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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大变法:人类群星闪耀时

发布时间:2020-04-28 23:34:1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战国是一个社会、文化各方面变化剧烈的时代,也可以说是走向新的王朝政治的一个转型时期。各国普遍都实行了变法,要把过去那种不适于征战的社会结构,改变成适合打仗、适合在兼并中占领先机的一种结构。

  这个变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战国的变化有很多,比如说国民和他的君主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了,像韩、赵、魏,还有齐国,都换了君主。另外在思想上也变了。可是主要的变化,还是政治上的变化。春秋战国第一次变法,就是管仲的变法,就是“三其乡伍其鄙”“寄军令于内政”这种改革。之后就是魏文侯任用李悝“尽地力之教”。关于这个尽地力之教,我们这里稍微详细地讲一讲。

  李悝变法的全貌,今天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有一部分重要内容保存在了《汉书·艺文志》里面。李悝为国家和农民算了两笔经济账。从国家方面讲,土地一共有多少,除去那些不能耕种的山泽,还有人们的住宅之外,有600多万亩。这些耕地如果勤种,每亩就能够多收三升,不勤就歉收三升,这样的话,政府必须保障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后李悝又给农民算了一笔账,他说一个农民之家种100亩地(那时的100亩,合现在的30亩左右),这百亩土地能产多少粮食,缴多少税,口粮要除去多少,剩余还有多少。然后,农民将这些剩余的粮食卖出去以后,卖得的钱要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吃饭穿衣、婚丧嫁娶。这样一来,卖粮食所得的钱不够。怎么办?只有靠政府来刺激大家生产。

  政府刺激生产的手段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号召农民“杂种五谷”,以备灾害。比如说今年适合小麦生长,不适合大豆生长,你光种大豆可能就砸了锅;另外就是力耕数耘,要使劲耕,使劲耘;最后,“收获如寇盗之至”,收获的时候就像防贼一样,一粒粮食都不留,迅速归仓。除此之外,政府还提倡在空地上,比如说庐舍旁边种桑、种菜等。农民丰收,粮食多了以后就容易导致粮价下跌。所以这个时候,李悝又在“尽地力之教”之外强调,政府应该用权力来干预。他提出了一条“平粜法”[4]。“粜”,指的是粮食的出卖。现代作家叶圣陶有一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面就讲了中国古代朝廷,它收税不收粮食,收银子、铜钱,这样农民就必须把粮食变卖。而政府收这个租税,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在秋收后几天内必须交齐。这样一来,越丰收粮食价格越跌,这个事情不单是先秦有,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都有。李悝的办法是政府采取干预政策,以调控物价,不要让农民粮食丰收了,反而吃亏。我们说这是李悝变法中文明价值比较高的地方。

  魏文侯这个变法,对于魏国的崛起有很大作用,在经济上他发展了生产,而且提倡多种经营,生产的深度和广度都扩大了。一个政府这样号召组织人民是很少见的,中国古代的政府经常是只会收税,但要刺激整个社会发展经济,往往办法少。

  另外魏文侯、魏武侯统治时期,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大致就是选那些优秀的子弟去当兵,让当兵成为一件荣耀的事。除此之外,当兵还可以免除税收,但这个也带来了问题。后来荀子检讨这个兵制,说战国200多年,当兵的人一旦变多,政府的收入会锐减。但是起初的时候,效果的确非常好,在这样的制度下,魏国的军队也很能打仗。

  东方还有其他国家变法,比如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魏武侯时期,吴起遭到迫害,就到了楚国帮着楚王变法。吴起的变法,实际上时间很短。因为他辅佐的楚悼王死了,楚悼王死了以后,这些贵族就开始反扑。吴起的变法,主要是抑制贵族的势力,充裕民生;另外就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加强国防,疏散贵族。疏散贵族这一条,要了吴起的命。楚悼王一死,这些贵族回来办丧事时,见了吴起,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拿箭射吴起。楚国有条规矩,谁把箭射到王身上,就灭谁的族。所以吴起就爬到楚悼王尸首旁边,结果射他的人误将箭射到了楚王的尸体上。这样的话就等于嫁祸这些贵族,结果这些贵族有几十家被抄家。阻碍中央集权的,往往是贵族,当然了,这个变法的深度远远不如商鞅变法

  在齐国,有邹忌主持变法。《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就是邹忌让齐王照照镜子,让他反思一下自己的国内政治。主要的变法措施就是举荐贤人,比方说举荐了孙膑。还有就是疏通民意,政府办错了事,让民众提提意见,这个变法实际上是相当浅层的。

  在赵国有公仲连举荐贤人。这件事情又表现出了战国时期另外一个变化——贤人、游士的风起云涌。这些策士,自己读过书有些办法,就周游列国寻找晋身之阶。这种现象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春秋后期,孔子周游72个列国。到了战国时期,游走列国蔚然成风。“士”这个阶层崛起,风云激荡。在这样的风气下,当时有纵横家、阴阳家等各种各样学派的人找机会投身政治。他们有思想,也有行动。这也是那个时代比较宏阔的地方。

  之后,赵国又开始了胡服骑射的变革。赵国一开始其实并不是很强,但是在赵武灵王引进草原的力量后增强了实力。要骑马,就涉及穿衣服的问题。华夏的服装有两种比较流行的样式:一个是上衣下裳(cháng),上面是一件短衣,下面要穿个裙子似的东西,这个不适合骑马;另外还有一种叫深衣,有点像长袍,外面要扎腰带,更不适合骑马。所以,赵武灵王毅然决然地把这些服装换掉,换成短衣襟小打扮,有点像裤子,适合骑马。这个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对,赵武灵王的叔叔就说:“我们华夏跟蛮夷不同之处,就在于穿的衣服不同。你现在改了,我们不成野蛮人了吗?”赵武灵王就问这个叔叔:“穿衣服是为了什么?衣服是为人服务的。方便人活动的衣服才是好衣服。”他叔叔就被说服了。之后,胡服这一适合马上作战的服装,就在赵国推行开了。这就是赵国的大致变革情况。

  最深刻的变革发生在秦国,那就是商鞅变法。站在秦国的角度看,商鞅变法为秦国打造了一个特别适合战争的制度。

  商鞅变法的时候实行户籍制。商鞅规定,家里面如果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成年了,但还不分家,那就收双倍的税。按照秦国商鞅变法的理想状态,百姓必须是五口之家。我们要注意,五口之家属于一个政治概念。《孟子》里面说“七口之家”“八口之家”,《周礼》里面也说“七口之家”“八口之家”。在过去,一个正常的家庭有老人,有孩子,多养几个孩子,七八口人、六七口人是很常见的。而五口之家则是政府对小民的期望,以此构成一个纳税单位。政府要扩展税源,战争要花钱,所以一方面用土地刺激人们的战争热情,另一方面要让民众积极纳税。不是说把土地给了你以后,你就在自己的土地上称王、不纳税了。为了保证这一点,政府就要对家庭进行干涉。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果兄弟两个成年后不分家,那就收双倍的税,这样的话,百姓只好分家。五口之家后来就变成了政治经济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变法干预人民生活的一个例子。

  另外就是打击那些游走列国的策士。实际上在《商君书》里面就提到了要烧书。因为他要“力出一孔”。他把工商业和这些游说之士,都视为国家的“虱子”,认为他们会导致国家的积贫积弱。总而言之,这个大变法,就是要把人民彻底地军事化,刺激大家的战争热情。在战国这样兼并的时代,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是一种枷锁,这种副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

  商鞅变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是听话的还是不听话的,都挨收拾。按照汉代人的记载,说秦国有一天在渭水河畔杀那些不听话的人,杀了几百人,水都变成胭红色。后来有些人看国家强了,又赞美变法,即使是这样,还是得吃一刀,说这是乱民。伸头吃一刀,缩头又吃一刀,就是不让你说话,这样一来,一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法的时代。变法的成功与否,就是看能不能有效地把民众组织成一个战争机器。只有秦国做到了这一点,而恰恰也就是这个战争机器,把六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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