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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宣时代:从外到内的全面收缩

发布时间:2020-05-01 23:01:3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虽然“远迈汉唐”,虽然有文治武功,但朱棣明朝的帝王中,只能算是“异类”。所以去世之后不久,继承他事业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所做的事情,便是对他的“拨乱反正”,是“回归”。回归到哪里?回归到太祖朱元璋的治国道路上来。而他们的行动,则表现在两个字——收缩。

  怎么收缩?第一,停止下西洋;第二,从安南撤兵。这可以说是仁、宣时代在“外事”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举措。

  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但因为性格不同、作风不同,不为朱棣所喜。朱棣喜欢的是次子朱高煦,这个儿子不但性格像自己,而且在“靖难”中出生入死,救过自己,所以他一直想让老二高煦做“王”李世民第二。虽然由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最后还是老大高炽做了皇帝,朱棣却一直不满意。朱高炽做了二十年的“监国”,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老子成祖去世而继位,却不到十个月就病逝。但就在这十个月中,仁宗中止了郑和“下西洋”,让其与王景弘一道,带着“下番”官军,镇守南京。郑和、王景弘也成为明朝最早的“南京守备太监”。同时,仁宗与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密谋,策划从安南撤兵。

  严格地说,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的性格倒是和祖父朱棣有些“隔代遗传”,所以尽管赞成并继承了父亲的“收缩”政策,却仍然希望能够和祖父一样,在北京的紫禁城接受各国使者的“朝贡”。所以,在宣德五年,让郑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人还是那帮老人,船还是那些老船,所以并不过于折腾。而就在这一次下西洋的返回途中,郑和在印度的卡泽卡特去世。老人没有了,老船后来也就搁置不用了。有意思的是,北边的亦失哈巡视黑龙江,也在宣德时期重新开,并且重修了“永宁寺”、重立了《重修永宁寺碑》。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中止得到以户部为代表的实权部门支持,但对于从安南撤兵,不少永乐时代的老臣无法接受,他们不愿意看到将士打下的江山被拱手相让。所以,仁宗去世、宣宗继位不久,皇帝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为一方,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安南弃守的争论。事前,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见杨士奇、杨荣,告以欲弃安南之意,并戒之曰:“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用不着等三两年,五个月后,宣宗便召二杨及蹇义、夏原吉,共议安南事。宣宗首先表态,说是继续在安南驻兵,得不偿失,不如放弃安南,专意内政。何况,安南本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明示的“不征之国”。蹇义、夏原吉当即表示反对:“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宣宗随即征求二杨的意见。二杨早已得到宣宗的明示,此时自然心领神会,并准备好了历史依据:“陛下此心,固天与祖宗之心。交阯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太宗初欲立陈氏,所以为圣。汉唐以来,交阯虽尝为郡县,然叛服不常,丧师费财,不可殚记,果尝得其一钱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与豺豕辈较得失耶?”(《明宣宗实录》卷16)宣宗借二杨之口说出了自己不便说的话,二杨秉承宣宗的意旨左右面议,蹇义、夏原吉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仁宣时代的“回归”和“收缩”,更表现在国内的政策上。虽然宣宗一直热衷于珍宝诸玩,不断派出宦官在各地采买各色玩物,但整个文官系统的主流思潮,是恪守太祖时代的思想禁锢、文化限制政策。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宽松期后,明朝的文化政策再一次严厉起来,宣德末年都御史顾佐的一道关于革除官妓的奏疏,可以视为节点。祝允明《野记》将其记载在永乐时期: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挟娼饮宿者有律耳。永乐末,都御史顾公佐始奏革之。国初,于京师官建妓饮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安远人,故曰来宾、曰重译、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后乃浸浸放恣,解带盘薄,喧呶竟日,楼窗悬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昃归署,半已沾醉,曹多废务矣。朝廷知之,遂从顾公之言。

  对于这一事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沈德符的记载说,事情发生在宣德时期,而非祝允明说的永乐时期。顾佐曾两度任都察院都御史:第一次的时间是宣德三年七月至宣德八年闰八月,第二次的时间是宣德九年十月至正统元年六月。其奏革官妓,沈德符说发生在宣德时是可信的。但是,革除官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政治文化形势重新严峻的表现。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宣宗去世,继位的是年仅9岁的英宗朱祁镇,国家大政方针由号为“二杨”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司礼监太监王振主持。杨士奇既是台阁体文学的领袖,又是一位恪守传统道德的官员,从他领衔的内阁给新君立年号为“正统”,即可知其政治倾向。杨士奇在《三朝圣谕录》中曾不无自夸地记载自己在永乐时和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仁宗朱高炽之间的一次争论:

  一日,殿下顾臣士奇曰:“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何如?”(士奇)对曰:“……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诗集甚多,何谓不足为?”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注》诸书,作诗特其余事。于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

  帝王之学所重者固不在作诗,但记诵辞章,竟被杨士奇视为“俗儒”。主持内廷事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二杨存在矛盾,但对于维护传统道德和秩序,与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罪惟录》记载:英宗为太子时,王振即“导之以礼”,英宗“雅敬惮之”;英宗即位后,“尝与小臣击球,(王)振至而止。诘旦,驾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王振的这番话,不但批评时下的皇帝英宗,而且批评已经去世的皇帝宣宗,内阁杨士奇等人听了,连连赞叹:“宦官中宁有是人!”(查继佐《罪惟录·宦寺列传》)

  如果不是发生了土木之变,在士大夫们的眼中,正统时期的朝政实优于宣德,原因就在于外廷的文官首脑和内廷的宦官首脑,都恪守祖宗法度和圣贤道理,而最高统治者英宗也予以配合。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一股巨大的支持力和推动力。当时的南、北国子监首脑,都是正统派的人物,南监为陈敬宗,北监为李时勉,时称“南陈北李”。

  《明史·陈敬宗传》说陈敬宗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的威严:“敬宗美须髯,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每升堂听讲、设馔会食,整肃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

  《明英宗实录》收录了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时的一道奏疏: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唯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可见在当时,仁宣时代的“回归”与“收缩”,并不仅是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官僚集团的主流思潮,所以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既然仁宣时期是对永乐时期的“修正”,仁宣为“治”,永乐虽然没有视为“乱”,但至少是被认为“不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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