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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为何要模仿佛教

发布时间:2020-04-30 23:53:4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西典东来,就是外来宗教在唐朝的传播情况,重点是“三夷教”。所谓“三夷教”,也就是景教、摩尼教和祆教。为什么称其为三夷教呢?是因为它们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信奉者主要是胡人、外国人,所以被唐朝人叫作三夷教。

 唐代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为何要模仿佛教

  我们先谈一个历史现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宗教宽容的风气,外来宗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比方说在唐朝之前,佛教就是最有名的外来宗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不仅迅速发展起信者,而且还出现了本土化的迹象。到了唐朝,本土化的迹象已经相当普遍了,后来就彻底地实现了本土化。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是相当宽容的,自身有宗教信仰,同时对外来的宗教信仰也不进行盲目的排斥。佛教的进入证明了这一点,而三夷教的进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当然了,中国的皇权是不大会担心宗教对自身构成什么致命的威胁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以宗教为武装而掀起的起义或者叛乱屡见不鲜,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历代对于宗教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保守估计,从殷商时代开始,中国的君主就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大祭司。因此不管什么样的外来宗教,我们发现,从朝廷皇权这个角度上来说,很少看到他们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基本的政治架构和价值观。以祭天地和太庙祭祀为核心的宫廷主要祭祀仪式、祭祀活动、祭祀体系当然是排斥外来宗教的,因为这些才是宫廷的、皇权的信仰的核心部分。而其他的宗教在中国的皇权看来,只要有利于教化人心、安抚人心,它都是可以接纳的,更不要说唐代自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

  唐朝时期,外国人在中国人数众多。比方说晚唐时期,广州的外国商人及其亲属加起来数字很庞大。有一个史料说是12万,另一个史料说是20万,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当时广州的总人口大概也就是几十万,那广州外国人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之大,就非常引人注目了。另外,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泉州等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外国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唐朝本身就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三夷教的进入与壮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景教。景教也就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教派。聂斯托利本人,曾经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的主张与罗马教廷是不一样的,他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罗马教廷就把他看作是异端。后来经过教会大会的共同决定,对他实行了绝罚,聂斯托利教派的身份就变得不合法了,因此有一部分教徒就逃到了波斯。在波斯,他们受到了当时波斯政权的保护,久而久之在那儿发展壮大起来了。到了唐朝贞观时期——贞观九年(635),阿罗本将景教带到了中国。根据《大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当时唐太宗非常欢迎景教的进入,而且派出了房玄龄到郊外去进行迎接。“景教”这个名称就是汉地的基督徒起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派到底叫什么,想了半天,最后定了“景教”这样一个名称。

  那么为什么叫“景教”?有的学者认为是“光明辉煌”的意思,还有的人则认为“景”就是“基督”的谐音。而且这些景教教徒来到中国之后,获得了政府的承认,然后又在各个地方设置教堂,当然他们这个教堂不叫“教堂”,按照当时中国的称谓,那时候没有“教堂”这个词,因此按照中国人对宗教场所的习惯称谓,它们都被称之为“寺”。不仅长安有,全国各地都有基督教堂,所以《景教流行中国碑》里边说,“法流十道”,意思就是指他们的宣教、宣传到了十道,教堂也设到了十道。“十道”指的是“贞观十道”,当时贞观年间,唐朝政府把全国划分为十个大区,这十个大区,就叫作“十道”。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欢迎景教的进入?唐太宗本人信仰基督教吗?可以肯定的是,唐太宗不信。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欢迎它呢?其实说白了,中国历代的皇帝对于宗教的传播,一般来讲,只要是有教化人心,有利于社会风气培养的宗教,都是持欢迎态度的。而且宗教在中国享受的是一种事后追责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会对宗教的进入采取事前的审查,你如果真的在中国惹出了很大的麻烦,甚至威胁到皇权的统治的话,会对你进行事后的追责。事后追责制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唐太宗派遣房玄龄去迎接阿罗本,还允许他们设置教堂。对于外来的宗教,只要是正经的信仰,唐太宗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态度。

  当时景教在中国,不仅有众多的教堂,而且有很多的信徒,并且广泛参与慈善活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餧(喂)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自古以来,基督教就热衷于各种慈善活动,也热衷于各种医疗活动。而且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古代有很多外来的科学技术,也与基督教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说:“自古以来,宗教之传播,莫不假天算、医学以为工具。”也就是说,数学、天文和医学是传教的重要利器。而基督教在这方面对中国的影响甚大,从唐代一直到明清,都是如此。在唐代,基督教徒当中也有一些名人,比方说伊斯,伊斯是郭子仪重要的助手,堪称郭子仪的左膀右臂和智囊。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中,就记载过他的事迹。另外,除了他,整个唐朝300年历史里,有明文记载的基督徒也屡见不鲜。基督教在唐朝的传播还是比较顺利。

  但是在唐武宗会昌毁佛期间,基督教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景教和佛教一起遭到了政府的禁止,这是为什么呢?景教进入中国之后,它传教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景教走的是上层路线,这个是在模仿佛教。我们要知道,从汉明帝永平求法以来,佛教的传播就一直走的是上层路线,而且很成功,以至于景教进入中国之后也走了同样的路线。第二,景教进入中国之后,它发现要想让中国人接受自己,就必须借用一下佛教既定的一些术语体系,这样中国人才好理解。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单从文字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年代景教的很多经典看起来与佛教高度相似。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中,使用佛教用语的情况就非常多,比方说有“僧”“妙有”“空有”“无为”“高僧”“广慈”“施主”“大德”等词;《景教三威蒙度赞》里也提到“无上”“诸天”“清净”“慈恩”“妙乐”“广度苦界”;在《一神论》里提到过“虚空”“四色”“神通”“果报”“功德”“布施”……总之一句话,景教传播的过程当中,大量借用佛教的词汇,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景教与佛教各自的特征,很多人是把它们混为一谈的,甚至政府也不见得能分清。比方说刚才提到的郭子仪的重要助手伊斯,他立功之后,政府给伊斯的名号是“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你从这个称谓看得出,政府也把他与佛教的高僧混为一谈了。所以会昌毁佛,针对的是佛教,但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毁佛的同时,由于景教的外在形式比较接近佛教,因此也遭到了政府的毁弃。

  当然了,景教并没有因此完全在中国绝迹。我曾经审读过一篇韩国留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专门探讨中国古代基督教的传播,他指出在新疆、内蒙等地,唐朝的时候就一直有景教教徒的存在。后来到了元代,景教教徒再度大规模进入中国,当然那时候景教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也里可温教。所以景教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被赶出国门。

  除了景教,我们还要再谈一谈摩尼教。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他是公元3世纪的人,主要是在巴比伦等地区进行传教。他创立这个新宗教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普世性的世界宗教,超越一切宗教,所以他曾经自称是佛祖和耶稣的继承者,是全人类最后一位先知。摩尼教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世界观,把一切现象归结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且强调人应该努力向善,应该去达成光明世界。所以在中国,人们又赠予了摩尼教一个新的名称,叫作明教。摩尼教进入中国之后,它的信仰者也主要是外国人或者是少数民族,而且它曾经一度被政府定为邪教,遭到过禁止。开元二十年(732)七月的敕文是这样说的:“未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这个敕文两道意思:认定摩尼、摩尼法妄称佛教,是一种邪教,因此要加以禁止;但是同时又指出,在唐朝国土内,西胡等这些外国人以及少数民族,信仰它的人,不需要被治罪。也就是说,这项禁令主要是针对汉人,禁止中原人士去信仰这个宗教。

  摩尼教在传入唐朝的同时也传入了回纥,后来被回纥定为国教。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曾向回纥借兵,回纥兵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回纥人在唐朝后期地位相当高,政府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几乎可以说享有治外法权。凭借这种特殊的地位,回纥人在唐朝内地大力推广摩尼教。根据《佛祖统纪》的记载,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允许摩尼教徒在长安设置了一座摩尼寺,叫大云光明寺,然后又允许他们在荆州、洪州、越州等地都建立摩尼寺。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洛阳、太原又建摩尼寺二所。

  自此以后,摩尼寺遍布中国境内,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本质上是回纥仰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强行推行的结果。结果到了唐武宗会昌元年,回纥被黠戛斯击败,国势衰落,回纥从自己的祖居地逃跑了。回纥的国势一衰落,唐武宗立即就对摩尼教进行了打击,下令关闭江淮诸镇的摩尼寺,尤其到了会昌毁佛期间,更是对摩尼教进行了严酷打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记载说“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

  据记载,仅在长安地区,被杀掉的摩尼教高僧就达70多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摩尼教再也不能在社会上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且与中国本土的一些宗教信仰相结合。到了五代、两宋期间,摩尼教仍然在传播,而且还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比方说宋朝著名的方腊之乱、钟相起义,还有就是元代末期的韩山童、刘福通起义,都受到了摩尼教巨大的影响。陆游写过一个《条对状》,其中曾经提到过当时民间宗教信仰的情况。他指出,摩尼教在当时宋朝还广泛地存在着。他说:“淮南谓之二襘(guì)子,两浙谓之摩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我们可以看到,陆游同时提到了“摩尼教”“明教”这样的称谓。所以说实话,这个时候摩尼教的信仰可以说是相当普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底层社会。我们这里顺便说一句,明朝国名之由来,也有可能跟明教有关系。有关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吴晗先生写的《明教与大明帝国》。

  除此之外,还有祆教。祆教的教主是琐罗亚斯德,他出生于米底王国,后来改革了原来的多神教,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并在波斯得到了传播。而在中国,琐罗亚斯德教有一个称谓叫祆教,或者叫火祆教。因为琐罗亚斯德教崇尚光明,所以他们崇拜火。在他们的祭祀仪式当中,火总是不可或缺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把它叫作火祆教,或者叫作祆教。唐代僧人慧超写过一本《往五天竺国传》,他在其中记载:“自(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他提到的主要是一些粟特人国家,他说这些国家都是拜火祆的,而且在中国新疆的高昌、焉耆、疏勒、于阗等地也在流行这个火祆教。

  火祆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进入了中国,在唐朝当然也有。当时在洛阳有两座火祆教的寺庙,在长安有四座。而且在唐朝的政府机构当中,还专门设置有管理祆教的机构,并且还实行委托式管理。也就是说,在胡人当中,从北朝时期开始就有一种官职叫作萨宝。这些被任命为萨宝的人,大多数就是祆教的祭司。根据荣新江先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一文中的研究,安禄山就是一个祆教徒,史思明也是祆教徒。他说:“安禄山自称为‘光明之神’的化身,并亲自主持粟特人聚落中群胡的祆教祭祀活动,使自己成为胡族百姓的宗教领袖。他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团聚辖境内外的粟特胡众,利用‘光明之神’的身份来号召民众。大量番兵胡将追随安禄山起兵反叛,不能不考虑‘光明之神’感召的精神力量。”

  除了三夷教,其实还有很多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比方说严耀中先生就专门研究过印度的婆罗门教。他认为,婆罗门教通过“碎片分合”和“借瓶送酒”的方式也广泛地进入过中国。什么叫“碎片分合”呢?指的是婆罗门的经典、教徒、传教者,以及仪轨、法术等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甚至还出现过婆罗门的神庙。什么叫作“借瓶送酒”呢?就是说佛教吸收了很多婆罗门教的教义和仪轨,然后传进中国。

  总之,三夷教、婆罗门教这些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足以向我们展现唐朝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唐朝相对也比较开放。当然了,冲突不是没有,但是总的来说,唐朝还是持一种对外来宗教开放包容的态度,它们也成为唐朝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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