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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步兵军阵的队列特征

发布时间:2020-04-21 20:44:24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认为,春秋时步兵军阵队列的特点是:五名士兵为一“伍”,在战阵中纵列站立;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相邻的每个“伍”之间,间距也是1.8米。由此,整个军阵中每一名士兵与前、后、左、右的士兵之间都是1.8米间距。但蓝永蔚先生的这个判断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多有流于臆测之处,如:

    (一)蓝认为“伍”在军阵中是纵向而非横列,但没有给出这种推论的依据。

    (二)关于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蓝的推论过程是:每个“伍”的五名士兵使用的是不同的五种兵器,其中柄最长的是矛和殳,长度为三寻(24尺);五名士兵从前往后,使用的兵器依次变长,所以第四名士兵应当持三寻长的矛殳(第五名持远射的弓箭),而且矛殳必须能长及最前面的士兵,以便“隔人助杀”,即帮助最前的士兵一起作战。所以第一到第四名士兵的距离应是三寻长,由此每一名士兵之间距离为一寻(1.84米)。但蓝关于一个伍的五个士兵必须使用不同兵器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支持。秦兵先生《五兵说质疑》反驳了蓝永蔚“五兵”说,他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人对冷兵器的习惯划分只有长兵(戈矛)、短兵(刀剑)和强弩三种,《周礼·司兵》中的“五兵”只是习惯性泛称,而将其坐实为五种具体兵器,只是郑玄等汉代注疏家为求严整而强做解释,且各家说法也不一致。

    (三)士兵左右间距,为什么和前后间距一样,必须也是1.8米?蓝永蔚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为了证明军阵中士兵之间的距离必须较大,蓝永蔚多次引用了《司马法·定爵》篇中的一句:“凡阵,行惟疏”。但《司马法·定爵》篇中原文是“凡阵,行惟疏,战惟密”,蓝永蔚不惜割裂文句、断章取义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本书认为,冷兵器时代步兵军阵的特征是队列严密而非疏散。至于军阵中的队列具体如何组成,队列中每名士兵之间的距离多大,史料中缺乏详细记载,现根据能搜寻到的有限材料进行论证。

    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人共集中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尚书》中的《牧誓》即武王对将士的临战演说,现场感很强,可能有真实的史料依据。其开端是: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武王先历数自己的部下军官及同盟军,要求他们列成临阵战斗队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比尔干”一句。据经学家注释,“干”是盾牌,“比”是连接之意。士兵作战靠盾牌提供保护,所以盾牌之间要尽量紧密不留缝隙。商纣王有叔名“比干”,说明这种战术动作在当时很普遍,并非周人或周武王的独创。

    秦代军阵的队列,可以从秦陵兵马俑军阵中获得较具体的认识。一号俑坑以步兵为主,军阵宽57米,最前排每行68人,平均每人占宽度近0.9米。兵马俑形体比真人略大,则实战中每名士兵占据的宽度在0.8—0.9米之间。[13]但出于俑坑地宫形制的局限,兵马俑坑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军阵。因为俑阵中要留出夯土隔墙的空间,以便架设顶层棚木。这样,十道隔墙把军阵主体分割为十一个纵队(除了最前端三横列弩兵)。每个纵队宽度为一辆战车,或四名士兵。这与中国古代步兵以伍(5人)、什(10人)为基本编制单位的习惯不符。这可能是工程制约了对真实军阵的再现:战车的宽度决定了地宫纵队的最大宽度,如果再要加宽,就需要顶层的棚木更长,这无疑增加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秦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阵中没有盾牌的遗存。江陵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盾和甲都是违法者缴纳罚款的计量单位,说明秦军中不应缺乏盾牌。但秦俑中为何没有装备盾牌,却不太容易解释。

    从战国到汉代的兵书中也多有强调步阵必须密集、严整的原则。《司马法·定爵》篇云“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即指出军阵作战时队列一定要密集。但此处的“行”需做一辨析:“行”主要由两个含义,一是指军阵的行列;一是动词“行进”之意。此处“行”与“战”对称,则应当是行进之意。意思是当军阵移动时,为了机动迅速,战士行列应当疏散一些,但对敌作战时,则必须密集。《尉缭子·兵令上篇》亦云:“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即战阵密集是为了坚固,使敌军不易突破。但“锋”宜稀疏,此“锋”与阵相对举,其意义不甚明确,可能是指起先锋作用的骑兵、战车部队,类似秦陵兵马俑中由车、骑兵组成的二号坑方阵,他们冲锋时要靠马匹奔驰的速度,所以在进攻中不能太密集。《六韬·战步》篇在讨论步兵遭遇到敌车、骑兵的突然攻击时,认为必须“坚阵疾战”,即靠坚固的步兵行列抵挡敌军进攻。

    汉代到隋代的数百年中关于步兵战阵的兵书理论较少。但从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看,步兵仍沿袭以外围盾牌为掩护,组成紧密军阵的传统。为对抗这种步阵,必须从其最外围队列打开缺口。在南朝刘宋元嘉末的内战中,沈法系对抗太子邵一方的进攻,他命士兵砍伐堑壕外的大树,将树干纵向倒放。敌步兵前来进攻时,队列被倒地的树干、树枝分开,盾牌行列出现了缺口:“贼劭来攻,缘树以进,彭棑多开隙”(彭棑即盾牌)。沈法系乘机命令弓箭手射击,射死大量敌军。刘宋后废帝时,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进攻建康,萧道成指挥反击,双方展开一场数百人规模的战斗。萧道成部下的“三齐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战斗力很强,休范军展开进攻时“皆推楯而前”。萧道成则指挥射手迂回到敌侧面,“分兵横射”,绕开了敌盾牌防护的正面,射死、伤敌百余人,迫使其撤退。[18]这和商纣之际“比干”的步兵队列方式完全一致。

    到唐初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提出了一种比较稀疏的步阵排列方式,军阵基本单位为50人队,每队占据十步见方的空间,队之间左右间距也是十步。队间空隙之后二十步,则是后排的预备队(驻队):

    诸教战阵,每五十人为队……队别相去各十步,其队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

    一步为五尺,当时一尺约今0.3米,则一步为1.5米,十步为15米,这是每队五十人占据的空间。至于每队的队列:

    诸每队布立,第一立队头,居前引战;第二立执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次立,第二行战锋八人次立,第三行战锋九人次立,第四行战锋十人次立,第五行战锋十一人次立,并横列,鼎足分布为队。队副一人撰兵后立,执陌刀,观兵士不入者便斩。

    如此,自第一至第五行分别有普通士兵7、8、9、10和11人。另外,队头在整个队列之前;执旗、左右傔旗共三人,站在队头身后的第一行中,则第一行共有10人。这样,每队列成5个横行,平均每行10人。由于每队占据的横宽为15米,平均每名士兵横向占据1.5米的宽度。与兵马俑等军阵相比,李靖步阵的士兵队列相对稀疏。但李靖同时又说,为了防止敌军集中兵力突击,我军指挥官所在的队要由三个普通的五十人队组成,这种三合一队占据的空间不变,还是十步见方,则士兵密度比普通战队要大三倍。按照李靖的部属,每支三千人左右的军队,指挥官身边要有两到三个这种密集战队。在进行日常操练时,甚至还要进行五队、十队合成一队的训练。当500人拥挤到15米见方的空间中时,以每人占据0.5米的宽度计算,每行可容纳30人,前后共17行,每行前后纵深不到一米,这种拥挤程度显然无法作战,需要向外扩展空间,但李靖对此并未做出说明。所以,《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的步兵队列原则,今日多有难以解释之处,姑且存疑以俟方家。

    至于蓝永蔚构拟的步兵阵列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完全相同,也缺乏史料依据和现实基

    础。明代戚继光编练抗倭军队时,用过两种队列编组形式。一种是他独创的“鸳鸯阵”,另一种是古老的“立队法”,即每“伍”五名士兵列一横行,伍长居中,前后四个伍组成一小方阵“队”:立队法:以伍层站立,队长居前,伍长居中,以成一方,纵横成行。古所谓行伍,即此法也。

    这种由小的横行构成的20人方队,和《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的50人队方阵构成原则基本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步兵所谓“方阵”,一般指长度和宽度基本相同,而非士兵的行数和列数相同,即士兵的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不一定相同。所以戚继光“立队法”横向有5人,但纵向只有4人,左右间距小于前后间距。再如秦陵兵马俑方阵,每个探方横向平均有23人,纵向平均有18人;左右间距亦小于前后间距。前述《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50人小队成横向5行、每行10人,占据十步见方空间,则前后间距为左右间距的二倍。再如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方阵,横向每行25人,共14行,前后间距亦大于左右间距。冷兵器战争的队列左右间距较小,是为了队形紧密、对敌作战坚固,前后间距稍大则是便于队列行进的机动性。

    冷兵器战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无法重现。但近似冷兵器作战的情况仍然存在,这就是现代都市中街头示威者与防暴警察的打斗场面。从电视新闻和图片报道中都可以看到,在街头冲突中的防暴警察,都会列成非常紧密的横向队列,用盾牌防范投掷物,在打斗中也非常注重保持队列的连续性。这都是冷兵器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

    步兵的作战方式:陷阵。

    在步兵军阵交战中,双方队列互相接近后,前排士兵交手肉搏互相砍杀,优势一方会逐渐突破敌前方队列,突入敌军阵列的内部。战国以来,习称这种攻破敌阵列的行为为“陷阵(陈)”,在给将领统计战功时,它和攻城首先冲上敌军城头的战功“先登”一样重要。《史记》记载汉初诸将的战功时,“先登”常常与“陷阵”联用,但两者具体含义是有区别的。刘邦部将曹参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战功第一,《史记·曹相国世家》对其军功有详细记载,其中在东阿、南阳与秦军作战时都是“陷陈”之功。曹参统帅的主要是步兵,他所“陷”的应当也是敌步阵。

    需要注意的是,“陷阵”并非全歼或最终击败敌军,而只是在敌阵队列中打开缺口。一旦敌队列被冲开、军阵被分割,直接后果就是指挥体系被打断,统帅的指令无法通过军官逐级传达给一线士兵,这会给被分割的士兵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其战斗力发挥。加之传统时代的步兵地位较低(与战车兵、骑兵相比),作战积极性普遍较差,一旦失去上级军官的监督,很容易出现一哄而散的溃败局面。成功“陷阵”之后敌阵溃败,才会出现对敌大追杀、大斩获的局面。所以“陷阵”和“先登”都是首要功劳。至于斩首或俘获敌军之功都是量的差异,和“陷阵”之功有质的区别。

    为了成功“陷阵”,冲开敌军队列,统帅会选择强壮、有战斗经验的士兵部属在军阵对敌的最前方。如东汉末吕布部下将领高顺,就有七百余名士兵组成的这种部队:“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曹操与吕布军作战时,双方激战一天都未退缩,曹操处于被动局面,遂临时“募陷陈”,应募士兵数千人,由典韦统帅,“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将吕布军逼退,曹操乘机撤军。这次“陷阵”虽然没有彻底击败敌军,但为己方军队获取了全身而退的机会,也是成功的作战。

    从东汉末开始,骑兵逐渐承担起冲击步兵军阵的任务,步兵精锐负责“陷阵”的现象开始减少,但从未消失。因为许多军队缺少战马和骑兵(特别是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而且步兵对地形适应性强,崎岖山地、丛林湖沼等不便骑兵奔驰的环境仍要靠步兵作战决胜。如西晋对东吴政权发起总攻时,东吴也派出一支军队渡江展开反冲击。吴军缺少骑兵,但他们有来自丹阳郡的精锐“刀楯”五千人(即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战士),“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在与西晋淮南郡步兵决战时,“三冲不动”,即无法冲陷晋军阵列,遂失去控制开始溃退。晋军乘机展开进攻,“吴军以次土崩”,进入彻底溃败,这次反击遂宣告失败。这是试图陷阵未成,反而遭遇惨败的例子。再如隋朝名将杨素,他每次作战都“先令一二百人赴敌”,如果成功“陷阵”则主力展开总攻;“如不能陷阵而还者”,则不管斩获敌首级多少一律处斩,同时再选二三百人展开下一轮陷阵。这种血腥的做法使得将士畏惧而“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

    当双方参战的军队实力相当,双方将士都富有作战经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时,往往出现一时难以“陷阵”的局面,即使队列某些部分出现动摇、断裂,也会由后排或预备队迅速补上。如《纪效新书》交待与敌接战时的注意事项,在“胜负未分,前力已竭”时,主帅会击鼓,士兵闻鼓声后“第二层由前层空内间出,如图(即鸳鸯阵图)接应对敌”[27]。即由第二排士兵替换前排与敌交手作战。双方鏖战一段时间后,会因伤亡、疲惫和心理压力而撤出接战状态。但这种撤退并非不可收拾的溃败,而是在经历短暂休整、调整队列、补充兵员甚至饮食后再度接战。能够坚持到最后,保持阵列严密完整的一方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如前述曹操与吕布军的战斗,双方在一整天中连续作战,都未发生溃败,“自旦至日昳数十合,相持急”,显示了双方将士极高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再如东魏、西魏会战于洛阳城下,“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双方在大半天内军阵数十次接战,退而复整,且其间不止有步兵军阵的列队肉搏,还包含着骑兵部队的纵横冲杀,双方从统帅到普通士兵的战斗素养和承受的精神压力,未曾经历的人(包括当代所谓研究者)都是无法想象的。最终,西魏军一些部队间联络不畅,对战局发生误判而撤退,导致洛阳失守,东魏军取得胜利。

    队列的移动与军阵的变化。

    在实战中,由数十人的步兵小队列组成上千、上万人的大型军阵,军阵还要移动接敌及撤退。对于统帅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戚继光虽是明代人,与本书讨论的中古时代相隔较远,但戚继光时代的战争仍是以冷兵器为主,从中亦可归纳冷兵器战争的诸多特点。戚继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语言描述了编组军阵的困难:

    若万众无行伍、营阵,可自何处立?一人入万众中,何处容足?即十人,某在前、某在后、某在左、某在右?若不素定而预习之,至入场之内,张呼:“我队在何处?”李呼:“我队在何处?”便是呼头目之名,得其所而从之,万口喧哗,可谓军纪乎?下营之时,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俱交锋前后之事,可迟立询问“我分向何队、合向何队”乎?

    为了解决军阵的编组指挥问题,冷兵器时代有“旗鼓”指挥体系,即用大众可见的旗帜、可听的金鼓规定一整套信号系统,用来对部队发布进退及变阵指令。这在各家兵书中多有记载,《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和《纪效新书》言之尤详,秦陵兵马俑军阵中也有金鼓等指挥装备出土,本书暂不讨论。但即使有这套相沿已久的指挥体系,以及士兵们经常性的操练,但在一些场合仍难免出现统帅无法将军队编组成需要的队形,以至出现戚继光描述的那种一团混乱的局面。在西晋太康(280—289年)年间,晋武帝司马炎一次外出射猎,当傍晚准备返回时,就发生了禁卫士兵无法组成护卫队形“函”的问题。皇帝在马车上等待许久,天已经黑下来时,队列依旧混乱无法成行。都水使者陈勰曾经担任军官,熟悉军令指挥体系,司马炎命令他临时指挥编队,陈勰“举白兽幡指麾,须臾之间而函成”,获得皇帝的嘉奖。可见指挥队列编组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对于统帅来说,通过旗、鼓命令指挥调度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但这种工作的困难之处,恰恰在于要将统帅意图变成对士兵们的最简单命令:行、驻、前、后、左、右。戚继光总结说,士兵大都是愚民,往往连方向都分不清楚,所以对他们只能以前后左右来命令,而不能用东南西北:“凡旗帜,制八方则色杂,而众目难辨。如以东南西北为名,则愚民一时迷失方向,即难认。惟前后左右属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前后左右,庶为易晓。”他读《史记》到“孙子教吴王宫嫔战”一篇不禁感叹—最简单的才是最实用的:

    孙武子教宫嫔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呜呼!此教战之指南,此千载不传之秘文,此余独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为可惜。

    除了旗语和金鼓声音,个别情况下,统帅也会让声音宏亮的部下大喊发令,指挥军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发布一些稍复杂的指令,有些内容是旗语、金鼓系统无法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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