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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分三国的深层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发布时间:2020-04-29 20:41:54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循环中,东汉的政治日益腐败,卖官鬻爵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连三公这种相当于宰相的高位都可以通过行贿来获得。这种现象,招致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激烈批评,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当时人们将这种批评政治的风气称之为“清议”。范晔《后汉书》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所谓“国命委于阉寺”,就是说国家的权力被宦官所掌握,而士大夫羞于与之为伍,大家都纷纷起来议论政事,品评人物,形成了东汉清议的风潮。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所讲的,“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其实便是指这一时期政治的腐败。

东汉末年分三国的深层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清议的核心是品评人物,议论政治得失。在汉末清议的环境中,一位士大夫的声望和品行,并不是由他的官位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有没有得到清议的肯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2],汉末士人勇于批评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来受到非常高的评价。

  清议刺激产生了一套与官方评价不同的人物评价标准。当时敢于反对宦官或者德行高尚的人被称为“清”,得到士大夫的推崇;宦官和因为依附官宦而掌握权力的官僚,虽然身居高位,却受到士大夫的鄙视,被视为“浊流”。在清议中,得到士大夫最高评价的人物,根据他们的德行与才能分别被标举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号。比如,什么样的人能够被称为“君”呢?《后汉书》中便有解释,“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就是为当时人所景仰和效仿的人物;而“八厨”的“厨”字有些难以理解,其实指的是用财产周济别人的人,有点类似于《水浒传》中仗义疏财的“及时雨”之类的角色[3]。这些被士大夫所推重的清议领袖,一方面批评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积极打击宦官及其党羽。

  党锢之祸的爆发,表面上看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有一个叫张成的人,依附于宦官。据说张成善于占卜,能够预知未来,他预测朝廷很快就要大赦天下,故意纵容他的儿子杀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字元礼)逮捕了他之后,不顾赦免的命令已经下达,仍旧把他杀掉了。李膺是当时人景仰的士人,被称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于是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结党,诽谤朝政,朝廷下达了逮捕“党人”的诏书,历史上一般称之为“党锢之祸”。

  被列入党人名单的,大都是公认正直而有声望的士大夫。尽管他们遭到朝廷的追捕与迫害,但当时人仍愿意冒着危险,收留和庇护党人。“八及”之一的张俭在逃亡的路上,很多人宁可冒着被牵连的危险也要保护他,谭嗣同“望门投止思张俭”[4]的名句便是化用这一典故。同样,对党人的迫害也激起了舆论强烈的反弹,当时刚刚平定凉州的羌乱,声望非常高的名将皇甫规,甚至因为自己没有被列入党人的名单而感到非常羞耻和愤慨,主动上表要求把自己列进党人的名单中接受处分,可见人心的向背。

  党锢的兴起有偶然的因素,特别是建宁三年(170)第二次党锢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窦武与陈蕃一起密谋诛杀宦官,失败之后,宦官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窦武与陈蕃都名列三君,是当时士大夫清议的领袖,因此朝廷镇压的残酷和牵连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这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宦官、士人与皇帝三者之间矛盾的激化。

  “结党”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我们可以注意到,繁体字的“黨”下面其实是一个“黑”字),古人也一直有“君子不党”这样的说法。因为皇帝制度的设计是希望大臣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效忠于皇帝本人,大臣们一旦结党,便意味着有自己的小集团,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所谓“结党营私”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结党就等于迈出了不忠于皇帝的第一步,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在中国古代控告大臣结党,其实要比控告大臣“贪污”这样的罪名严重得多。

  尽管清议在后人看来表现的是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骨,值得表彰,但在当时,对皇帝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汉以来,皇帝的统治是通过官僚制来实现的,对官员个人的升迁和贬谪是皇帝控制、评价官僚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在清议的浪潮中,“清”与“浊”取代了官位的高低,成为评价士大夫的标准。试想,如果皇帝重用提拔的人被视为浊流,遭到士大夫的鄙夷,皇帝的权威何在呢?

  因此,表面上看,党锢是士人与宦官的冲突,但究其实质是清议和皇权的对立。对于士大夫来说,党锢同样是巨大的打击。表面上看,党锢的处分并不算重,“锢”是禁锢的意思,就是禁止党人做官(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剥夺政治权利”)。但这些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很多都是出身于地方的官僚家族,东汉政权对党人的处分和追捕,使得很多地方大族产生了与东汉政权离心的倾向。因此,到了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为了挽回人心,防止党人与张角等人合谋,立刻解除了党锢的禁令,但更沉重的打击是在心理层面。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代一直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有300年的时间,可谓深入人心,受到世人广泛的尊奉。汉末的清议,最初是按照儒家道德标准来批评政治的,本意是“反宦官不反皇帝”,参与其中的士人,很多有着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严苛的道德操守,他们无疑希望皇帝能够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治国,抛弃宦官,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最终,士大夫发现皇帝竟然站在了宦官一边,士人的道德理想一下子破灭了,而维持这种道德观念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失去了对士大夫的吸引力,后来玄学、清谈兴起,士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放浪形骸风气的出现,都与此有关。成汤、周武王、周公、孔子都是儒家学说中的圣人,在汉人眼中是不能够被非议的,但是在清谈的时代,这些人也可以被讨论,这个其实就意味着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此时,我们发现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汉末魏晋时,人们经常论辩的一个话题叫作“君父先后”论,就是皇帝和你的父亲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站在哪边?这个题目带有一点伦理学的色彩,有点类似今天网络上流传的经典段子——“当你的妈妈和你的女朋友同时掉进水里的时候,你先救谁?”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困境的隐喻,大家的看法也各种各样,并不统一。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话题能够成为公众性的话题,背后反映出来的实质是什么呢?在士大夫看来,国家和家族的利益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这个时候就要选择是继续忠于朝廷,还是维护家族的利益。但是早先,士人没有这样的焦虑,汉代选拔官员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此,汉代察举制基本的名目叫作举孝廉。孝,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品质,和你做官的能力没有关系,但是这是汉代人考核官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在这一观念中,“家族”与“国家”是一致的、同构的。但到了此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家与国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我们经常讲,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往往注意保全一家一姓的地位,而缺少忠诚于朝廷的观念,这是士族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而这种“先家后国”的转变,其实可以追溯到汉末,党锢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可能并不能算是非常重要,但对于士大夫心理层面的打击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维系两汉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也是之后长期分裂局面形成的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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