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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天下观与天命观

发布时间:2020-04-28 00:16:2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商王朝继夏王朝之后,经营了500多年的天下。在公元前1046年(距我们3000多年),周武王在甲子日这一天早晨,灭掉了商王朝。

  战争打得很快,按照《史记》里的说法,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直捣敌巢。当然这是周武王的骨干部队,同时还有来自其他方国的军队,就是那不期而会的八百诸侯。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今天重庆、四川一带的八个南方族群,他们也跟着周武王一起来打击殷商王朝,最后殷商王朝迅速地土崩瓦解。

周人的天下观与天命观

  这件事情发生在甲子日,这是从很久以前延续下来的说法。那么是不是真实的呢?是的。因为我们挖掘出来一个青铜器,它是西周早期的一个簋。簋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底盘的大碗,它是盛粮食用的容器。古人祭祀祖宗时,鼎是放肉的,簋和斗是放粮食的,这不能搞错了。我们看到有些广场的大鼎里面装满了粮食,那是错误的。这个簋就叫利簋。总而言之,这个器物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就是在甲子日这一天,周武王克商。

  此时的殷商王朝已经腐败到极点了。过去有一个传说:起初,人们都在骂商纣王,有人就向周武王提出,我们讨伐他吧?姜太公、周武王就说不用,因为现在还有人骂他、关心他,过一阵子没人骂了,再讨伐他。

  实际上从军事角度来说,武王的这次行动是擒贼擒王,多少有点像斩首行动。据说“克商甲子”之前的那一天,整个武王的阵营,就是姬家的主力和他的友军,就像过年一样前歌后舞。据说到了刘邦时期,在重庆一带还保存着这种舞蹈,叫巴渝舞。古时候景颇族以及其他一些西南兄弟民族在打仗时会跳舞。在世界范围内,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也提到,古代欧洲人会在战前跳舞以鼓舞士气。

  刚才我们说过,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那么按照古代的兵制“五家出一兵”来推,三千虎贲对应的那就是1.5万户。一户人家有多少人?孟子说“八口之家”“七口之家”,那么我们就按八口之家算,1.5万户乘8,也就是十几万人。史学家估算,武王统治下的民众少则六七万人,多则十几万人。就算还有其他的人没算上,也不会超过20万人。可是殷商王朝有多少人呢?史学家保守地估算也有百万之众。所以这是一个极不对等的战争,周武王是以少胜多。这还是诸多诸侯抬着他、护着他的结果,其中包括八个西南族群,而这西南八个族群对武王的拥护实际上是周文王政策的结果。

  所以有人就猜测,可能周人在强大了一些以后,就想直接和殷商人开战,结果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后来文王学聪明了,开始走迂回包抄路线,联合弱小的力量。注意,这种联合本身带有一种开放性的特征。他弱小,所以要联合。而陕西这一带,考古发现先周时期(就是周人正式建国之前)各种类型的考古遗址比较多。周人在陕西这一带生活,他生活在一个不同人群杂错的地带,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开放的精神。所以他就开始走包抄路线,向西南、东南迂回着走,于是就有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局面,九州中,有六州诸侯跟随他,就这样战胜了殷商王朝,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历史记载里面有很多细节,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所以常常能够从一些细节中看出强烈的文学色彩。虽然有文学色彩,但是它们的象征意义可能更能通达历史的本质。有一部书叫《逸周书》,这里面就记载了周武王登高一望——当然这个登高登的哪个高,其实比较含糊——看到了大量的殷商遗民。而刚才我们说过,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战胜了殷商王朝,结果他登高一望,看到那么多的殷商人。作为一个依靠军事获得胜利的领袖,根据《逸周书》记载,他一晚上没有睡着觉。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周武王赶紧把弟弟周公旦请过来,和他说了一些话。

  大致说了两件事:

  第一,周公你来继位。周武王身体不好,50多岁就死了。据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武王在位仅三四个年头,其间一直饱受病痛折磨。而且《尚书·金縢》篇里面也反映出武王多病,所以有周公为他祈求神灵这样的事情。而成王还年幼,所以周武王就说,我死了你来继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人都实行哥哥死了弟弟继位的传统,后来慢慢就变成弟弟继位后,等到哥哥的儿子大了,再让哥哥的儿子继位,这叫“一继一及”。所以周武王就向周公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被周公拒绝了。周公当时流着眼泪,表示不想接这个班,而是想辅佐自己的侄子。《逸周书》是这样讲的。

  然后就是第二件事,也就是都城建在哪儿的问题。这也是周武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的。他考察了地形,认为都城应该建在夏王朝的故地,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因为这是天下中心,大家来这儿“道里均”。意思是大家走的路程一样,很公平。

  这实际上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政治决策。当周人战胜了殷商王朝以后,大家都对新的统治者心存疑虑。周人的统治并不稳固,对于那些帮助过周人的联合族群,今天你好好对他们,他们就和你联合;明天不好好对他们,他们就可能起来拥护别人,推翻你;另一方面,殷商人那么多,远远比周人强大,周人只是趁着殷商统治者政治腐败,一时在武力上战胜了他们而已。所以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心迹,便成了重中之重。在洛阳这一天下的中心建都具有极深的政治隐喻——这是为天下人建的都城。正是因此,洛阳这个地方在周初若干时间里就成了历史的一个热点。

  我们说,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思想决定你的行为。周人在洛阳建了都城,而且在这儿演出《大武》[1]乐章,就是为了向天下人宣誓一种和平政治,这实际上是一场重大历史转变的开端。

  洛阳在文献中称“洛邑”“新邑”。在《尚书》里面会称“新邑”,在金文里面也这样称呼。这个举措,伴随着一种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天命观”的诞生。“天下观念”和“天命观念”,只差一个字,含义却不同。还有就是它推陈出新地实行了一种制度,那就是“血亲大封建”。这几个制度的实施使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先来看“天下”观念。“天下”这个词,出现于西周的中早期。它的宗旨就是要相信上天,当然“天命”也是如此。“天下观念”就是包容所有。我们在前面讲过,周文王联合诸多的弱小族群,开始走“包抄”路线。这样一种联合,就是“天下”。“天下观念”是一个空间观念,用现代语言意译,就是举目望去只要有人类的地方、有人群的地方,我们都要用“天下”来概括。

  而这首先就要有个都城以安顿庞大的人群,这个都城就叫“中国”。“中国”这个词见于何尊,距我们今天3000多年了。何尊出土了以后,在它上面就出现了“中国”两个字,何尊上的这个“国”字并非写作繁体的“國”,也不是我们今天用的简体的“国”,而是写作“或”。“或”字的右上边是一个“戈”,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一个城邑,这就是“国”。“国”这个词跟“城郭”的“郭”是同源的,它们语义相近,读音也相近。

  与中国相对的是四方。后来的文献《尚书·禹贡》篇以及《国语》里都写到了五服制。五服制就是中国周围要有诸侯拱卫着。“中国之内”,按照传统文献的说法就是京畿地带,这一片土地是王朝直属的,但这块直属之地上也有诸侯,以土地分封贵族,这些诸侯往往叫伯。

  有位旅美的学者叫李峰,他在研究西周王朝政治制度时就谈到这个问题。这些京畿地带的诸侯是离周王室最近的,他们要向王进贡东西,比如说谷子、小米、小米糠、小米的秸子等;这之外的诸侯叫侯卫,他们守卫着王朝疆域,这就是侯;再远的诸侯实际上就是一些周的同盟者,或者一些跟周关系不是很紧密的国家。这些远方的诸侯,离得稍近的,就让他定期来朝拜,比如说一年来朝拜一次,他只要不闹事就可以;再远的诸侯一辈子来一次就行了。

  总而言之,越远的责任越小。最远的诸侯只要不闹事,不侵犯我们,就可以和平共处。然后对于这些远方的诸侯,我们要想跟他们搞好关系,得“修文德以来之”,然后“文化不改,武力加之”,意思就是,如果你实在闹得凶,我们也不是不能打。周王朝是不是真正地去执行了这个政策是一回事(像穆王就向外扩张),但是这种文化观念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分层次的,有远近亲疏,这就是“天下”。

  实际上在《老子》和《管子》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世界要“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你看家里的问题,就要以家为尺度;你看国的事情,就要以国为尺度;你看世界、看天下就要以天下为尺度。而不是拿着一把尺子量到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不合适。

  所以天下观念的确有它的优点。而只有地域多元文化发生,才能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对待这种意识,不必一味抹杀,它是有它的长处的。“文”这个词在先秦时期,有的时候等同于“德”。“文化”这个词还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文化”你,就是感染你。你不听?不听就打你,所以他并不是不要武力。我们也不是说那些野心勃勃的王就完全遵守这种观念(比如汉武帝、唐玄宗)。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汉武帝开边拓土,就有人批评他;唐玄宗开边拓土,杜甫就写《兵车行》,去批评他。所以这是一个文化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格局甚大。虽然有这个观念,但在事实层面上,古代的统治者未必遵循得那么好。我们不能看到古代有这些观念,就认为古代有多么光辉灿烂。

  实际上这个“天下观”直接导致了封建。从远古以来,群体数量多了,总会向外洇,诸侯就会去占地盘。殷商王朝人越来越多,就只能往外发展。这种发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滴一滴水,然后“唰”的一下就往外洇。而周家的封建制,那可不是一滴水往外洇啊,它是把整张纸洒满了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五六十个诸侯被封建到全国各地,这是个大手笔。这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应用,通过封建,周人掌握了一些军事要地。

  封建制实际就是武装殖民,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太行山,太行山向东有八陉,也就是八条通道。于是在八陉的东边,也就是今天涞源县这一带,建立了燕国。然后沿着汉水流域,在泰山南边封鲁国,泰山北边封齐国,把局势控制住,这是占领先机。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武王封建他的范围小一些,你看鲁国,傅斯年先生就说,鲁国一开始在河南鲁山县,就是离着嵩岳山地不远的地方。后来周公主政的时候,一下就派到了“大东”。在《诗经》里面提到,大东是远东,即荒远的东方。建立鲁国以占领泰山以南的地方,在泰山以北则建齐国,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庸国。山东那一带就有很多土著国家,不把你灭掉,但是你得听从当地诸侯的调遣。所以像这样一种大手笔的政治就出现了,这是封天下。周公《立政》篇中就说道:我们周家的子弟,拿起你的干戈,到天下去,海域苍生我们都要管,都要安顿。

  天下观念,是一个宏大的观念。封建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周人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张。我们前面讲过,考古显示,如山东半岛这样的地区在夏、商这段时间里,仍然保持着一种本地的特色。真正的西部的文化要素,就是华北平原西部——像陕西、河南——这一带的文化要素,大量地进入山东地区,这是随着西周封建才出现的。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就是周全面地跟各地人群相接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

  按照周武王麾下“三千虎贲之士”来反推,我们得出周的人口规模有十几万人。他一共封建了71个国家,其中53个是姬姓国家。诸位,10万无论是被53还是71除,数量都很少。所以在公元3000年前,我们如果登高一望,看到的一定是周家的贵族打着旗帜,带着不太多的人群到遥远的各地去抢占先机,占领军事据点,未雨绸缪地消除叛乱的种子。这个是周公时期与成王时期完成的,康王时期还在进行。但是不要以为封建就结束了,一直到宣王时期,分封依然在进行。它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儿出了问题,就在哪儿分封一个诸侯。比如说燕国这一带出了问题,他可以派一个韩侯过去。韩就在今天的北京正南,在那儿建一个韩国。再比如,当年楚国人北进,直逼南阳盆地,于是他就把他舅舅放到南阳去。他用的依然是封建的方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他的法宝。

周人的天下观与天命观

  所以封建的这些邦国,在一开始就是王朝的派出机构,虽然它有国家、有军队、有治理民众的权力,甚至诸侯之间可以交聘(会盟),彼此走亲戚,但是,它是服从周王朝的。这些诸侯真正开始各自谋自己的事情,那是西周王室崩溃以后了。西周王室不行了,大家各自谋自己的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在齐国,还是鲁国,抑或是其他地方,青铜器的制作规制都是一样的。所以封建的邦国多多少少有点像驻扎在当地的一个军事单位,它有家属,它有城市,它有人民,但是它不忘自己是一个派出的军事单位。我们刚才说过,因为周人很少,所以一旦失去了整体的联系,周人的政权就要完蛋。所以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维持一种“分”和“合”的向心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平衡,就像卫星不会脱离行星一样,但是慢慢发展就会出问题。所以封建是一个大手笔,天下观念和封建制是相配而行的。

周人的天下观与天命观

  那么天命观念又是什么呢?天命观念实际上是周家用来说服殷商人的。我们中国人崇拜上天,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探索大自然的运行规则,太阳从哪个山头出来,月亮从哪个山头下去,诸如此类。“天人之学”是中国最早的学问,由巫师掌握着,后来帝王就变成最大的巫师,汉代人还知道这一点。汉代人给皇帝上书,说“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意思是,帝王最大的事情是维持上天的秩序。在殷商时期,天并没有丧失它的这种神威。有一位学者叫陈梦家,早年是个诗人,后来做学问,他写了《殷墟卜辞综述》。他谈道,在殷商甲骨文当中,上天有许多神的权能,但是你仔细看,它并没有脱离原始的刮风下雨,降灾降病。所以,在殷商人的观念中,天挺可怕的,甲骨文中很少谈论天有没有德行,就算有谈及,也很少。这个观念被周人利用了。

  我们看文献,周人一上台,就开始用“天”来说服殷商,他偷换了概念,注入了一种新的要素,就是德的要素。“尚德”是西周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后来被儒家继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天命是什么意思?周人在《尚书》里面反复说,过去我们老百姓都是上天的子民,可是上天没法治理大家,于是它要选择人间的代理人。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选择的标准就是谁有德,谁对民众好,就选谁。一开始选择了大禹,是因为他治洪水有德行;后来选了商汤,也是因为他有德行。夏桀没德行了,老天爷只能换代理人,于是就选择了商汤,现在商纣王闹得太凶,老天爷又开始选,选择了我们的文王、武王,这叫“配天”。

  天在人间有它的副手,帮助它来管理民众,能有这样荣耀的人叫“配天”,即德配天地。我们周人能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我们的文王,还有文王的祖父太王积德。我们的老祖宗当年在时期曾经种粮食,为大家提供了饭食,这就是积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早晨灭掉你们,这是天意,所以你们不要闹。在《诗经》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殷商人没有丧失大众的人心之前,也是配天命的。那怎么办呢?既然上天如此,那就跟我们一块儿自求多福吧,这叫革命。所以中国的革命思想实际上就是历史王朝的兴替,就是从上天回到上天。给你权力,如果你不好好干,就收回去再发放给别人。这实际上是在给被征服者做思想工作。所以周人用天命这种文化观念,一方面给自己上台做一种修辞,另一方面他也拿这种修辞去说服别人。

  总而言之,西周的变革,首先从观念上,有天命观念的出现,也有天下观念的树立,同时在现实中实行了封建制。周人的贵族所到之处,当地的土著人群开始与周人融合,于是历史就改变了过去的形态,开始走向统一化的文明进程。一个王朝带着所有人往前走,慢慢地,一个民族就要诞生了。一个文化的民族,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生活秩序,这样的人群将被造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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