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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山鬼——为什么美丽的传说越来越少

发布时间:2020-04-29 00:19:2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家庭,我们有56个民族。可是大家会发现,56个民族中有55个民族能歌善舞,只有一个民族,提到它的时候不能歌也不善舞——这就是汉族。为什么汉族不能歌善舞?这和汉族是一个风俗划一,而缺乏地域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有关。

告别山鬼——为什么美丽的传说越来越少

  我们很难想象,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北到长城,南到南海,东到东海,西到流沙的庞大国度里,大家过着同样的节日,说着同样的话,行着同样的礼仪。汉代人把这样的生活,称之为春秋大一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就是《春秋》经上尊崇的“大一统”。这里的“六合”指的是天地、上下、左右,六合刮一样的风,九州大地像被一根绳穿起来一样。这种整齐划一的风俗,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有意被建构出来的?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有两部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今天仍然是大学里面中文系的必读作品,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相对于《楚辞》——它描绘的只是南方的一小块地——《诗经》里面所描绘的,虽然是中原地区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里面所蕴含的价值观、文化、风俗是一致的。而我们从《楚辞》当中可以读出非常多样化、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

  所以,我们要讲一讲汉代的民间风俗。在西汉,我们还能看到齐、赵、楚、梁这样的称呼,这些都是战国时期国家的名字。然而经过了200多年,经过了帝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这种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与自我主体就被消解掉了。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东汉,大家再也不说齐、赵、楚、梁这种国家的称呼,而开始用济南郡、彭城郡、广川郡,这样统一帝国下的郡县作为称呼。我们可以看到汉帝国内部已经开始高度地同构化了。

  在《楚辞》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山鬼》。《山鬼》里面我特别喜欢这一句:“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里的“辛夷”,指的是用一种花或者一种树木做的车子。这辆车上面有一个桂树的旗帜,而这个车是由“文狸”(大概是一种像猫的动物)和“赤豹”(也是一种猫科动物)拉的。

  这一句就很有意思,很有南方文化想象的空间。《山鬼》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山中之鬼等待自己心上人来与她幽会的故事。它描绘的山鬼,是一个美丽、率真、痴情的少女形象。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象征、描绘和想象,这在其他的文学作品里面不太常见。

  我们发现,《楚辞》当中充斥着想象力丰富的地域文化,比如说屈原后来写的《湘君》《湘夫人》,《天问》里面写的楚国的庙里面各种各样的神仙鬼怪,这些在后来的文化当中逐渐淡出,从中国的“大文化”就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变为了“小传统”,即一种小的民间文化。那么这种风俗的统一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要来讲讲汉代的风俗统一和地域文化消亡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会发现,汉代的士大夫特别注重风气的引领和培植。汉光武帝他本人就特别节俭,他用节俭的风俗教育臣下,他经常讲论儒家经典,到半夜里还在跟功臣、士大夫们讨论经典;汉光武帝的臣子邓禹有13个儿子,让他每个儿子选一门经典,作为自己立身及教育子弟的文本,所以邓禹的家庭就闺门修整,看起来是家风、家教非常好的一个门庭。所以东汉虽然不像西汉,有司马相如、东方朔、公孙弘、萧望之这些非常厉害的人才,但是士大夫的士风和家法之良好,似乎还要超过西汉时代。

  民间又怎么样呢?汉代有所谓的酷吏,还有所谓的循吏。所谓的酷吏,就是以严、以猛、以苛来治理地方。汉代的酷吏喜欢以杀人立威,整肃地方环境;循吏则不讲求苛,他们讲求宽,讲求风尚的培植和风气的引领,讲究敦风化俗。

  举一个人物作为例子,这个人物是今天的安徽舒城县人,当时属于庐江郡,叫庐江舒人。这个人姓文,因为他的民间声誉很高,大家尊称他为“文翁”,“翁”就是老人的意思。文翁做的是蜀郡太守,就是四川地区的行政长官。

  文翁在四川,看到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又和不开化的蛮夷接触比较多,民风不够好,他就选拔自己官署里年轻的小官吏张叔等十几个人,亲自给他们上课,教育他们,又把他们派到京城长安。这个时候是汉景帝时代,这些人被派到长安后,跟博士弟子学习经学,或者到中央机关学习律令;同时文翁减少自己的开支,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四川的特产,赠送给长安那些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每年,儒生从长安学习回来,文翁就把这些学行高尚的人推荐为地方上的主官。同时他又在蜀郡的郡治成都县,招收县以下的子弟为学官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学习,学习完之后,到地方上去补这些郡县的基层官吏。

  做完这些之后,整个四川地区的风尚为之一变。人们就说,蜀地的学问学风比齐鲁还要高、还要好。正是在这个蜀郡太守文翁的倡导之下,这个郡国开始设立基层学校,开始进行教学。

  我想说的是,文翁他只是一个地方官,他本只需要治理好这个地方,保持地方的稳定,他不需要有其他的作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官,他通过选拔官吏、选拔人才到中央去学习,然后这些官吏再回到地方来从事教育、从事管理,改变了一个地方的风俗。这种办法后来在汉代铺开。直到今天,成都还有一个石室中学,传说就是文翁所建的最早的学校的所在地。

  和文翁行为相似的还有一个人,是河北的燕人(今天的北京人),他的名字叫韩延寿。韩延寿活跃在汉昭帝时代,被魏相推荐给霍光,从而担任官员的一个人物。他后来担任淮阳太守,以治绩卓著而闻名天下。再后来他就迁为颍川太守。颍川这个地方在河南,向来难以治理。

  我们知道颍川这个地方,在过去是颍阴侯灌婴家的封地。《史记》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魏其武安侯列传》,里面就记载说,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叫“颍水清,灌氏宁”,颍水如果是清清的,这个灌家就会安定;“颍水浊,灌氏族”,如果颍水哪一天变浊了,这个灌家应该一个一个被诛杀。可见这个灌家在当地是横行乡里,被老百姓忌恨。

  正因为这个地方社会风气不好,国家就想选比较好的官吏来治理。韩延寿这个人就被选来担任颍川太守。韩延寿到了颍川之后,就先把郡中年长有威望的、素为大家所信任的几十个人请过来,给他们设宴,亲自礼遇他们,请他们实事求是地告诉他当地的谣俗。“谣俗”是什么呢?“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舆论,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舆论条件,那么人们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就通过编一些歌谣,通过传唱歌谣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俗”就是当地人的一些风俗。

  通过这些长老了解谣俗,了解颍川地区的人们的疾苦之后,他就一一地做了改革,使得当地和睦亲爱,消除怨恨。更为重要的是,韩延寿还要求,颍川地区的这些校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在校学生)要穿着礼服,拿着祭器,到老百姓家里,挨家挨户地帮助老百姓,如果发生了婚丧嫁娶的礼仪,就由这些儒生帮助他们行礼。所以老百姓就接受了这些儒生所习的礼仪规范。这样一来,私自造偶人、偶马的这种民间风俗就被改变了。

  通过韩延寿、文翁主动改革社会风俗,使得过去人们对于社会上的不同信仰、多元的想象,逐渐地统一起来了,回归了儒家经典的规范。所以,东汉时代以后,我们就看到,伴随着这种移风易俗、敦风化俗的行为,过去那种地方上纷繁复杂的信仰就不再有了。我们可以说,汉代的这种信仰风俗,尤其是丧葬风俗,经历了周代的礼制,演变成为汉代的制度。而汉代的制度最终所展示出来的丧葬制度成了日常生活的一种展现,就失去了信仰和宗教的意味。汉代人“大象其生”,像他生前的样子一样,安排自己死后的灵魂世界。

  在文化上的统一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复杂纷繁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楚辞》有一篇文章叫《招魂》,里面有这样一句,它说“天地四方,多贼奸所;像设君室,静闲安所”,这句话的大意就是天地四方,有各种各样的鬼神;把你的像,画在你的墓葬里面,让你的魂灵获得安息。这中间蕴含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想象空间,对人们的魂灵有某种期许、某种期待。而伴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这种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逐渐都消亡了。对于鬼怪的想象,到了汉代之后逐渐扁平化,逐渐减少,甚至逐渐统一。

  在汉代,除了有这种地域性的文化之外,还有很多外来文化会渗入中国文化当中。比如说,在汉代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就是关于西王母的故事。传说这个西王母要见汉武帝,还专门派了一只青色的鸟作为使者,跟汉武帝相见。所以汉代的文化当中,西王母成为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中、西的文化交流。随后这种西王母的信仰很快就中国化了。比如说中国文化里面讲求阴阳,于是东汉的人就发明了一个和西王母相对应的神祇,叫“东王公”。所以我们会从东汉的画像石中看到,左边坐着西王母,右面坐着东王公。之后,这两位神很快从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汉代人现实生活当中有社会地位的老年男性和女性融合在了一起。

  这一外来文化在一两百年的时间当中迅速本土化,即“本土”成中国文化。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总有一种对异域空间的想象,这种想象里面,往往寄托了我们现实当中解决不了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会想象西王母有某种法力,西王母有某种神药,可是伴随着这种风俗的变迁,这种异域空间的想象又会逐渐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而我们发现,两汉时代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在不断地扩展,而我们的想象世界在不断地被压缩的时代。

  我们很难想象,在汉代这样一个社会,两家人相隔数千里,但他们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汉代的信仰开始扁平化了。这种扁平化最终就成了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

  在经历了从西汉到东汉这一过程后,真的实现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这一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希望抵抗这种同质化、同构化的社会倾向呢?有的。比如说,在西汉时代,江淮之间有一个诸侯国叫淮南国,淮南国的国王叫刘安,刘安聘请江淮之间的儒生,编撰了一部书,叫《淮南子》。

  《淮南子》当中有一篇文章叫《齐俗训》。《齐俗训》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讲,天生万事万物有各种各样的差别。这种差别、这种多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消灭这种差异呢?《淮南子》的《齐俗训》正是想通过这种抗争来改变两汉时代儒生希望敦风化俗、统一风俗的理念。

  可是我们知道《淮南子》的这种抗争是非常无力的。到了东汉时代,这种文化上的“大一统”终于到来了。我们可以想见,东汉时代,无论是居住在渤海郡的人,还是居住在颍川郡的人,抑或是居住在长沙郡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生活习俗都已经接近,甚至相同了。这是我们理解的从战国到秦汉的一大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讲的,从政治上的统一、军事上的统一,终于走向了文化上的统一——秦汉帝国终于在帝国内部实现了文化上的同构。

  我经常讲,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的时候你去做一些民俗志的社会调查,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从任何一个偏远的地方、一个农村里面调查出来的婚俗、礼俗、葬俗,其实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古代中国儒家伦理的影子。为什么?因为儒家的这种敦风化俗、整齐风俗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它制造了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延伸、不断同构化的巨大的国家。所以说,正是这种敦风化俗,使得两千年前生活在一块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知识背景、共同的价值尺度、共同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汉族。就是这样一个族群,在这样一种刻意的构建下,他们在文化上终于统一了。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统一?这种统一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这种统一也让我们的文化失去了很多多元的、繁复的、有趣的东西。所以秦汉以后,我们很难看到一些地方性的、地域性的文化。尽管有《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这样记载一个都市、一块地域的风俗人物的文献,可是它们远远不能和国家意识形态下的“二十五史”相抗衡。所以你们会发现,中国的地方志大同小异,每个地方的景色、每个地方的人物,甚至连每个地方的事件,多多少少都带有相同的味道,那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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