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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消费观念的转变:奢侈论

发布时间:2020-05-01 23:10:58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管子·牧民》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但衣食足也思淫逸,从这方面来说,上层社会的所有需求和喜好,除了程度不同之外,和大众的需求和喜好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人心、人性的本能。从明朝社会来说,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和社会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是同步发生的。

  天顺元年(1457),刑科都给事中乔毅等人上疏,说京师富豪的新追求:“近来豪富竞趋浮靡,盛筵宴、崇佛事,婚丧礼文,僣拟王公。”(《明英宗实录》卷277)这种风尚很快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成化六年(1470)户科给事中丘弘等人上疏:“(京师)近来风俗尚侈,亡论贵贱,服饰概用织金宝石,饮宴皆簇盘糖缠,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明宪宗实录》卷86)适应人们的需求,同时也引导、推动这种需要的,是一批敏锐捕捉到这种需求信号的商人,他们被正统派官员称为“射利之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屠宗顺,因为替皇室采办珍宝,景泰时就升锦衣卫千户,其子屠芝升百户,并予世袭。

明代消费观念的转变:奢侈论

  奢靡之风不仅在都城北京兴起,在洪武、永乐年间受到严厉压制的曾经繁华之地苏州、松江、杭州等处,也在迅速复苏。苏州儒士王锜描述了亲身体会到的家乡变化: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阊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

  嘉靖《永丰县志》则记载了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南方县城——江西广信府永丰县——从正统到成化间的风气变化:正统年间,男子服装,只有达官贵人可用苎丝绣边,女子服饰也一眼可以看出贫富。但是,二十年过去,到了成化年间,从服装上根本看不出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只要有钱,什么样的服饰都敢穿。正统年间请客,菜肴、果品各备四五种,皆为当地土产,远近亲朋,无不赴会。到了成化年间,菜肴、果品没有几十种便没面子,而且仿效南北二京的派头,张灯结彩,上不了台面的亲戚,干脆不请,亲情让位于钱财。

  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的玩赏、市井的繁华,在成化帝即位之前或者即位之初已经在各地悄然发生,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这些都是以物质财富的逐渐积累和政治环境的趋向宽松为前提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在通过物质消费表现出来的同时,也通过文化消费即文学艺术的传播表现出来,“文化”继仕途、财富之后,成为新的价值标准。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用了明朝中后期十分流行的一段话:“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康熙《华州志·风俗》引明代人言)但其实,诗书也是可以致富的。

  正统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曾经说,当时有《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流行,不但“市井之徒”争相传诵,国子监的监生们也日夜记忆,作为谈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明人小说,不仅有瞿佑的《剪灯新话》,还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但这些还只是文人作品,其读者也主要是市民中的读书人。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学作品,这时也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版刻的或表演的方式广为流通。

  景泰、成化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叶盛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徵,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小说戏文》)小说、戏曲在流行,民间时曲也有了新的品种,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现今发现的明代最早的时曲刻本,便是成化七年(1471)北京书坊金台鲁氏所刊《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这些不仅说明时曲传唱的普遍性,也说明有人正在从事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和创作,同时还说明,“淫词荡曲”的版刻、发行已不受限制了。

  东南地区本来就是传奇的发源地,此时正在兴起“海盐腔”。陆容《菽园杂记》记:“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弟子’,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虽然陆容将“戏文弟子”们的表演称为“南宋亡国之音”,丘弘也要求对“尚侈”之风“严加禁格”,李时勉更请求严厉查禁小说并拘捕创作者、传播者及收藏者,但是,正如《明史》作者所说,当社会财富逐步积累、社会风俗趋于奢侈、政治环境日渐宽松之时,对于这些现象,非不欲禁,是“不能禁”(《明史·丘弘传》)。叶盛根据自己的体会,道破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

  在“不以为非”乃至“推波助澜”者中,就有以往的翰林院侍讲,后来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虽然李时勉在正统时要求查禁《剪灯新话》,但他在永乐间为翰林侍讲时,却为同乡也是同年好友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作跋,极尽赞美之词:

  吾友广西布政使李公昌祺,示予所为《至正妓人行》,凡千二百余言。观其横放浩瀚,若春泉注壑,浼灂而不穷;流丽动荡,若纤云行空,变态而难状。自昔文人才士,辞藻之盛,未有过于此者。(《剪灯余话·至正妓人行·跋五》)

  在“不以为非”乃至“推波助澜”者中,也包括英宗、宪宗父子。给事中乔毅曾上疏说五件事:敦忠孝、黜贪污、举荒政、息刁讼、禁奢侈。英宗只是“特允”前两项,对于包括“禁奢侈”在内的后三项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令所部斟酌以行”(《明英宗实录》卷277)。刑部尚书陆瑜提出拘捕屠宗顺等人,以为贡献宝石者戒,成化皇帝更是反应冷淡:“姑置不问。”(《明宪宗实录》卷86)这种反应一方面是主观上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客观上的“不能禁”所致。政府颁布的有关禁令,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为了表示姿态和导向而已,其作用甚至是在替这些作品做免费广告。

  事实上,包括被丘弘等人视为该当禁废的亡国之音、淫巧之术、不经之书、尚侈之俗,不但正在风靡全国城乡,也正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并且通过他们的行为,向社会做出示范。即以我们说到过的“成化斗彩鸡缸杯”为例,在当时和后来,也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明朝万历时期的玩家沈德符说当时的瓷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沈德符说这些斗彩酒杯的价格:“初不过数金,余见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万历野获编》)十年之间,价值飞涨。清乾隆时期的朱琰《陶说》说:“成窑以五彩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值钱十万,当时已贵重如此。”明朝千钱值银一两,朱琰所说的“钱十万”与沈德符所说的“银百金”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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