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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敬词宗先生”:戚大将军的华丽转型

发布时间:2020-05-01 23:13:5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在明代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追求也在多元化。一代名将戚继光,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向“文化人”转型。

  明朝的名将很多,如开国名将徐达、常遇春,如先在“靖难之役”中奋勇当先、后又带领庞大舰队游弋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郑和(尽管是宦官),如与戚继光齐名、在剿灭倭寇的战争中屡建战功的俞大猷、刘显,如率军从荷兰占领者的手中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等。但是,唯独戚继光,不但在南北两条战线都取得赫赫战功,而且在军队建设中,给后人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榜样,特别是还留下了从山海关到八达岭长达数百公里的长城,让当代的人们继续享用他的贡献。

  戚继光能够做出如此大的贡献,而且在当时就产生重大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戚继光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同时得到执政大臣如徐阶、高拱、张居正,以及如胡宗宪、谭纶等总督的支持;第二,戚继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了不起的人才,这些人才帮助他出谋划策打胜仗、帮助他搞好和上级的关系;第三,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他交结了一批著名的文化人,这批文化人推动着戚继光由纯粹的军事将领向文化人、“儒将”转变,并且向社会各界传播着戚继光的个人魅力和重要贡献。

  在这些文化人中,有两个人物对戚继光的角色转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位都在嘉靖后期和万历前期大名鼎鼎,一个名叫王世贞,一个名叫汪道昆。他们和张居正同一科,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而且都做过兵部侍郎,所以有“两司马”之称。

  两司马之一的王世贞是苏州太仓人,字元美,中进士的时候只有19岁,比同年中进士的张居正还小四岁,是活跃在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学群体“后七子”的领袖,也是嘉靖后期和万历前期的文坛领袖。鉴于他的名气,有人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应该就出自王世贞之手,而书中的蔡京父子,暗指的就是他的仇人严嵩父子。

  两司马的另一位汪道昆,是徽州休宁人,字伯玉,也是大大有名的文化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署名“天都外臣”的《水浒全传》的“序”,就出自汪道昆之手。王世贞曾经把汪道昆和“后七子”的另一位领袖李攀龙并称,说是:“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于鳞是李攀龙的字,伯玉是汪道昆的字。王世贞的这个评价,令汪道昆更加声名大噪。

  汪道昆和戚继光的交情,早在嘉靖剿倭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戚继光为福建总兵,汪道昆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官职巡抚福建,二人在剿倭的战争中成了莫逆之交。隆庆元年,戚继光应召为神机营副将、蓟镇总兵,正在赋闲的汪道昆陪同而行,带着戚继光去拜访自己在太仓的“石友”王世贞。

  汪道昆比王世贞大一岁、比戚继光大三岁,年龄相仿的两大文人、一位大将军,在王世贞太仓的别墅“弇园”聚了三天。在这三天时间里,不知道喝了多少美酒、听了几场昆曲,也不知道讨论了多少共同关心的家事国事和天下事,戚继光于是也和王世贞成了“石友”。

  这一次拜访,令戚继光大开眼界。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的繁荣,昆曲发源地苏州太仓的娱乐,王世贞那个号称“弇园”的别墅的典雅,和文化人在一起的情趣,都使戚继光感叹不已。自己戎马半生,荣誉无数,自以为享尽了天下的富贵,和这些人比起来,自己原来是个土包子,是乡下人。

  从此以后,戚继光在工作之余,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文化人交往。他要在军旅生活之外,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丰富自己的娱乐活动。

  在戚继光的神机营衙门和总兵府,王世贞、汪道昆以及其他文化人介绍来的朋友往来不绝。戚继光对他们来者不拒,热情款待,帅府中总是高朋满座。戚继光和这些文化界的朋友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王世贞和汪道昆也时时与他书信往来,对戚继光不断进步的文章和诗词进行褒奖。

  文人们开始像尊重王世贞一样尊重戚继光,他们尊称戚继光为“元敬词宗先生”,戚继光对这个称号十分得意。要知道,“元敬词宗先生”这个称号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戚继光字“元敬”,王世贞字“元美”,当时的人们把王世贞称为“元美词宗先生”。人们把他看作是文坛领袖、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是后辈文人的祖宗,所以称其为“词宗先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用在戚继光身上的这个“元敬词宗先生”,有多大的分量。

  戚继光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天才,但要说吟诗作赋,其实并非当行。只是由于戚继光给了王世贞的众多追随者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把作为明朝“九边”之首的蓟镇,建设成了文化人聚会的文化中心,所以大家感谢他,给了他至高无上、与王世贞平起平坐的文化尊号。

  但是,戚继光得到这个新的荣誉称号、这个至高无上的文化尊号,也是花了大价钱的。在蓟镇的十六年,人人都知道戚继光好客、尊重知识和人才。于是,慕戚继光威名前来拜访的,希望在总兵府谋得一官半职的,希望从“元敬词宗先生”那里获得一点盘缠或创作经费的,从京师到蓟镇,络绎不绝,道路相望。

  时间长了,戚大将军也感到压力大了。修筑长城、坚固堡垒、招募军队、铸造武器,需要大量的银子;孝敬皇帝、孝敬内阁、孝敬司礼监、打点兵部户部及都察院官员,也需要银子;为了满足各方面朋友的需求,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失望,更需要银子。所以,尽管戚继光竭尽所能弄银子,但进银子的渠道远远没有从北京到蓟镇的道路宽广,进银子的速度远远没有成群结队的朋友来得快捷。

  《明史·戚继光传》对戚继光的贡献、本领做了高度的评价,但在将戚继光和俞大猷进行比较时,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为什么说戚继光操行不如?因为戚继光缺钱。明朝的官员和清朝不同,清朝自雍正时推行“养廉银”制度,戚继光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有“养廉银”三至五万两(《清世宗实录》卷54),除了支付自己日常的开销之外,还可以用来迎来送往。但在明朝,在万历时期,戚继光这个级别的官员每年实支的岁俸,仅12石米、200多两银子(参见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那么,送皇帝、送张居正、奖赏各色人才的银子从哪里来呢?不言而喻了,他得四处弄钱,人们开始对他的操行表示怀疑。当然,若干年后,人们又对戚继光弄钱表示理解。因为戚继光坐镇蓟州十六年,边境安谧,“不知省国家几千百万钱粮、全边塞几千百万赤子”!(董应举:《崇相集·严海禁疏》)他花的钱,比起他节省的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岳飞了不起,他的名言是:“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他不说武官不爱钱、文官不怕死,武官不爱钱固然是好事,但如果惜死、不会打仗,再不爱钱、再两袖清风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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