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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十三朝古都但是唐朝灭亡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定都长安了

发布时间:2020-05-01 00:12:0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长安是十三朝古都,但是唐朝灭亡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定都长安了。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也不是唐朝之后的人不想定都长安。比方说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经派出了自己的太子朱标到长安去视察。因为当时有人建议他说,天下最适合定都的就四个地方,一个是河东,一个是汴梁,一个是洛阳,还有一个就是关中。提建议的人还说,这四个里面最适合定都的就是关中,于是朱元璋派出了朱标进行视察,朱标回去之后给他献了陕西地图。但是过了没多久,由于鞍马劳顿,朱标得病去世了,而这件事也就被搁置了。朱标还一直在病榻上跟自己的父亲商讨定都之事,可是这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其实要我说,即便朱标不死,明朝的都城也不大可能定到西安(长安)去。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长安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首都的条件了。

长安是十三朝古都但是唐朝灭亡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定都长安了

  要探讨长安为什么丧失了做首都的条件,我们首先得明确一点,原先是什么条件促使长安成为首都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方面,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在《史记》当中把它称赞为天府之地。历史上被叫为天府之国的地方一共有八个,而陕西关中是第一个。

  二是陕西关中的这个地理形势之有利,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险固之地。按照《史记》的说法,就是“四塞以为固”,因为它四面都有天险,是一个巨型的盆地。北边是黄河以及陕北高原;东边在汉代的时候虽还没有潼关,但是有函谷关,函谷关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南边是巍峨的岭;西边有陇山这样的天险,而且还有一系列的关隘。长安位居其中,战略上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所以刘邦当年在垓下之战中击败了项羽之后,本来准备定都洛阳的,但是遭到了娄敬以及张良的劝阻。娄敬提出的理由是,“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险固之地,从战略安全这个角度来说,也应该选择定都长安。如果形势有利,就出去打;如果形势不利,就退回来坚守。而且刘邦那个年代,刘邦与韩信、彭越等这些战略盟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还很微妙。对于刘邦来说,仅仅消灭一个项羽是不够的,他还要为未来的斗争做好准备,所以刘邦选择在关中建立自己的首都,他在渭水南岸建了长安城。

  当年长安成为首都,主要是上面这两方面的原因。可是这两大因素,到了唐朝时期,都遭到了破坏。经济方面,长安当首都的时间也许有点太长了,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周边的环境也很难再达到维持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存在的标准。随着人口的增加,长安对环境的压力日渐增大,一方面,是粮食的短缺;另一方面,是燃料的短缺。后者尤其致命,我提醒大家注意,燃料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人虽然自先秦时代就开始使用煤炭,汉代我们也在河南发现过冶铁的遗址,其中有使用煤炭的痕迹,唐代当然也有,但是煤炭的普及程度始终不高,木柴仍然是主流。包括平常的烹饪、取暖,乃至砖窑、手工业生产,都大量使用木炭、木柴,这就造成了对自然环境过度的索取。

  再加上到了唐朝的后期,整个气候环境转向寒冷,寒冷期的到来使得我们的降水线南移,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关中地区的干旱。另外隋唐时期的人们处理生活污水的方式是采用渗井向地下排水,北方城市尤其如此,因为北方不像南方城市,有那么多的自然河道可以利用,结果又造成了城市地下水的污染。几大因素综合作用,就使得自然环境,尤其是植被环境受到了破坏,地下水遭到了污染。

  而植被环境遭到破坏,又带来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又带来了粮食的减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后来植被破坏到了何等地步呢?先不说唐晚期那个寒冷期的到来,即便是唐德宗时期,气候条件尚可的情况下,植被的破坏也已经十分严重了。在唐德宗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司在同州(同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东部、关中东部这一带)发现一个山谷里边有上千根大木头,于是举朝欢庆。原来在关中地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采伐到这种堪作大型建材的巨木了。偶然在一个山谷里有了发现,大家可以说是欢欣鼓舞。

  从人们这样的反应,能够看出,在唐德宗时期,环境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而且老百姓是求方便、求便宜的。别说唐代,即便到了宋朝以后,煤炭虽然在燃料结构当中所占比重甚大,但普通老百姓该烧木柴还是要烧木柴的。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现代化矿井,能够产出这么多煤炭来,当时的煤炭还有产地的限制。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清末民初的那些照片当中,每逢照片当中出现山地的时候,往往是光秃秃的。其实中国植被的改善是最近这几十年来才开始的。而汉唐时如果有照相机的话,比方说唐德宗时期到长安拍一下,我们大概也能看到“童山濯濯”这样的景象。

  在经济方面,环境的破坏带来的是粮食的减产,而经济地位的下降也是长安最后不能成为首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必须指出,此时东南地区也开始崛起了。我们在讲隋炀帝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经率先敏感地意识到,南方经济的开发必然后来居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隋唐这个时代已经悄然开始了,到了唐朝后期就越来越明显了。在隋代以及唐朝前期,说实话,北方论粮食产量与南方还没有什么天壤之别。要说北方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就体现在北方经常遭受一些干旱的打击,而南朝相对来说水资源比较丰富。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南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可能比北方要强一些。从当时各种统计数据来看,北方的粮食产量总体上与南方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了关中地区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关中地区粮食不够吃,不是说关中的农业生产退步了,而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毕竟长安城是一个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古代的生产力很难供养这样的城市。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于是就接二连三地出现皇帝带着百官和后宫,前往洛阳去吃粮。因为洛阳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可以更方便地获得从华北以及南方运来的粮食。这个事件有一个雅称叫作“天子就食”,说白了就是高级讨饭。隋文帝、唐高宗时期都出现过这样的事儿,唐玄宗时期也不例外。

  于是唐玄宗时期出现了一个政策——和籴政策,就是由政府出资来收购关内诸道老百姓手里边的余粮,然后把它储备起来。由于官府是用市场价来收购这些粮食的,所以老百姓乐于交易。比方说天宝八年(749),长安附近就通过和籴获得了50余万石粮食,这些粮食基本上够吃了。因此从开元后期开始,唐玄宗就不用再去洛阳“天子就食”了,可见这个时候长安的地位还算相对稳固。但是这种地位的稳固是无法持续的,北方的农业生产仍然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这是其一。何况,还有更要命的一点,也就是战乱。外族的入侵一般是从北方来的,安史之乱也是如此。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安史之乱一打就是八年,而基本上没有波及南方。北方原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但是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之下,可以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的财富和粮食就变得日渐重要。第五琦曾经说过“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另外韩愈也曾经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他说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把江淮的财富称之为国命之所在;唐宪宗自己也说过,军国费用取自江淮,所以江淮的财富成了唐朝后期立国的根本。没有江南的粮食和财富,唐中央政府可以说连一天都支持不下去。至此,经济重心已经开始朝南方转移了。而经济重心的转移势必带来政治中心的转移,倒不见得说经济重心到哪儿,政治中心就必然到哪儿,但是一定会有影响。

  政治中心后来在五代以及宋朝转向了河南地区,这个并不是偶然。原因就在于河南地区当时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江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的财富,而长安却不容易。长安之所以不容易,还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问题,就是漕运的艰难。通过陆路运输粮食,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靠漕运。可是用漕运将粮食运到长安是非常艰难的,主要就是三门峡的这个“肠梗阻”,这个“肠梗阻”造成了整个运输体系效率的低下。而唐朝为了维持长安的地位,曾经做出过许许多多的努力,比如漕运的改革,比如辗转运输制度的发明,比如变造清货,还有刚才提到的唐玄宗的和籴政策,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缓解漕运的压力,或者改善漕运的条件,这样做当然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诸位读者朋友想到一个问题没有,这样做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唐朝灭亡以后的君主对长安本来就没有这么深的感情,为什么非得付出这么大代价来维持长安的地位呢?既然别的地方可以取而代之,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长安最后不堪重负,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除了经济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战略地理问题。自古以来,定都的地点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战略方向来选择。要么是受威胁的方向在哪里,中央就在哪里镇守,也让各种资源向那个地方倾斜,有利于那个地方的防御;要么就是将首都定在政权起家的大本营;还有一个就是在战争当中,随着形势的发展产生的需要。

  在唐末藩镇争霸的战斗当中,以及后来五代时期,长安在战略方面地位日渐下降。比方说五代时期,朱温在凤翔地区击败了李茂贞之后,劫持了唐昭宗,然后把唐昭宗带往洛阳。而他自己的大本营在汴梁,大家知道洛阳、汴梁都在河南的中部,相距并不遥远。

  他把唐昭宗带到洛阳,是因为洛阳原本就是唐朝的东都,又靠近自己的大本营汴梁,以便控制住唐昭宗。而且临走的时候,朱温对长安城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不仅把长安城的百姓迁往洛阳,而且还把长安城加以毁弃。他把长安的宫城、宫殿拆毁,然后,将大型的木件都投入渭河里,由渭河将之冲到黄河里边,然后他再派人在洛阳以北的黄河河面上,驾着船去拦截那些木料。为的就是用它们来建洛阳的宫殿。从这点上来说,又能印证我们前面那个说法,也就是那时候找大木头已经比较困难了,所以他要废物利用,利用长安城的这些旧木料来建洛阳的新宫殿。长安城就此一蹶不振,地位一落千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在那儿建都了。

  而且到了开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当时天下的形势是,朱温的主要势力范围集中在河南地区,在中原,而当时与他敌对的或者说起码未表示归顺的,主要有河东地区李克用的政权、关中西部李茂贞的秦岐政权、四川地区王建的蜀政权,以及淮南地区杨渥的政权。而对于后梁来说,这几大势力当中威胁较大的势力是河东地区的李克用以及关中西部的李茂贞,这两个方向是当时后梁主要用力的方向。除此之外,淮南地区的杨渥也是一个尚未归顺的政权。而原本威胁比较大的李茂贞通过凤翔攻守战之后,势力已经不足以威胁到朱温政权的安全了。蜀地的王健更是不足为虑。巴蜀地区虽然地势险要,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言,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这个地方毕竟地势不够开阔,人口也不够多,所以这地方有个特点,就是自保绰绰有余,但是往外经略天下,恐怕单以此地为基地还是比较困难,当年的诸葛丞相就是这样失败的。所以王建的政权也无法对后梁的政权构成什么威胁。

  那么对于朱温来说,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晋争霸。又要思考如何对付河北地区的其他势力,同时能够压制住淮南的杨渥这个方向。所以朱温把首都定在自己的大本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别无选择。一方面这里是自己的大本营,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隔绝李克用的势力与淮南势力。

  也正因为这样,朱温建立政权的时候,除了将河中府交给了自己的养子朱友谦,其余滑州、汴州、郓州等地都由他亲自来控制,然后他又以汴州为开封府,作为自己的东都,也就是事实上的首都。从他这个时代开始,河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就基本上确立下来了。就这样,政治中心完成了东移的过程。而且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经济重心这阵儿已经开始南移了。经济中心的南移和政治重心的东移都决定了长安再也不可能成为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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