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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政治、文化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发布时间:2020-04-30 23:46:30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唐朝文化,令我们魂牵梦绕的一点就是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颇符合鲁迅先生所说的这个“拿来主义”,真正有自信心的文化,从来不盲目地拒绝外来事物,什么东西都能够拿来为我所用。整个唐朝,对外贸易相当频繁。唐朝对外交通一共有七条干道,这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一条由营州入安东道,一条由登州海路入高句丽和渤海,一条由夏州通往大同、云中道,一条由中受降城进入回纥道,一条安西入西域道,一条安南通天竺道,还有一条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是海上交通路线)。

 “丝绸之路”——政治、文化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在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名著《唐代交通图考》中,总结唐朝的对外交通网,“大抵唐朝交通以长安、洛阳大道为轴枢,汴州、岐州为轴枢两端之延伸点”,然后他指出,以这样的一个轴向四方辐射,发展出一个通往各地的交通网。而且他还指出,“广州、交州(交州位于今天越南的河内这一带)则为对外海运之港口也。全国大道,西达安西,东穷辽海,北逾沙碛,南尽海隅,莫不置管驿,通使命”,唐朝的对外交通就是这样一幅繁荣的景象。所以唐朝对外交通道路网是相当发达的,而这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应该说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从汉朝开始,中国正式拥有了丝绸之路。虽然说在此之前就已经有通往西域的商路了,但是人们认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应该还是要从汉朝开始算。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陆上丝绸之路都非常兴盛,但是我这里要谈一下我个人对于丝绸之路价值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夸大丝绸之路的经济价值,我这里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有一个重要的缘故,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我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并不兴旺。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古以来的历代王朝——虽然不是全部,执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一方面,是商业需求并不旺盛;另一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都是用骆驼等运输工具来进行运输,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费效比极低。古代的陆路运输费效比极低,所以有一句老话叫作“百里不运粮,千里不运草”,那意思就是说,运送这些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又比较低的东西的话,陆路运输是得不偿失的。你要知道,商人是要盈利的,如果运大而笨重,单位价值又比较低的东西,他是无法盈利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决定了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商品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轻而贵重。首先,它体积重量不能太大,而且一定要比较贵重,这才可以盈利。比方说外界输入到中国的金银器、香料、皮毛等这些东西,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轻而贵重。换句话说,也就是奢侈品。我们对外输出的其实也是奢侈品,比方说我们对外输出的丝绸、瓷器。这些东西卖到外国去的时候,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陆上丝绸之路贩卖来的这些东西,称不上是雪中送炭,最多就是一个锦上添花。

  当然,海上丝绸之路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宋朝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特别兴盛,海运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费效比最高的运输方式。从那个时候开始,外贸在经济方面起到的意义才真正变得无比巨大。但是我们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价值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否定丝绸之路的价值呢?不是的。毕竟经济价值只是价值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整个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意义极其巨大。因为它是一个物种交流的窗口,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

  我们要知道,当时中国位于整个欧亚大陆的东端,相对来说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封闭的,尤其是那个年代,无论是日本也好,还是朝鲜半岛的国家也好,都不够发达。他们是我们的学生,在那个年代,他们对我们的文化的影响并不大,这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中国的那种巨大影响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中国那阵如果想与外边有文化交流,想从外边引进一些技术和物种的话,只有向西这个方向。这种情况下陆上丝绸之路毫无疑问是不二选择。所以陆上丝绸之路对于我们来说,更大的作用不在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商品,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是一个输入的渠道。这点对我们更重要,甚至于它还大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物种多样性。

  比方说,汉代以来引进的很多东西,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人餐桌上一些常见的、耳熟能详的东西。可是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汉代丝绸之路上输入的香菜、大蒜、石榴、核桃、葡萄,还有辽代以后进入中国的西瓜,明清时期进入中国的苹果,等等,这些都是外来的水果。大家可以想见,如果中国人的餐桌上、我们的冰箱里没有了这些东西,那你不觉得我们的生活会减色很多吗?更何况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当然这个跟陆上丝绸之路没有关系),那就是辣椒。我们可以想想中国吃辣的省份有多少?麻辣烫、火锅在全国到处可见,可是辣椒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它来自美洲。甚至再往远里说,我们现在吃的主食当中两大主食——米和面,大米毫无疑问是中国原产的,但面粉是产自两河流域,5000年前传入了新疆。在新疆通天洞遗址,我们发现了5000年前的小麦,大约在3500年前传到了我们内地。小麦是来自外界,饮料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对外输出的是我们原产的饮料——茶叶;而外界给我们输入的是咖啡之类的饮料。这些饮料也是对外交流的结果。也就是说,物种的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而且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来说,还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中国维系自己的国际大国地位的一个标志,就是朝贡体制。在朝贡体制之下,中国是非常欢迎那些远道而来的国家的,他们把这些远道而来的使者都看作是向慕王化。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特点,外交与内政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胡人、蕃客除了在经济方面有意义,在政治方面也很有意义,因为他们能满足皇帝们“万邦来朝”的梦想。也就是说,皇帝希望这些胡人能够扮演一个政治表演的工具,来烘托“天朝上国”的地位。比方说王莽时期,王莽听说上古的时候有远夷重译而来,意思就是说这些远夷语言不通,离中国又很远,直接来到中国的话,都找不到合适的翻译,以至于要辗转翻译,就是甲地的人先来到了乙地,然后把语言翻译成乙地的语言,乙地的语言再翻译成汉语,中国人才能听得懂,这就叫作重译而来。结果呢,王莽上朝的时候就想找这种重译而来的远邦的使者,但是他找不到。找不到的情况下,他竟然找人去扮演重译而来的外国使者。这种虚荣心体现出了在某些君王心里,有远邦而来的使者是“天朝上国”诸多元素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这种大度,古代的政府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比如说胡商就很喜欢与政府做交易,把东西卖给政府,因为政府能够给出比市面高得多的价格来。在阿拉伯人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里边就提到过广州市舶使贸易——广州市舶使是唐朝中期设置在广州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尤其是为宫廷采购物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出手非常大方,以至于胡商们都希望入港之后,能够与市舶使进行交易,因为他们往往会拿出几倍于市场价格的钱来买他们的商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体现“天朝上国”的气魄。因此这是一笔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

  你看唐朝的各个皇陵,前面都有番臣像或者番民像。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象征着万邦来朝,象征着皇帝的国际地位。还有国子监讲学要求有外国人去站立旁听;宣布大赦,也要求有番民、僧侣在列。后来在唐德宗时期还出现了一个现象,本来很多胡人入华之后,都开始穿汉服,但是唐德宗特地下令“番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毕竟如果穿汉服,别人就看不出你们是外国人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展现一个花团锦簇、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所以,胡人在中国除了是经商的主力,对于最高层来说,他们也是一个维系“万邦来朝”繁华景象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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