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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路上的小插曲:“外向”的明成祖朱棣

发布时间:2020-05-01 22:40:28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我经常和朋友交流,有明一代的基本制度,大抵是“太祖”朱元璋一手制定的,但有明一代一切露脸的事情,大抵都是“太宗”朱棣做的。嘉靖时期把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是有道理的。

  虽然在经过不断修订和“篡改”的《明太祖实录》中,有关于朱元璋说四子朱棣“肖己”的记载,《明史·成祖本纪》的赞语也说,成祖的“雄武之略,同符高祖”,但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二人的旨趣,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封闭路上的小插曲:“外向”的明成祖朱棣

  建立“大明”之后,太祖朱元璋更注重修炼大明皇朝的“内功”,所以把精力放在了内政上,对外则一面禁海,一面告诫子孙后代不轻易挑起战争,并且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爪哇、三佛齐等,但不包括蒙古,因为那时明朝边境的最大威胁,还是蒙古各部。

  成祖朱棣不一样,“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的主要精力放在持续不断地对外开拓上,他更注重的是“外功”。当然,他有一个能“守成”的太子、后来的仁宗朱高炽,永乐时期的一般事务,是由“监国”的太子处理的。

  虽然明朝人从道义上不认同朱棣夺取皇位,却在感情上为有这样一位横空出世的帝王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体现在《明史·成祖本纪》的赞语中: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明史》虽然最终成书在清朝乾隆年间,但秉笔者是受黄宗羲影响的“浙东学派”,代表着明朝遗老的看法。但《明史》最后又是经过乾隆皇帝“钦定”的,能够被他认同“远迈汉唐”四个字,是对朱棣的极高评价。“治隆唐宋”“远迈汉唐”,恰恰表现了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功业:老子朱元璋的风格是“治”,儿子朱棣的风格是“迈”。

  《明史·外国传》有一段概括:“成祖以武定天下,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于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为解除北部边患,朱棣五次北伐,迫使鞑靼部称臣、瓦剌部远遁,多次深入漠北,渡饮马河(今蒙古境内的克鲁伦河),直抵擒胡山,刻石纪功:“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明太宗实录》卷108,永乐八年四月)这是何等气势。

  在大漠以东的黑龙江一带,明成祖设立了奴尔干都司,治所位于距黑龙江出海口约100公里的特林,曾经七次派兵巡视,与郑和七次下西洋遥相呼应。巡视黑龙江的亦失哈,在特林地方两次修建永宁寺,立《敕建永宁寺碑》《重修永宁寺碑》。《永宁寺碑》的碑文用汉、蒙、女真三种文字镌刻,两侧则是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的“六字真言”。

  南边因为安南内乱,出兵平定后,设交阯(即交趾)布政司,成为明朝的一个省。

  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卫青的部队直抵阗颜山(燕然山),即今蒙古共和国的杭爱山南麓,霍去病的部队更在乌兰巴托东北的狼居胥山,举行庆功大典。东汉和帝时期,窦宪、耿秉率汉、羌和南匈奴的联合部队,摧毁北匈奴主力,在卫青曾经到达过的燕然山,刻下了“纪汉威德”的纪功石碑。唐太宗时代,李绩和李道宗、薛万彻等人率领唐军及突厥、铁勒诸部,打击薛延陀部,兵锋直抵杭爱山。

  但是,无论是汉还是唐,都是命将出师,唯独朱棣,是亲自率军,深入漠北。至于黑龙江流域,则无论是汉还是唐,都是兵力未及之处。而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不但在印度洋上示威,而且直接在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地面设置了三佛齐、满剌加等宣慰司,成为明朝的附属,更是汉唐所未见。

  所以,对于朱棣的“武功”,《明史》说“远迈汉唐”,毫不为过。但是,朱棣不仅有“武功”,还有“文治”。这方面的大手笔,是《永乐大典》;另外,更有后来成为科举依据的三部“大全”。

  《永乐大典》的全书已经散失,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永乐大典》的成书过程与贮藏情况做了概述:全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从永乐元年七月始,到二年十一月成,用时一年半,初名《文献大成》,由翰林院学士解缙总其事,参与者有147人。由于时间仓促,纰漏较多,遂调集2169人,共与此事,由解缙、姚广孝等人共同监修,到永乐五年十一月告成。由于卷帙过大,无法付梓。此书始存南京,迁都北京后存于北京的文楼。嘉靖四十一年,调集儒士200人,开始重录正副二本,由高拱、张居正主持校理,到隆庆初告成,原本归于南京,重录的正本贮于内阁所在地文渊阁,副本贮于“皇史宬”。明朝倾覆时,南京的原本和北京皇史宬的副本被毁,而存于文渊阁的正本,也只剩下2422卷,十仅存一。

  《永乐大典》是明朝也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书活动。对于这次活动,晚明孙承泽集中了当时人们的看法:“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春明梦余录·文渊阁》)战事刚定,如此兴师动众,目的确实是希望通过修书,平息士大夫中的不平之气。但随着时局的稳定,“附加”的意图也就凸显出来,那就是对中国历代文献做一次全面的整理,所以取了《文献大成》之名,朱棣在“敕旨”中说到这个“初衷”:“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凡书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无厌浩繁。”(《明太宗实录》卷21)

  通过《永乐大典》的编撰,文化人的心态确实平稳了不少,也触发了朱棣继续进行“文化建设”的兴趣,于是有《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的编撰,由接替解缙为内阁领班的胡广主持。这三部“大全”的编纂速度也十分惊人,从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修书的“上谕”发布,到第二年九月,为时10个月,260卷全部告成。其中,《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

  如果说“大典”是整理历代文献,“大全”则是确立朱熹学说的地位:《五经大全》经注的依据是朱学,或为朱熹本人的著作,或为朱熹弟子的著作,或为朱熹推崇理学家著作;《四书大全》则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翻版和扩大;《性理大全》所收的“先儒”著作,除两篇外,其他的不是朱熹所作便是朱熹所注。可见,成祖朱棣是把编纂“大全”作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大制作。此后,全国官学学的是“大全”,科举考试考的也是“大全”,致使清朝《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说:“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底,具在于斯。”而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的确立,也是以明代三部“大全”的编纂为标志的。

  如此推崇朱熹之学,当然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但不知是否也与“国姓”为“朱”有关。有记载说,明太祖建立大明之后,曾经接见过一位来自朱熹家乡的“朱”姓读书人,问其是否为朱熹的后人,因为朱元璋希望自己的祖上也和朱熹有点瓜葛。

  朱棣之为“成祖”,对明朝最为重大的贡献,还是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由此巩固了父亲朱元璋奠定的明朝基业。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既富且强的皇朝,都必须有两种资源:农业资源、牧业资源。都城在北京、在西安乃至在洛阳,都在特定的时代享有两种资源。但是,如果都城窝在南京,则只有一种资源,可以富,但绝不可能强。所以,所有定都在南京的政权,都是迫不得已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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