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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发布时间:2020-05-01 23:09:40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是明朝科举的“大比”之年,有两位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同时参加了这一年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唐寅唐伯虎,另一位是王守仁王阳明。但是,二人结局不一样。

  唐伯虎因为考试前见了主考官,被人质疑有行贿之嫌,被贬为吏,从此放弃仕途、放浪形骸,在明朝的“体制外”折腾艺术,闯下了极大的名头。“六如居士”的书画成为珍品,“唐伯虎点秋香”的戏曲成为经典。但是,唐伯虎虽然是在体制外折腾,却恪守道德底线:“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汪砢玉《珊瑚网》)

  王阳明以会试第二名、殿试第十名中了进士,进入了官场,从此在明朝的“体制内”做官,在体制内建功立业,但同时也在“体制外”折腾,讲学授徒,公开挑战程朱学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体制内”建功立业,还是“体制外”授徒讲学,王阳明都闯下极大的名头,被封为“新建伯”,成为明朝以军功封“伯”的三位文官中的一位,又被送进孔庙,成为明朝从祀孔子的四位“大儒”中的一位。

  之所以把王阳明、唐伯虎二人同时推出,是为了说明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明朝前期的“严峻冷酷”已经过去,正在进入“百年承平”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呈现繁荣、风气日渐开放、思想趋向自由,多元化的社会正在到来。所以,不管是在“体制内”做官、建功立业,还是在“体制外”创作艺术、讲学授徒,或者从事其他的职业和活动,都有成功的机会,都可体现出人生的价值。这是一个真正“生产”天才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时代。

  王阳明出生前十一年,“江南四子”之首的祝允明祝枝山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前两年,“风流才子”唐寅唐伯虎出生在苏州吴县。王阳明出生的后一年,“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出生在陕西庆阳(即今甘肃庆城);四年后,识拔张居正的顾璘在苏州出生。在王阳明出生的前后,苏州的木工蒯祥、石工陆祥,因为工艺天才,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侍郎;而江西的术士李孜省、邓常恩,则以精通术数,也分别做到正三品的通政使、太常寺卿。更多人的选择,则是“弃学经商”,徽商、晋商、江右商等地域性商人,由此而崛起。

  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垂衣拱手,不动声色”的成化皇帝,为时人所指责的,不仅是宠爱万贵妃、不接见大臣,还曾经让一位叫汪直的宦官组建西厂,又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封了几千名“传奉官”。而这几千名“传奉官”,可以认为是“三百六十行”的代表性人物。

  成化二十一年(1485)正月初一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一次被称为“星变”的陨石雨。正月初三,成化帝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不约而同将主要矛头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接着,各有关部门对现任“传奉官”进行了统计,总数近3700人。当然,这还不是最多的时候,最多的时候达4700多人,为北京在编文官的两倍。即以这3700人为例,其公开身份:一是文官,供职在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共有500多人;二是武官,主要供职在锦衣卫等京卫,也是500多人;三是匠官,供职在工部及内府各宦官衙门,人数最多,达1300人;四是僧道官及教坊司官,有1000多人,其中“番僧”占大部分。但对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分析,就不是文官、武官、僧道官和匠官那样简单,他们是真正的“三百六十行”,可分七大类。

  第一,文书类。从事这类工作的“传奉官”,有儒士、监生、生员,有在职或被罢免的低级文官,还有被称为“杂流”的义官、工匠、胥吏及各类社会闲杂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华、武英二殿及内阁制敕、诰敕二房,或者在部院等衙门做“书办”,为“书办官”,见于记载的约有150人,他们是书写公文的高手,属“秘书”人才。另外一些人,隶属内府的御用监等衙门,主要工作是在仁智等殿专门抄写或改编小说、经书及词典、歌谣之类,见于记载的约200人,他们是通俗小说、传奇杂剧或民歌时调的作者或改编者,或者是佛经故事的翻译家,他们可以被统称为民间文学家或艺术家。

  第二,医术类。因为是通过“传奉”得官或升迁,所以每每被言官们斥为“庸医”。但他们多出身于医生世家,其中不乏名医。如钱宗嗣、钱宗甫,都是江南名医,钱宗甫更为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方术类。这一类的“传奉官”,可以说和医术同源而异流,包括各类数术。有祈祷术,既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更祈祷皇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是例行公事的常规性祈祷;应急性的则有祈子、祈雨、祈雪、弭灾等。有星命术,通过观察天象预测吉凶、查看地貌指点风水,阴阳卜筮等可以归于此类。有符箓术,通过画符念咒的方式,役神驱鬼、去病消灾,五雷法、扶鸾术等可归于此类。有房中术,通过外服丹药、内行导引等办法,强身健体、强化性功能。当然,这些方术也是相通的,尽管他们在当时受到诟病,但人们只是不满他们跻身官场,并不怀疑他们的“数术”。实际上,这些数术中的一部分,在当时其实堪称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行祈雨、祈雪术者,必然对气象的变化规律有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一次祈雨或祈雪的成功,就是一次准确的天气预报,而不成功则是预报的失败,这在现代天气预报中也是常见的,只是准确的概率更高而已。再如行房中术者,至少是治疗性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的专家。当然,成功与否也不仅要看术士或道士治疗水平的高低,还要看接受治疗者的心理和生理条件。

  第四,技术类。这一类与医术、方术相类似,也可以视作专业技能之士,包括:天文生和钦天监官,他们对天象进行观测并发布预言,且负有修订历书以指导农事的职责;阴阳人,他们通过察看风水为人选择宅基坟地、预言吉凶为人提供祸福信息;乐舞生和太常寺官,他们通过歌唱舞蹈进行祈祷祝福并与上天对话。

  第五,工匠类。他们是从事器物制作、工程建筑与装修等工作的工匠,多达1300人,在“传奉官”中占有最大的比重。他们之中,有建筑师、篆刻师、印刷师、器物制作及鉴赏师,以及从事其他各类手工制作者。他们大多是各个工种的高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蒯鲁班”的木工蒯祥和玉器制作高手陆祥,他们都以资历和工艺升迁至工部侍郎。

  第六,艺术类。见于记载的有近200名“画士”,这足以说明书画家在传奉官中的分量。但传奉官中的书画家远不止这个数字,以成化二十一年(1485)闰四月恢复全俸的17位锦衣卫传奉官为例,虽然公开身份都是锦衣卫及其他京卫的军官,但其实全是画家。其中,都指挥使倪端工山水人物,都指挥同知殷偕专攻花果翎毛,都指挥佥事周全尤擅画马,他们的作品,皆名贵一时。

  第七,番僧类。在传奉官中,数量仅次于匠官的是“番僧”,这是元明时期站在汉人立场上对活动在内地的藏族僧人的称呼。《明史·西域传》说,明太祖招徕番僧,目的是为了“化愚俗,弭边患”,他们在加强中原与藏地的文化交流、增强藏民及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上,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大量的“番僧”在内地,包括在北京,也是因为他们多身怀“秘法”或“异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副产品生产与运销,交通运输与车船制造,酒楼茶馆与饮食供给,典当质押及铸钱制币,以及制瓷造纸、采矿冶炼、刻板印刷、戏曲小说等行业,均可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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