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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曹魏代汉的闹剧背后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0-04-29 21:05:3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大家都知道,曹魏取代东汉是通过禅让的形式。所谓“禅让”,名义上仿照上古时期的圣王,传贤不传子,把天下让给更有德行的人。因此,表面上看,汉献帝是主动把皇位让给曹丕的。整个仪式有很强的表演性,为了表示谦虚,曹丕还不能立刻接受皇位,起码要推让三次,显示出自己是为天下苍生的福祉考虑,才勉强接受皇位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虚伪的表演,汉献帝无疑也是在威逼之下,才被迫配合这场演出。曹丕本人在完成禅让仪式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之事,吾知之矣”。尧和舜都是中国古代的圣王,他们就是通过禅让来传递皇位的。正是因为现代人已经看穿了其中的虚伪,所以便很少去关心这场戏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禅让。古人所说的“革命”,与现代汉语中的“革命”意思稍有不同,指的是天命的改变。儒家思想强调尊君,自然不会鼓励臣子起来推翻君主。但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如果前一个王朝的统治太过残暴或者太过腐败,失去了民心,便同时也失去了天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去了民心,就失去了天命。于是,此时臣子起来推翻君主便不再是乱臣贼子,而是顺天应人的举动。《周易》中讲“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成汤、周武王虽然曾经是夏桀、商纣的臣子,但他们的起兵是具有合法性的,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儒家推崇的圣王。在这一语境下,“革命”往往是指用暴力手段推翻前一个王朝的统治,其中暗含的意思是前一个王朝因为胡作非为,已经失去了天命而被推翻,新王朝是建立在否定前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的。末各地起兵反秦便是如此,所以陈胜讲“天下苦秦已久矣”,就是天下人怨恨秦朝残暴的统治已经很久了。但禅让的意思则微妙得多,汉献帝之所以要把皇位让给曹丕,名义上是因为曹丕更具有德行,人心归附,因此拥有了统治天下的资格。禅让是通过“和平”的形式进行的,因此也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

  禅让完成之后,汉献帝被封为山阳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之内保留汉的正朔,依旧使用天子的礼仪。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通过“禅让”的形式转移政权,对此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传统。魏晋及隋唐新王朝的建立,大都采取了禅让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宋代,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在形式上仍然是要由后周的小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他。

  历来对于曹操是否有取代汉室的野心有很多争论,但这种对于个人心理的揣度,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很难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验证。但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点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自从公元189年董卓进京之后,东汉的统治实际上已宣告瓦解。从建安初开始,曹操便控制了汉献帝。尤其当他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统一北方后,独揽朝政,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取汉而代之的外在条件。一方面,我们看到曹操做了一系列铺垫的工作。比如说封魏公、加九锡(皇帝才能够使用的九种礼器,包括车马、服装等),最后晋爵魏王,一步步地逼近皇位。另一方面,曹操确实终其一生,也没有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直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丕才取汉而代之,东汉王朝名义上又延续了30多年。这些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行为,或许可以证明,虽然汉献帝早就没有了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是曹家要真正取汉而代之,却也不那么容易。

  两汉400年的天下,尤其是西汉末年王莽一度篡汉成功,但很快又迎来光武帝的中兴。所以在当时人看来,汉确实是一个“千年帝国”,具有很强的合法性,甚至到了魏晋南北朝,起来造反的人,很多人也自称姓刘,或者是本来不姓刘,但是冒姓为刘,显示出“汉”这个符号在当时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其实,如果我们把“皇权”这个概念,进一步分解为“权力”和“权威”两个不同的层次,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汉王朝实际的统治在黄巾之乱后已经宣告瓦解,但是汉的政治权威则维持了更长的时间。这便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义所在,也是之所以要通过“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汉魏易代的原因所在,因为汉在当时人看来具有很强的正统性。

  事实上,在皇权转移的过程中,如何恰当地表现“天命有归”的正当性,其意义不下于对实际权力的操控。表面上看,这些政治话语的构建只是对于权力的一种缘饰、一种装点,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丧失道德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当然,如汉献帝那样,仅仅具有合法性,而缺少支撑它的实力,也会瓦解,这点恐怕是现代人读史的时候多少会忽略的一面。

  我们从另外一个例子中也可以注意到正统的重要。我们比较一下三国三个君主称帝的时间,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紧接着221年刘备称帝;但到了八年之后,公元229年孙权才称帝建立吴国。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中讲道,“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基业稳固,可以说,在三国之中,吴国的疆域与统治是最早形成的,但称帝的时间反而最晚,尤其是在魏、蜀两国都已经称帝的情况下,孙权为什么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呢?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较之于魏、蜀两国,吴缺少足够的正统性。

  曹丕称帝是承袭了汉王朝的正统,尽管禅让是一场表演,但表面上演得还算逼真,汉献帝主动把天下让给了曹家,一副“你情我愿”的样子。刘备则是汉王室的远亲,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尽管血统上不但疏远,而且有些可疑,但这个身份给刘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他只要声称汉献帝的禅让是被迫的,他就有复兴汉室的权利与责任。刘备称帝的时候也利用了一个谣言,这个谣言说汉献帝已经被曹丕杀害,既然献帝已死,作为汉的宗亲,刘备的称帝也显得顺理成章了。

  因此,曹、刘两家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宣称他们继承了汉的正统,孙权则两边不靠,地位尴尬。更麻烦的是,孙权原来在汉的官僚系统中也爵位不高,仅仅被封为南昌侯。孙权袭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孙刘联盟破裂,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在刘备可能复仇的情况下,孙权一度向曹丕称臣,对于给予归降的孙权什么样的待遇,曹魏政权中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刘晔便反对封孙权为吴王,他的理由是“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耳。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孙氏尽管三世据有江东,但他仅仅是汉的南昌侯,所以他和江南的老百姓并没有君臣的关系。所以刘晔主张可以封孙权为万户侯,但绝对不能封王。“王”距离“皇帝”仅一步之遥,封孙权为吴王其实给他日后称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台阶。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刘晔是有先见之明的。

  孙权非常重视祥瑞,也喜欢改年号。比如说,在正式称帝之前发现夏口、武昌两地都出现了黄龙、凤凰。可以说除了武则天之外,孙吴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年号的政权。我们看看孙权称帝前后所使用的各种年号:黄龙、嘉禾、赤乌、神凤。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祥瑞都曾经接连登场,被用了个遍。越是喜欢改年号,越是喜欢制造各种祥瑞,就说明内心越虚弱,这些祥瑞、年号的改变,恰恰反映出孙吴统治合法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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