣部突袭得手,缴获了一些“铠马”。前秦军队对长江中游展开攻势,在逼近竟陵时,晋竟陵太守桓石虔率部夜袭,取得战果“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从斩、俘总数和缴获的马匹、具装铠甲比例看,这支前秦军中骑兵数量并不多,具装骑兵也只是骑兵中的一部分。这可能和竟陵一带多山林河川,不便骑兵作战有关。383年秦晋淝水决战,晋豫州刺史桓伊率部参战,在胜利后收集了很多秦军丢弃的“人马器铠”,但多数都已经残损破坏。经过数年修补,拼凑出完整的步兵铠甲五百领、马具装一百具。桓伊临死前将这些铠甲上交朝廷,受到诏书嘉奖。淝水之战十万以上秦军大溃败,而桓伊所部只能收集到如此少的铠甲装备,说明秦军中具装骑兵所占的数量也不多。

    东晋末年刘裕主政,对北方政权采取攻势。409年,刘裕晋军与南燕会战于临朐,南燕一支“具装虎班突骑”—铠甲上都绘着虎斑花纹的具装骑兵—试图从后方攻击晋军部队,但被晋军沈林子部阻击。在晋灭南燕之后,这支具装骑兵被晋军收编,随后返回江南,参与对卢循天师道军的作战。

    东晋、南朝政权的地域和战略环境,和三国鼎立时期的东吴基本相同,其战马来源、骑兵规模也有相似之处。黎虎先生曾总结东吴主力军队步、骑兵比例常为40:1,但东晋南朝史料中则未有这么明确的比例。这反映了两个时期军事体制的区别:东吴皇权强大,对军队的编制、装备有统一而明确的管理,东晋、南朝则多为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缺乏统一的军队编制模式。史料中几乎没有东晋时期骑兵数量的明确记载。从刘宋开始这方面的材料才稍多一些。另外,南方政权的军队中骑兵数量、步骑兵比例并不一致,一般是邻近北方战区诸州的军队,战马和骑兵会多一些。他们经常与北方政权作战,需要比内地州府更多的骑兵武装,且这些州府可以通过贸易、缴获等从境外获得战马。这些北境部队在对北方作战、南方内战中都表现得最为活跃。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政权试图收复河南。刘义隆诏书称北伐兵力近十万,其中段宏所率“精骑八千,直指虎牢”,但这些数字都做了严重夸大,不能据此判断宋军的骑兵规模。宋明帝即位之初,刘宋境内发生大规模内战,当时豫州刺史刘胡也投入到反对刘彧的阵营中,参加了向建康的进军。他统帅的部队有“众三万,铁骑二千”,在一次作战时,则言其有“步卒二万,铁马一千”。第二次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则步骑比例为20:1。刘宋末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反对萧道成,集结士兵有“众二万人,骑五百匹”,步骑比例为40:1。南齐时,为对抗魏孝文帝元宏进攻沔北,萧鸾派崔慧景“率众二万,骑千匹”前往援助,[55]步骑比例20:1。这些战争中,刘胡的豫州与北魏接境,骑兵比例较高;崔慧景之前任豫州刺史,在援助沔北时得到了朝廷直属的“台军”补充,骑兵比例也较高。至于刘休范的江州,地处长江两岸,与北魏并不直接接境。可见内地的江州骑兵对步兵比例为1:40,这是东吴时主力军的正常水平。而边境州的比例能达到1:20甚至更高。

    在南齐末,少帝萧宝卷昏乱,引起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萧衍在檄文中列举自己的兵力,其中说“即日遣冠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长槊五万”,似乎有二十个骑兵军、五万骑兵。但这种檄文的夸大之辞不能相信。当时搜遍南朝全境也不可能拼凑起五万骑兵。《梁书》载萧衍起兵时,集结其治下诸郡的兵力,其中上庸太守韦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华山太守康绚“举郡以应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这些战马构成了萧衍军的主要骑兵力量。这两人都是边境侨郡太守,因为地处北境,拥有较多的战马,步、骑比例10:1左右,骑兵占比非常高,但总量并不算多。

    在梁朝中期,有些军队中的骑兵比例曾达到较高的数字。比如豫州刺史、都督北境七州诸军事的夏侯夔,“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步骑比例达5:1,几乎是南朝骑兵的巅峰。这个时期骑兵增加,和梁武帝普通末年开通了与吐谷浑、河西的通道,可以大量进口战马有关。另外,梁中期,陈庆之乘北魏内战带领七千士兵北征,当转战到虎牢城下时,已经能“率骑三千”与魏军作战。这些战马应多为缴获而来。

    战马来源与天监十三年西路“马道”的开通

    东晋、南朝政权地处南方,与马匹原产地存在地理阻隔,所以战马数量很有限,也难以组建强大的骑兵武装。关于东晋、南朝的战马来源,黎虎先生《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已有详尽论述,概言之,基本来自与北方政权的交易或战争虏获,以及辽东海路、西南(川滇及河西),所以这部分内容本书从略。

    但黎虎先生论文尚有可商榷补充之处。首先是东晋南朝的所谓“蜀马”,黎虎先生认为产地为蜀地(益州),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当时“蜀马”应是指产于吐谷浑和西域,经蜀地贩运到中原或江南的马匹,其原产地并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传》:“波路国……

    有蜀马”,遂以为此马来自蜀地。其实不然,《北史》同卷“女国,在葱岭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明确可见所谓“蜀马”乃女国当地所产。另,《晋书·吐谷浑传》亦云其地“出蜀马、牦牛”,可见吐谷浑本地原产的马也称蜀马。这是因为西部马匹要转运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转站。在这些原产地看来,这些马匹是卖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权看来,这些马匹是从蜀地买来,错将中转站当成了原产地。

    当然,西域马匹也可以不经过蜀地,而从河西和关中进入中原。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刘宋,在彭城外对宋使节说,“脱须蜀马,亦有佳者”,即准备送蜀马给宋人。这是因为拓跋焘已经平定了关中和河西,可以从北路得到西域的“蜀马”之故。蜀地在刘宋控制下从未失守,如果蜀马原产于蜀地,自然轮不到拓跋焘来送给宋人。

    南方政权被阻断了与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沟通云南、西藏,以及北通汉中、河西地区,从这些地区进口马匹。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势崎岖险峻,沿途割据政权作梗等等,造成战马西来之路时通时塞,能够进入江南的马匹数量很有限。到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遣使入梁到达建康,从此,梁朝不仅建立了与吐谷浑的稳定联系,且吐谷浑以西、以北的河西以至西域诸国,都能够过境吐谷浑与梁朝进行贸易交流。这从根本上改善了梁朝马匹短缺的局面。《梁书》对此事的记载为:

    其界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子休运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吐谷浑通使江南,必须经过益州即蜀地。吐谷浑王请求在益州建造佛寺,也有在益州常设办事机构的用意。此时益州刺史是梁武帝之子、鄱阳王萧恢,他上任恰恰也在天监十三年。之前,益州境内驿传所需马匹都要向民间征调,给百姓造成很大负担。萧恢“乃市马千匹”,交给负责驿传公务的民户饲养,“百姓赖焉”。如此大规模的马匹贸易,在以往东晋、南朝历史上从未有过,三国时期的蜀汉和吴也未曾有过,这应该和刚刚开通了与吐谷浑的商路,可以大量进口马匹有直接关系,即所谓“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

    天监十三年是南朝与西部交通的关键性一年。据《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在此年之前,与梁朝有联系的只有于阗(天监九年)、宕昌(天监四年)、邓至(天监元年)、武兴(天监初),其中宕昌、邓至和武兴都比吐谷浑靠近内地,且辖境有限,能提供的马匹不会太多。但自天监十三年之后,河西、西域入梁通使的国度有:芮芮国[即柔然,天监十四年(515年)]、滑国[天监十五年(516年)]、周古柯国[普通元年(520年)]、呵跋檀国(普通元年)、胡蜜丹国(普通元年)、龟兹国[普通二年(521年)]、白题国[普通三年(522年)]、末国[中大通二年(530年)]、高昌[大同中(535—545年)]、渴盘陁国[中大同元年(546年)]等。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国家纷纷与梁朝通使,应与吐谷浑和益州之间开通了贸易道路有直接关系。这个时期梁朝政治比较稳定,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吸引这些西道国家前来贸易,梁朝也获取了足够的马匹。如前述夏侯夔能拥有私马二千匹,堪称一时之盛。梁武帝末年其子武陵王萧纪担任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器甲殷积,马八千匹”,马匹之多,在东晋南朝三百年实为空前绝后。

    但梁武帝并没能抓住这个机遇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当时南北分裂割据已久,南朝人早已习惯江南水乡生活,其军队以步兵和舟舰为主,骑兵只是处于辅助地位。在整个梁朝,长江下游地区马匹一直很少。梁武帝末年,东魏叛将侯景发动突袭,渡过长江攻克建康,控制梁朝政局。史载侯景渡江时有“马数百匹,兵千人”,到侯景控制梁朝的长江中下游之后,与陈霸先作战,兵力是“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骑兵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说明梁的长江下游地区仍非常缺少战马。当时西魏乘机南下占领益州,切断了南朝的马匹进口通道。此后的陈霸先军也一直以步兵为主力,没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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