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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新旧两党与现代政治的左右派如出一辙

发布时间:2020-05-01 00:43:3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朋党、党争。比如东汉末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党争,演变成“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为领袖,李党以李德裕为领袖;明朝则出现了类似东汉“党锢之祸”的党争,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相争。那么宋代的朋党与党争有什么特别之处?何以值得我们拿出来讲一讲?

宋朝的新旧两党与现代政治的左右派如出一辙

  宋朝朋党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朋党。首先,不管是汉唐,还是明清,朝中虽有朋党的事实,但朋党中人却不敢自称结党,因为朋党、党争是犯忌的事;“朋党”一词也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但在宋朝,开始有士大夫为“朋党”正名。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论及朋党之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朋党既不可禁,也不为害。范仲淹的同僚欧阳修还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里面说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这是公开鼓吹朋党。

宋朝的新旧两党与现代政治的左右派如出一辙

  欧阳修的观点,在宋代得到宽容对待,皇帝也没有反驳他。在几百年后,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这名专制君主说:如果欧阳修今日发表朋党论,朕必定狠狠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欧阳修应该庆幸他生在宋王朝,若是生在大清的康雍乾盛世,恐怕早就被砍掉脑袋了。

  这是宋朝党争的第一个特点,开始有人公开地从正面评价朋党。

  宋朝党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与党争的两派士大夫,往往私人关系还不错,甚至是好朋友、亲兄弟,比如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个是旧党领袖,一个是新党领袖,但他们私下里也是好朋友。王安石与王安国是一对兄弟,但王安国却反对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台湾学者蒋勋先生说:“王安石跟苏轼、司马光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争论,形成党争……他们上朝意见不和,但下来还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苏东坡常常在一起写诗,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时候你是新党,我是旧党,清清楚楚。我想这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有的开明的状况。”

  蒋先生的描述可能有点理想化,但确实反映了宋朝党争独有的一大特色。反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明的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之争,那可是你死我活,一方要置另一方于死地。不过,北宋的党争发展到后期,也开始恶化,出现了将对手列入黑名单的极端做法。

  宋朝党争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士大夫派系的分化与私人恩怨毫无关系,只因为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巨大差异,才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的政治主张保守一些,是保守派;另一方则激进一些,是变法派。

  从熙宁变法到北宋覆灭的五六十年间,新旧二党各执一见,展开激烈的政治竞争,都在争取将本党的政治主张确立为“国是”。国是,就是基本国策的意思。一旦哪一派的政策主张被确立为“国是”,那么理所当然,这一派便获得了执政权,另一派的人则通常下野、退隐——他们不必担心会因为政见不同而被诛杀。直到另一派说服君主变更“国是”,他们才回到朝廷执政,而原来的执政团队则集体下野。

  而其他王朝的朋党,不管是汉代的士大夫清流与宦官集团,还是唐代的牛党与李党,抑或明代的东林士子与宦官集团,这些都不是以明确的政见差异进行区分,而是基于私人感情、私人利益形成朋党。

  宋朝的新党与旧党不但以政见的差异分成两个派系,而且,从政见来看,新旧党就如近代的左右派。我讲一个小故事:

  宋徽宗刚刚当皇帝时,曾经想调和新旧党之争,所以任命保守派的韩忠彦与变法派的曾布为宰相,兼用新旧党。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有一个叫作邓洵武的起居注官,鼓动宋徽宗重用新党,接续父兄的变法大业。徽宗的父兄就是宋神宗与宋哲宗。邓洵武这么说:“陛下是神宗皇帝之子,当今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当年神宗皇帝推行新法,韩琦坚决反对;如今韩忠彦当宰相,废罢先帝的新法,如此看来,韩忠彦作为韩琦的儿子,能发扬父志,而陛下作为神宗皇帝的儿子,却不能继父志也。”这个邓洵武的父亲邓绾,也是神宗朝的新党中人。如果徽宗能够恢复新法,他邓洵武自然也可以发扬父志。

  为了说服徽宗,邓洵武又献上一幅图,更准确地说,是一张图表,图上列了一份新旧党任职统计表格,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栏为新党中人,右栏为旧党中人。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而左栏的名字则寥寥无几。

宋朝的新旧两党与现代政治的左右派如出一辙

  邓洵武用这个表格告诉徽宗,这几十年前,朝政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皇上您若要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就应当起用变法派。

  你注意到了没有?邓洵武将旧党名单列于右边,将新党名单列于左边,我们运用政治学光谱的知识,马上便会发现,这个左右之分,居然非常符合今日人们对于左派、右派的界定。因为宋神宗年间,新党与旧党在朝堂上发生过多次政策辩论,这些政策辩论,看起来就像是现代国家议会上左右派之间的争辩。

  你若不信,请听我细说。新党力主变法,认为“祖宗不足法”,就如美国左翼领袖奥巴马喊着“改变”上台,王安石也是以一揽子变法方案获神宗赏识,而成为执政官。而旧党则与近代保守派一样,更希望传统与惯例得到尊重,他们倒不是反对改良,只是不赞同激进的变革,就如司马光说:“治理天下就如修建房屋,有破漏的地方可以修补,如非完全破坏,不应该折旧重建。”

  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试图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阻止贫富悬殊。这一主张,跟近代左翼政党并无二致。而旧党显然更注意对富民阶层的财产权保护,如苏辙认为,贫富分化,是天经地义的,你王安石凭什么打着救济贫民的旗号剥夺富民的财产?观点与近代右翼政党如出一辙。

  新党又主张强化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介入市场。熙宁变法中的“市易法”,简单地说,就是在城市、城镇设立商业银行,向商户发放贷款,收20%的年息;“均输法”则是设立国营贸易公司;“青苗法”就是国家成立农村小额扶贫银行,向农民放贷,当然,也要收一年20%利息。新党的这些经济政策受到旧党的猛烈抨击,比如旧党中人认为,国家当了放贷的金融商,那是与商人发生了角色错位,市场的应当归市场,官方不要插手介入。显然,旧党更加赞同自由经济。

  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一样,旧党更强调道德秩序,也更愿意服从道德的约束,他们每每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攻击新党。新党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无可挑剔,但他看起来就跟左翼自由派一样不太关心个人品德,因为在他的阵营中,确实集合了一班品行低劣之人,如李定、舒亶、吕惠卿、邓绾、曾布。

  更能体现宋代新党之左派色彩者,是他们的“国家福利”政策。我们现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执政之时,曾力推“国家福利”,如建造福利养老院、福利医院、福利公墓,贫民的生老病死,由政府给予救济。北宋福利制度非蔡京首创,却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达至鼎盛。而当蔡京罢相前后,福利制度也随之收缩。

  我们回过头去看新旧党的这些争论,真的会觉得有点像近代议会上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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