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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起源:神权与君权的合一

发布时间:2020-04-28 00:08:54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从古人这种重视自然节令变化的传统出发,我们下面就来讲讲在这种文化土壤上诞生的中国历法。在各个考古发现中,都体现出我们先人对时令、历法的看重。

国家起源:神权与君权的合一

  新石器时期的很多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先人对历法的看重。比如在今天的浙江地区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我们知道河姆渡文化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大汶口人群是崇拜太阳的,而大汶口在今天的山东,从山东到今天的浙江距离极远,存在地域性的差别,但是河姆渡文化崇拜的主题仍然是太阳。在一个牙板上,上面分明地刻着两个鸟捧着一个太阳,所以有学者就说这个是“双凤朝阳”。这个主题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去的大被面上就有丹凤朝阳的图案。

  河姆渡之后,距今天5000~4000年的时候,在浙江杭州湾北部,兴起了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是以玉器为典型代表的,这个文化向北发展,到达过江苏和山东的交界地带。这个文化就是“良渚文化”。

  良渚玉器上经常会出现一种形象,就是一个脑袋上长着羽毛的人,这人长着一张方脸,嘴里是一口乱牙,下半身跏趺坐着,脚的形状是鸟爪子,两手拿着两个圆,这两个圆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圆应该和法器有关,看着像是玉器,我非常怀疑是玉币。从浙江桐乡出土的这个器物里面,我们发现巫师死后会把玉币戴在腕子上。包括后来红山文化也有这种东西,那是一个礼天的东西。我们知道玉币是用来礼天地的礼器,而天地中最大、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日月,尤其是太阳。整个图像既像只鸟,又像个人,其实是一个巫师和他所崇敬的对象合一的形态,很好地体现了这句话:在中国上古时代,掌握了时令变化规律的人,就掌握了权力。

  我们从山东大汶口文化,讲到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这些文化时代虽然有早晚,但是共同的特征是礼敬太阳。古人早就观察到万物生长靠太阳,“春日迟迟,采蘩祁祁”,意思是春天的太阳升起来了,是时候去野外采摘野菜了!太阳变暖意味着时令的变化。中国人并不是崇拜这个天体本身,中国人在意的是天体的运行,十只鸟按节奏和规矩依次升起和落下。实际上,这就是汉代有位大夫说的“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帝王最大的事情是维护老天的秩序,如果老天的秩序出问题,你帝王要负责任的。这当然是后话了。在上古时代,这种掌握时令的权力属于巫师,后来这个权力被皇帝给拿走了。

  这种对时令历法的重视,发展到后来,慢慢地就发展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信仰。

  早期的鸟捕发展到良渚时期,就变成了一个人鸟合一的很神秘的图案。另外大量玉器都掌握在巫师的手里面。红山也是如此,红山文化玉器时代略微比良渚早一些,那些玉器也掌握在这些巫师手里面,人们投入大量的心力、智力、体力去制造玉,去发现玉,最后由他们来掌握,然后这批人慢慢就异化成了君王。

  从大汶口到良渚,我们发现了一种宗教的产生和变化,起初只是对时令进行追寻,然后慢慢地向宗教,甚至迷信发展,最后巫师和他所崇拜的对象合一了,神秘化了。过去有些老先生就说《五帝本纪》很有意思,有些帝什么都不做,就是聪明。帝颛顼的特点是“绝地通天”,通天地,这不是大巫师的神通吗?还有他的后辈帝喾,帝喾的特点也是聪明,说他生下来能自言其名,生下来以后老爹老妈在发愁给他起什么名字,他说不用发愁了,我叫喾,这不吓死人吗?“自言其名”其实就是说他聪明,注意,古代人就选聪明人、能通神的、能预知未来的人做君主、做帝王。所以对于神权和现实的这种政权,古人是将它们合二为一的。为什么大家听你的?因为我知道时令变化,因为我能呼风唤雨。这样一来,慢慢地这个权力就从平等中超越出来。本来它有很实际的功能,就是“预测时令变化,指导农业生产”,这些巫师是部落里面比较有学问的人,但是随着神权的越来越神秘,慢慢地累积,就异化了。实际上我们从后来对帝王责任的描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你要负责,祭祀也要由你来负责),我们就能看到这种神权和君权的合一。

  我们知道夏代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建立的,那么在这之前有一个遗址叫陶寺遗址,在今天的山西省襄汾县。这个陶寺遗址发掘出了很多坟墓——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宗族埋葬其中。这个领袖他也埋在这个宗族的坟里面,给他单选一个位置,以突出他的尊崇地位,实际上这已经进入国家的前夜了,也可以说有点国家政权的性质了。所以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社会开始分成阶级了,也就是穷和富、尊和卑之间的差距拉大了。虽然在同一个大家族,但是也出现了穷人和富人的差别,而且这种矛盾逐渐激化,这样的话必须得形成一个超越宗族之上的共同权力来维持秩序,也可以说是统治大家,甚至也可以说是剥削大家。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权力来维持秩序,那可能比被剥削和被压迫更惨,人类社会无以维持。

  所以关于文明时代的到来,也有学者说我们可以简化成两条:一个是超越普通人的公权力的出现;另一个是社会分成阶层,有了军队,有了警察,有了维持政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暴力工具。这就是国家时代,也可以说是进入文明社会了。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讲一讲公权力发展的两条后续的线索——祭祀与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

  我们先说祭祀。祭祀和宗教有关,也就是和崇拜有关,也可以说和迷信有关,人类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迷信,我们会崇拜。

  《史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史记》从黄帝记起,这个黄帝到底存在不存在,现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可是《史记》相信是有的,那么《史记》是怎么记录黄帝的?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神山川封禅”。“鬼神山川封禅”,说的就是建立一种宗教秩序。一个领袖要建立一种共同的信仰,才能把大家黏合起来。

  另外,人们之所以有崇拜,会迷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愿望。这种愿望实际上就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追求人类自身的繁殖。从一些考古遗迹发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在仰韶文化时期,半坡出现了很多彩陶,这些彩陶是用900多摄氏度的温度烧出来的泥土制成的食器。其中有一个彩陶盆上就画着鱼。这很有意思,因为鱼是很能生的,一条雌鱼生的小鱼,它自己都数不清,这就代表一种卓越的生殖能力。我们可以推测,古人观察自然,看到鱼产子很多,所以就在生活日用品上表现它、崇拜它、祈求它。

  考古人员在北方辽河流域发现了一个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遗址,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生殖崇拜的文化遗址。这个庙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女神。崇拜女性就和生殖有关。这个庙的遗址往上走几步,就是一个平台,有学者统计过,说这个平台能容纳十万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宗教中心,它能凝聚方圆几十里甚至百里的民众,大家一起来上庙,一起崇拜这个女神,这就是一种社会的凝聚。

  现在我们知道,要想生孩子就找妇产科的大夫。但是在今天的河北太行山,还保存着一个奶奶庙,这个奶奶庙有点像送子观音庙,祈求她,她就能保佑祈求的人早日得子。所以这一些现象我们说它是纵贯古今的。

  1999年,我到衡阳去上课,上完课就去爬南岳衡山,发现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宗教节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到这儿来上庙,有的人衣服前面还写了“心诚则灵”,还穿上统一服装。方圆几百里的民众这一天都聚集在这里,这一宗教节日就起到了连通一个地区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人群之间互相交流,形成一个共同体的一种有效的媒介。这种宗教崇拜是恒久的,比如说哪天庙会了,大家都来交汇产品,交汇商品,看戏等,这就形成了一个节日。这种节日不要小瞧它,它是一种文化、一种风俗,是一种统一性的文化现象,它的力量不可小觑,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有节日,比如说世界杯,到那一天全世界男人都疯了。

  上面我们说的是这种宗教、迷信的力量,它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人进行集体活动,进行共同的祭祀、文化交流,这客观上促进了共同体的诞生。所以这对公权力发展是一个刺激。但是公权力要发展,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战争。我们来看《史记》里面的记录。

  刚刚我们说《史记》的记录是从黄帝开始的,那么黄帝做的第一件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打仗。打的是蚩尤,说“蚩尤为暴,不能伐”,接着又来了一句“炎帝,欲于亲临诸侯”。一个蚩尤,非常暴戾;还有一个炎帝,想当老大,也就是出了两个敌人。那么战争的结果怎么样呢?《史记》记载,黄帝都打赢了,因此他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天下的共主。

  为什么战争胜利了,黄帝就能成为天下的共主呢?其实,要动员一个人群征服另一个人群,对于人群的管理、组织以及后勤力量的动员,都有很高的要求。具有这种组织能力,才能建立起国家的雏形。所以战争对公权力发展是一个刺激。

  而且我们在考古发现里面也能看到,战争对不同人群融合的刺激作用。比如在今天的江苏北部,有一个新沂市,新沂市有个花厅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大墓,这个大墓的主人来自浙江,就是良渚文化人群,而墓里的殉葬者却是来自大汶口文化的人群。这就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人类不同的文化人群,比如说良渚文化人群和大汶口文化人群,他们的相遇,带来的并不是握手、友好、拥抱,而是你死我活。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王权的象征——大斧子,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本来斧子是用来开荒种地的,后来斧子也被用来砍人,所以《诗经》里面说,周公东征的时候是“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斧子破了,斨也是斧子,可见战争是多么激烈。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城墙和城邑出现了,这都是为了抵抗其他部落的进攻。客观上战争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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