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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东汉

发布时间:2020-04-29 00:18:2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在独尊儒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背后,儒学作为文教精英集团,他们成为先以来唯一被国家权力所扶持、所认可的社会阶层。而文教精英集团当中成长起来的儒生和士大夫,他们在维护纲纪、秉持风宪的同时,也在修身成德,引领着社会风尚。秦汉帝国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清流运动”,酿成了“党锢之祸”。可是从这些党锢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复古的气质和贵族的精神。

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东汉

  “党锢之祸”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汉顺帝时代开始说起。汉顺帝时期有一个跋扈将军叫梁冀,他掌控政权,并且毒死了小皇帝,立了汉桓帝。后来,这个跋扈将军梁冀危害到了汉桓帝个人的统治,于是汉桓帝就利用五个宦官除掉了梁冀。这五个宦官分别是单超、左悺、具瑗、唐衡、徐璜。因为他们帮助汉桓帝消灭了跋扈将军梁冀,所以被汉桓帝同日封侯,号称“五侯”。单超早死,剩下的四个人为非作歹,尤其是他们的宗亲、子弟、亲属,在地方上肉百姓,老百姓就给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这就引发了官僚集团和士大夫对于宦官的激烈反抗。

  一些在地方上的官员,就把这些宦官的子弟、宦官的财产抄没,对他们进行打击,引发了汉桓帝末年第一次党锢之祸。汉桓帝借口张俭等人在地方上擅杀宦官子弟,又借口在洛阳的学生群体编造谣言,批评皇帝,尤其是批评皇帝的老师,抓了一批官僚和士大夫,这叫第一次党锢之祸。

  但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由于汉桓帝的老丈人窦武等人的居中调和而不了了之,皇帝把抓的这些人放了出来。放了出来之后,把他们禁锢在地方。所谓“禁锢”就是不允许他们出来做官,只能在这个地方老老实实待着。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党锢”。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继位。汉灵帝继位之后,这些被禁锢的士大夫,以及他们在中央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有了一个判断:可以利用窦武作为皇太后父亲掌权的机会,一举消灭宦官。于是他们就密谋消灭宦官,结果事情泄露,被宦官先发制人,先是把窦武害死,然后又在地方上大肆抓捕和诛杀士人。因和这件事有关而被杀的官僚和士大夫,前后有数百人之多。这件事情被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可以看成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们,与皇帝以及依附于皇帝的宦官、外戚的统治集团,两者之间的一次摊牌。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里这样形容,说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这个“东京”指的是洛阳。也就是说顾炎武认为,从夏商周以来一直到晚明时代,这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当中,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就是东汉。为什么顾炎武会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说东汉的社会风气最好?

  首先我们要讲一讲,秦汉以来社会风俗的几次大变化。可以说,秦汉以来社会风气的第一次大变化,是从秦亡到汉兴,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时代的社会变迁。这个时代,伴随着战争的结束,政令比较宽赦,人们也不讲究繁文缛节,人们讲究解决问题,叫“轻死重气”,所以这个时候的风俗崇尚“任侠”;伴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各种侠客武断乡曲,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在前几节当中,讲到工商社会,讲到游侠,都和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有关系。

  第二次变化是汉武帝以后。汉武帝崇尚儒学,推崇《诗》《书》,所以学术研究和利用儒家经典教育百姓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儒者就以自己的经典为指导,讨论政治、批评政治,为国家政治设计走向,甚至引起了汉宣帝时代要讨论儒家经典义理的异同,从而解决国策的转向问题。

  到了王莽时代,王莽通过制造自己的各种神话,“篡夺”汉朝政权。当然这个“篡夺”是加引号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王莽的上台是有他的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在王莽时代,有一些人就认为,不应该跟王莽合作,而应该隐居乡野。所以等到东汉建国后,这些在王莽时代不出仕做官,讲究名节的人,在东汉初年就成了道德楷模,为人们所看重。

  东汉时代,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一方面,士大夫在王莽以来追求名节的风气引领下,注重修身;另一方面宦官和外戚交替秉政,士大夫就和统治集团之间产生了矛盾,这就造成士大夫和统治集团的激烈抗争。那么两次党锢之祸,就是士大夫集团和皇权以及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和外戚总的摊牌。

  这个时候,士大夫集团批评执政的公卿,批评皇帝,表现出了一种婞直的风尚。所谓“婞直”,“婞”就是耿直,“直”是直率,不管外部环境如何,直接提意见,表达了这样一种风尚和取向。

  秦汉的社会经历了这样的四次变迁,而东汉的时代被认为是世风最美好的时代,和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们看一看,东汉的社会风气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说,王莽的“篡位”对后来的继承人刘秀,也就是东汉的光武皇帝,刺激很大。

  我们上次讲过,为了推王莽上台,全国好多人写信歌颂王莽的功德,可以说王莽是被抬上历史舞台的。汉光武帝刘秀,有鉴于此,就故意地尊崇人的节义,就是节操和道义,敦力明史。他所举用的都是那些操守比较好的、在王莽时代没有什么恶行的人,这就导致社会风俗为之一变。而东汉初年,自光武帝、明帝、章帝时代,又崇尚儒家经典教育。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时代,连皇帝的羽林军、虎贲军,就是皇帝的警备军队都要通《孝经》,可见这个时代教育是多么普及。正是在这种风俗下,养成了汉代人个个都注重名节,讲究节操。

  汉人讲究节操,有很多“行为艺术”的表现。比如说东汉的官员到某个地方去上任,要“十日一炊”,十天做一次饭,而且“长茹蔬菜”,就是不吃肉,以表示自己的清廉;有的官员“计日受俸”,到就任的地方后,按说他应该干满一年,但是去的时候已经是二月了,走的时候是十一月,没有干满一年,那他就把一年的工资除以365份,然后,乘以在这儿待的天数,按照实际工作的时间来拿薪水,这叫“计日受俸”;还有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老婆孩子在家里遭了饥荒了,来投奔他,他就故意把老婆孩子关在门口,不让他们进府衙,这个叫“不纳妻子”。这在东汉时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官僚用以表示自己清廉的“行为艺术”的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东汉的民间社会对这些被朝廷抓的党锢人物,体现的是一种同情、帮助、支持和保护的态度,这就是东汉的风俗。

  我们举东汉党锢之祸当中的两个人物作为例子。一个人物叫范滂。范滂是汝南郡的功曹,他在党锢之祸当中名声很大。建宁二年(169),也就是汉灵帝继位的时候,大诛党人。诏书下来,就要抓范滂,郡里的督邮吴导抱着国家颁下来要抓范滂的诏书,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驿站的传舍里,趴在床上哭。范滂听说吴导作为督邮在这个传舍里哭,就说,他来肯定是为了抓自己,所以就主动去县里投案自首。这个县令名字叫郭揖,他听说范滂来投案了,把自己的官印和绶带解下来,准备和范滂一起逃亡。他说:“天下这么大,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呀?”我们知道,后来《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一个人物叫陈宫,他也一样,当曹操被抓之后,他就解了印绶跟曹操一起逃亡,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风俗。

  范滂就对当时的县令郭揖说:“我死,这个罪责就结束了。我不能拖累你,更不能让我的母亲跟我一起颠沛流离。”范滂被杀的时候,他母亲来看他,母亲就说:“你今天和国家的贤士大夫‘李杜’这些人齐名了,你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你又想有个好名声,又想活的时间长,怎么可能呢?”当时的东汉时代有这样几个著名人物,早期的李固、杜乔,后来的李膺、杜密,因为他们都姓李、杜,所以当时把这种社会上的清流领袖称为“李杜”。范滂见母亲这样支持他,非常感慨,就把儿子叫过来教育:“我想让你做坏事,但是坏事不能做;我想让你做好事,但你如果做了好事,那就是害了你。”范滂被杀了后,听到范滂讲这些话的人,都潸然泪下。范滂被杀的时候33岁,这是党锢之祸当中非常感人的一个人物。

  另外一个人物叫张俭。张俭在党锢之祸中,因为下狠手治理在他家乡为非作歹的宦官的亲属,而被别人举奏。张俭被举报后,就从家乡逃走了。张俭在逃亡途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什么叫“望门投止”?意思就是不管这个人家他认不认识,看起来像个高门大户,是个读书人家,他就敲门,请求他来保护。人家一听说他是张俭,都保护他,并且帮助他逃亡。他一路逃亡到了山东,住在东莱县的一个叫李笃的人的家里。外黄县的县令,名字叫毛钦,他拿着兵器就追到了李笃家门口。李笃为了保护张俭,就拉着毛钦说:“张俭是名闻天下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今天就是能把张俭抓到,你忍心把他抓走吗?”

  这个毛钦就站起来,拍着李笃的背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李笃就说:“我李笃虽说好义,但您今日已得义一半啊!”这个外黄县令毛钦叹息而去,李笃就想办法把张俭送出关塞,送到北方去了。张俭逃命经过的地方,因为隐藏张俭,而有数十家人都被族灭。当时史书记载,叫“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我们看到,一个是留下来等死的范滂,一个是逃亡的张俭,他们在被害的过程当中,都有地方官员愿意以破家灭门为代价保护他们。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李笃、毛钦、郭揖、吴导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了,可是就因为保护了范滂、张俭而被历史留下了名字。

  我们又看到,张俭可以望门投止,拍拍门说,我是张俭,请保护我,当时的人就真的愿意保护他。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末年的社会风尚到底有多好。所以,顾炎武就感慨,东汉末年,朝政日益昏聩,国家的政治日渐败坏,可是这些君子,他们依仁蹈义,舍命不渝,仍然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管外面雨下得多大,天多么黑,到了天该亮的时候,鸡照样打鸣。这就是讲东汉的这些君子、士大夫,不管政治多么恶劣,都不因为外部环境的恶劣而扭曲自己,我该干什么,我还干什么。

  所以虽然东汉的时候,皇帝一个比一个浑蛋,政治日益败坏,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可是“倾而未颓、决而未溃”,这个国家看似要倒,看似要亡,最终又苦苦地支撑了接近半个世纪。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东汉有一个好的民间社会,有一个好的社会风俗。

  东汉社会的儒生,他们有理想化的情绪,在生活上崇尚节俭,恪守节操,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理想严苛,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统治者。我们看到,东汉时期这些政治家、士大夫,不管是遇到像梁冀这样的跋扈将军,还是遇到像汉桓帝、汉灵帝这样的昏君,抑或是遇到了像曹节、王甫、侯览这样的大宦官,他们都是迎难而上,跟这些黑恶势力做斗争。

  比如在东汉党锢之祸的最后一幕中,有一个人物叫陈蕃。这个陈蕃大家对他很熟悉,因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曾经写过“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就是这个老人。在汉灵帝时代,他是太尉,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因为他是天下名臣,所以在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宦官本来是没有想过,也不太敢动陈蕃的。可是当陈蕃听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后,他就带着自己的学生和官属冲入皇宫,跟宦官做最后的斗争。最后,被宦官团团围住,抓起来害死在监狱当中。《后汉书》这样评价陈蕃,说他“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隐起来不履行社会责任,独善其身,这是不合道义的,所以陈蕃即使屡次被别人羞辱,他也不退,他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说他“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以儒者的社会责任感作为自己的准则,虽然前途漫漫,可是他从来没有懈怠。

  东汉到了最后的五六十年时,国家一直处在动荡当中:公元168年爆发党锢之祸,公元183年爆发黄巾起义,公元189年爆发董卓之乱。可是百余年间,尽管有这种政治的昏聩和国家的动荡,但一些大的军阀始终不敢篡夺最高政权。一些权臣和军事将领,中央一纸诏书,他们就俯首称臣。乃至于我们知道,完全不讲游戏规则的曹操,他以武力统一北方,最终都不敢走出篡夺汉朝江山的那一步。

  《后汉书》说“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汉朝最后这五六十年苟延残喘,全靠的是这些仁人君子,他们用心力来维持这个国家最后的一口气脉。儒学在东汉社会治理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下层,它维护着地方网络,塑造着社会风气。东汉的社会风气之好,是后代社会难以想象的。早期的儒生们没有那种老于世故的沧桑感。

  可以说,东汉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美好的时代。这个时代有累世经学,他们靠经学传家,因之而起门阀;他们操守自持,以仁义为标榜。但是随着东汉的崩溃,随着皇权和士大夫、官僚集团在最后的摊牌当中两败俱伤,中国一个绵延四百年的大一统王朝,就这样冰消瓦解了,儒生们从以操守自持,从以道德用事,而改为人人做好自己的“自了汉”。

  伴随着东汉的结束,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大变局即将开始。这个时代到底带给我们哪些变化?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要来总结两汉时代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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