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故事 > 明朝历史 > 朱棣五次北伐的是非成败

朱棣五次北伐的是非成败

发布时间:2020-05-01 22:59:48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对于成祖朱棣“远迈汉唐”的开疆拓土,人们做了种种解释,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说朱棣的母亲是位蒙古族女子,甚至说实为元顺帝的一位妃子,带着身孕侍候朱元璋。由于身上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有着蒙古人热衷于“征服”的基因,所以朱棣一生和当年成吉思汗、忽必烈一样,都在征战。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有一个人们没有察觉、没有留意的因素,那就是“靖难之役”的惯性。

朱棣五次北伐的是非成败

  “靖难之役”打了四年,战争随着朱棣直取南京戛然而止。战争结束了,战争机器却难以停止,战争的惯性仍然在发生作用。“靖难之役”的主要军事力量,由燕府护卫指挥使张玉、邱福、朱能等,以及宦官马儿郑和、狗儿王彦等统领。“靖难之役”后、永乐期间的重大军事行为,出兵辽东并巡视黑龙江,是王彦的部队;下南洋、西洋,是郑和的部队;北击蒙古,是丘福的部队;平灭安南,是张玉、朱能的部队。而对蒙古的战争,同样是这台战争机器惯性运行的结果。随着这台战争机器内部的能量逐渐消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就逐渐停息。

  蒙古各部一直是明朝的边患,朱棣希望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不给子孙后代留祸害。所以,“靖难之役”留下的最精锐的部队,让同样是“靖难之役”留下的第一名将丘福统率,出征蒙古。但是,一贯知人善任的朱棣这一次犯了错误。丘福确实敢战,但并不具备全军统帅的素养,况且他当时已是67岁的高龄。在进入漠北之后,丘福中了蒙古人诱敌深入之计,全军覆没。这是整个永乐时期,明朝军队最为惨重的败绩。这一次的失利,更让朱棣感到事态的严重,决定“御驾亲征”,并且致书在南京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对于蒙古“若不早殄灭之,边患未已”。

  这一次朱棣清醒了,放眼大明朝的文臣武将,除了自己亲自出马,还有谁能够制得了蒙古人?而整个“靖难之役”,最高统帅也正是朱棣本人。为了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边患,朱棣做了充分的准备:工部打造了三万辆“武刚车”,专门运输粮草;户部筹备了20万石粮食,随军行动;行军的路上,每5公里的路程,筑一城堡,储存粮食,以备大军回程时食用。北伐大军集中了当时能够调动的所有机动部队,调集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伯柳升副之,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都督刘江督前哨。行军过程中,各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都配备了火器,用以对付蒙古骑兵。除了朱棣本人,又有谁能够调动大明朝的一切资源?

  尽管朱棣想用倾国之力,一举解决蒙古的问题,但汉唐以来,在北方广袤草原上生存的游牧民族,又有哪个是真正被汉族政权“殄灭”的?以成祖的思维来看,他是把这个时候散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开平、北至北海的蒙古各部,看成了当年以北京为都城的“元朝”,犹如明太祖当年把处在动荡中的日本视为由一个强力君主统治的统一国家。如果说当时的元朝是一只在北京的“虎”,而此时的蒙古各部,则是散布在各地的群狼。明朝前期,蒙古有三大部,从东到西分别是:居住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黑龙江)、吉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是兀良哈部;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今蒙古国)中、东部和内蒙古北部的是鞑靼部;活动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今内外蒙古)西部和新疆北部准噶尔一带的是瓦剌部。此外还有甘肃西部的赤斤蒙古等部。地域辽阔,而且各部又有多个山头,攻占一个山头,就像打散了一个狼群,但还有多群狼在活动,而打散的狼群不久又汇聚在一起。

  成祖朱棣的五次北伐,真正深入漠北并且取得一定胜利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但即使是这两次,虽然直抵蒙古腹地,迫使鞑靼、瓦剌称臣,但也并没有对蒙古各部形成真正的打击。网络上传播的所谓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溃蒙古五万铁骑,完全是子虚乌有。《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是:北伐“班师”至“飞云壑”时,鞑靼部阿鲁台来战,“上率精骑冲锋,大呼奋击,阿鲁台堕马复上,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所谓“名王以下百数十人”,其实就是斩获百数十人如此而已。《明史·成祖纪》只是说“追北百余里”,杀敌多少,未见记载。

  其实,只要动动脑子就可以想象得到,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唐朝李绩、薛万彻等挺进杭爱山,都是采用骑兵突袭、冒死血战的方式。而且,还分别有归降的匈奴、突厥及各部的参战。成祖朱棣北伐,六路大军,保持相对固定的距离,携带大批辎重,浩浩荡荡向北挺进,克鲁伦河是过了,鄂尔浑河也是到了,“擒胡山”上也是立碑了,但是,蒙古人稍试锋芒,也就跑了。所以,成祖的大军前脚班师,刚刚“称臣”的鞑靼、瓦剌,后脚就“犯边”了。第一次北伐在永乐八年,历时五个月;第二次北伐在永乐十二年,也是历时五个月。而两次的相隔时间为四年,说明筹划一次都不容易。但是后面的三次,分别是在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年年出兵,年年“北伐”,也就是年年驱赶,除了兴师动众、耗费钱粮,在军事上并没有任何效果,反倒可以看出朱棣对蒙古各部的无奈;而蒙古各部的轮番“犯边”,却是对大明皇帝的公开蔑视和挑衅。

  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伐”为例,作战部队不算,仅粮饷的运送,就有“总督官”三人、“领车运”官26人、“领驴运”官25人。随后督运的,又有“总督官”两人,副官27人,护送马军1000人、督军5000人,运驴34万头、运车近14万辆,拉车的民丁超过23万人,总共运粮37万石。这些粮食说是给作战部队的,但如此庞大的运输队伍,又该用粮多少?这一次的“北伐”虽然也到了“杀胡原”(即今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的呼伦湖一带),并且烧毁了鞑靼阿鲁台部的辎重,但阿鲁台却闻讯远遁。朱棣在回师途中,顺带收拾了已经归属明朝却和鞑靼勾结的兀良哈部,可以说是出了一口气。

  这样接二连三、兴师动众的“北伐”,严重损耗了明朝的国力,受到包括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的抵制和批评,夏原吉因此下狱。朱棣第五次“北伐”班师时去世,临死之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原吉爱我!”就这四个字,内容丰富。第一,认识到蒙古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到底该怎么办?并无良策。第二,承认后三次“北伐”,只是为了撑面子,实则徒劳而无功。而五次“北伐”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两大遗产:第一,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蒙古的大规模南下,为“仁宣之治”和“正统”时代留下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第二,造成了一个假象,一个以为大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晃晃脑袋就可以吓退蒙古人的假象。而这个假象,直接导致了后来“土木之变”的发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相关内容推荐
明朝历史最新文章
精华推荐
热门图文
点击排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