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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变:“英主”之梦的破碎

发布时间:2020-05-01 23:03:07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北边的游牧、狩猎民族,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北边民族的参与,爆发了“五胡入华”,造成了“安史之乱”和唐朝的由盛转衰,使得辽夏压迫下的北宋“积贫积弱”,发生了让北宋亡国的“靖康之难”及此后南宋向金称臣的“绍兴和议”。而后来的蒙古,在席卷欧亚大陆的同时,灭金、灭夏、灭吐蕃、灭大理、灭南宋,还在“中华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元朝”。当然,同样是因为北边民族的参与,造就了汉武帝的开边拓土和两汉的强盛,造就了隋唐的富强,以及明成祖的“远迈汉唐”。

  明成祖的五次北伐,对蒙古各部势力的消长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过程及此后的一些时间里,鞑靼各部的力量在消退,瓦剌各部的力量在聚集、在发展,而兀良哈各部,则是鞑靼强盛附鞑靼,瓦剌强盛附瓦剌。但是,无论是鞑靼、瓦剌还是兀良哈,又都是一边时时在明朝的边境活动,一边又接受明朝的“敕封”。这也是草原民族在和中原“帝国”打交道时的智慧,表示归顺是给你面子并且得到利益,不断弄出一些事情来,则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以瓦剌部而言,永乐时接受明朝“敕封”的,有“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等等,他们死后,分别由儿子们袭封。永乐十六年,马哈木去世,儿子脱欢袭封为“顺宁王”,其后力量渐大,得到各部的拥戴,被明朝封为“太师”。正统四年,脱欢去世,儿子也先不仅袭封为“顺宁王”,还继承了“太师”的称号。势力一大,新的一轮折腾也就开始了,他们希望从明朝得到更大的利益。

  永乐时代明朝的“面子”,一定程度上是“朝贡”带来的。而“朝贡”的实质,是用中国的财富,换取周边各民族及南洋、西洋各国给中国皇帝的面子。当然,客观上也可能保持一段时间边境的相对安定。但是,这种“厚往薄来”的“朝贡”,也是民众和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随着“仁宣”时代开始对“朝贡”规模进行收缩,这一措施延续到正统时代就停止了,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多的财富来支撑面子。开始的时候,瓦剌的马哈木、脱欢、也先部,每次“贡使”限定为50人,由于“朝贡”是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不断要求增加人数,由几十人到几百人,乃至增加到两三千人。这支浩浩荡荡的“朝贡”队伍,成了理直气壮地索取财物的“丐帮”,一旦明朝的“赏赐”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则制造事端。

  当然,不管是否能够满足要求,正统十四年(1499)瓦剌的大举南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此时的瓦剌,已经把蒙古“群狼”拢在了一起,大规模地向南觅食。

  此时的明朝正统皇帝朱祁镇,虽然在位已经14年,由一个9岁的少年成长为23岁的青年,但行政能力并没有长进。在位的14年中,开始是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内阁杨士奇、杨荣等人,帮助管理国家,后来则依靠司礼监太监王振。但是,虽然治国能力没有太多的长进,朱祁镇的梦想还是有的,而且十分强烈。什么梦想?做“英主”的梦想,梦想效法伟大的曾祖父朱棣,亲率大军,北伐蒙古。只是随着“靖难之役”战争机器的停止运行,明军再要远涉漠北、北伐蒙古并不现实。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在得知瓦剌也先部逼近大同,并且在沿边各处分道南下的消息之后,朱祁镇当即决定,御驾亲征。这个匆匆忙忙的决定,遭到几乎所有在京官员的反对。但也有人支持,支持他的是老师加监护人、司礼监太监王振。七月十五日,是中国农历的“中元节”,英宗一面派人祭奠曾祖父太宗朱棣的长陵、祖父仁宗朱高炽的献陵、父亲宣宗朱瞻基的景陵,一面调兵遣将,命皇弟郕王朱祁钰镇守北京,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文官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等,扈从亲征,率领京军三大营,要捕捉也先的主力,击而败之,实现自己的“英主梦”。

  就在这一天,前方明军遭受惨败。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人率部与瓦剌战于大同东北的阳和,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逃回大同。明朝朝廷后来把这一仗的失利归罪于监军太监郭敬,说是诸将为其所制、师无纪律所致。但事实是,在“靖难之役”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行之后,明朝军队在野战中已经无法抗击组织起来的蒙古骑兵的冲击。即使在“靖难之役”战争机器尚在运行期间,丘福率领的明朝最精锐的部队,也没有办法在漠北和蒙古鞑靼部“野战”。接受了丘福的教训,成祖北伐时,不得已命各路大军“结阵”推进,而不是像当年卫青、霍去病以及李绩、薛万彻那样奔袭数千里,寻找匈奴、突厥主力决战。

土木之变:“英主”之梦的破碎

  七月十六日,英宗率大军离开北京,此时离决定“亲征”才五天。由于王振在正统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英宗本人的缺乏主见,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更相信这个所谓“御驾亲征”的主意,实则来自王振。《明英宗实录》直接就此事发表评论:“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促就道。”(《明英宗实录》卷180)

  全然没有实战经验的朱祁镇,却要效法久经沙场并且多次和蒙古人交手的曾祖朱棣,实现自己的“英主梦”,不啻是汇集着数以十万计的羊群,给蒙古瓦剌部的群狼送礼。大军离开北京的第二天晚上,驻跸龙虎台,不知从哪个营房传来蒙古人袭击的警报,引起全军的混乱,折腾一个晚上,才知道是讹传,尚未见敌,锐气已尽。刚出居庸关,遇上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伍不成列,军纪荡然。七月底,军至阳和,这是宋瑛、朱冕阵亡之地。十多天过去,仍然是伏尸蔽野,众心为之一寒。八月初,军至大同,雨下得更大。从阳和之战中逃回的石亨,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战况,极言瓦剌兵锋之盛,力劝英宗率大军“回銮”。目睹了阳和战场的惨状,听取了石亨的现身说法,皇帝朱祁镇和太监王振决定,从大同退兵。但选择哪条路线退兵,成了问题。

  由于是皇帝的“御驾亲征”,是要和瓦剌主力决战,所以离京时的方向选择了北出居庸关,趋宣府,再到阳和、大同。而回师,则是为了躲避瓦剌主力,所以打算趋向东南,经蔚州(今河北蔚县)、过太行山,由紫荆关(今河北易县)回京。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这条道路的选择出自王振,因为蔚州是王振的家乡,他想带着皇帝从家乡通过,向家乡父老炫耀自己的富贵。虽然王振定这条路线,是出于他的私心,但这也确实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如果是这样,后来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但是,王振的家乡观念很重,见连日下雨,怕大军路过时践踏庄稼,所以临时决定,由原路返回,这就要趋向东北,经阳和、宣府、居庸关。这条路线比较凶险,正是瓦剌主力活动的地区。

  果然,大军到宣府时,有谍报说瓦剌军从后跟踪而来。朱祁镇命“恭顺侯”吴克忠殿后,阻击瓦剌军。但是,吴克忠没有能够阻挡瓦剌军,本人战死,又是全军覆没。于是,再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军四万前往阻击。朱勇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儿子,曾经多次随成祖、宣宗北征,正统时期,又多次领兵在喜峰口等地击退瓦剌,在当时的明朝将领中,威望、功勋仅次于张辅。但是,朱勇、薛绶的四万骑兵,在宣府西北的鹞儿岭中了瓦剌军的埋伏,再次全军覆没、主将阵亡。

  这里要重点提一提朱勇的副将薛绶,这是一位蒙古族将领,祖父在洪武时归附了明朝,赐姓薛;其父从朱棣“靖难”有功,并多次扈从北伐蒙古,封“永顺伯”。薛绶继承了父亲的爵位,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这次和朱勇一道,奉命抵御也先、保护皇帝的撤退。战至箭尽弦断,仍然格斗不已,杀“敌”无数。瓦剌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将薛绶肢解,发现竟然也是蒙古人。《明史》的记载令人震撼,让人不由得对蒙古勇士肃然起敬:“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相与哭之。”不但“永顺伯”薛绶,“恭顺侯”吴克忠也是蒙古族将领,三代事明,赐姓吴,与弟朱克勤一同率兵阻击瓦剌,所部死伤殆尽,兄弟双双阵亡,吴克忠箭尽弦断,仍然格杀数人。

  朱勇、薛绶、吴克忠率领的,可以说是扈从朱祁镇亲征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位将领也都是能征惯战的名将。他们战死,令明军士气全无。大军匆匆退至居庸关西北的土木堡,被瓦剌一阵冲杀,伤亡过半,余部溃散。最可惜的是太师英国公张辅,出征安南时,被当地民众视为神明,此时以75岁的高龄,扈从朱祁镇,和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一道,死于乱军之中。“英主”没做成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王振因为被视为祸首,被朱祁镇的侍卫所杀。

  如此顺利地击溃由皇帝亲自统率的明军、俘虏明朝的皇帝、获得无数的辎重,对于瓦剌和也先来说,倒是意外之喜。因为他们并没有取代明朝、恢复“大元”的打算,大举南下,只是为了子女玉帛。于是,以被俘的皇帝朱祁镇为奇货,瓦剌浩浩荡荡杀奔京师而来,要索取更多的财富。

  这个时候的明朝,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代,明朝在北京的精英们,以新任兵部尚书于谦为首,包括内阁首辅陈循、吏部尚书王直,还有司礼监太监兴安、金英,他们说服皇太后孙氏,做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决策:被蒙古俘虏的那个皇帝我们不要了,我们有了新的皇帝。新的皇帝是谁?朱祁镇的弟弟、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在逃回北京的石亨等将领的支持下,于谦组织了极为坚决而成功的北京保卫战,给瓦剌各部以重创。各地守军也组织起有效的力量,随处对瓦剌各部进行袭击,迫使其重新退回塞外。

  人们一直有个疑问,皇帝朱祁镇御驾亲征,到底带了多少部队?据扈从朱祁镇亲征、侥幸从土木堡逃回、后来成为一代名相的李贤记载,是30万(《天顺日录》),而并非各种历史著作、历史教材、历史读物所说的50万。朱祁镇死后,由李贤主持,给了他一个很滑稽的庙号“英宗”,以圆这位想做英主而没做成的皇帝的“英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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