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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担当和意气

发布时间:2020-05-01 23:19:52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外部世界在大踏步前进,而明朝的万历皇帝正在“赌气”,和母亲赌气,和外廷文官赌气。因为他喜欢一位郑姓女子,并且封这位女子为贵妃,这就是郑贵妃。二人情投意合,郑贵妃为皇帝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活泼可爱,取了个名,叫“常洵”。熟悉明史的朋友知道,这位“常洵”,就是后来被李自成在洛阳俘虏的“福王”。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办法立郑贵妃为皇后,也没有办法立郑贵妃的这个儿子为太子,因为母亲不同意,言官们也不同意。赌着这口气,万历皇帝沉醉于酒色中,同时一心一意给郑贵妃和儿子常洵聚财,挖矿、寻金,无所不用其极,一旦不遂意,便大发雷霆,人们称他犯了“酒、色、财、气”四种病。事实上,到了万历时期,这“酒色财气”已经被认为是上下互通的“社会病”,比王阳明时代更严重。

东林党人:担当和意气

  明朝士大夫从来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心中装着家国情怀,有献身精神,对于这上上下下的“酒色财气”病,他们痛心疾首,希望能够有所改变,有所作为。于是,一股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改革,对天下的事情进行重新规划,希望使明朝得到振兴。这股政治力量,被政敌取了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号——“东林党”。

  “东林党”的领袖,名叫顾宪成,是明朝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在万历四年北京应天府的“乡试”中名列第一,是南直隶的又一位“解元”。这是一位从小认真、执着得有点认死理的年轻人,但对于思想领袖,认真、执着、认死理恰恰是不可或缺的个性。顾宪成进入仕途之后,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个性。正是因为这种个性,顾宪成毕生为他所认定的真理而奋斗,毕生向他所认定的不符合道德、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人和事做斗争。即使是皇帝、内阁,只要不符合道德、不符合原则,顾宪成均予以批评。

  张居正去世后,申时行、王锡爵相继为首辅。王锡爵也是有些个性的,他有一次把顾宪成叫到内阁,私下进行沟通。王锡爵是苏州太仓人,顾宪成是常州无锡人,都来自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前者是嘉靖四十一年会试的会元、殿试的探花,是翰林院的前辈;后者则是万历四年的解元,是官场中的晚辈。二人之间,本来应该有诸多的共同语言,但讨论政务辄不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了二人的一段对话: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

  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谁怕谁!但是,这暴露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说明明朝已经没有统一意志了。

  但是,正如谷应泰所说,这个时候的王锡爵还算是君子,整个官场也还比较宽松,随着意气越来越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认真、执着又认死理的顾宪成被削籍,革职为民,回到了老家无锡。无锡原有“东林书院”,为南宋名儒杨时的讲学之所。顾宪成虽然被“削籍”,却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声誉。这也是明代中后期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谁因为得罪皇帝、得罪内阁而受到惩罚,谁就得到舆论的更多赞赏。在常州府知府和无锡县知县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和弟弟顾允成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一道,讲学其中。

  讨论世道、讨论学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东林书院的主要功课。顾宪成本人声望既高,同志中又多宏儒达士,一时之间,从者如云。在万历政局中,出现了一个议论朝廷是非、官场曲直的评价中心,一个公开与庙堂分庭抗礼、公开与当权者叫板的舆论中心,并在朝野上下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一些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到处罚的官员回到家乡后,也办起书院,和顾宪成一样,聚结“同志”,和东林书院遥相呼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身在书院,胸怀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东林“同志”的胸怀和抱负的写照,他们力图成为道德的坚守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名声一大,问题也就出来了,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同志”,开始将自己视为正义的化身,开始和自己批评过的晚年张居正一样,变得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开始党同伐异了。这个时候,发生了“李三才事件”。

  李三才也是万历中后期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为凤阳巡抚,辖区内有四位“矿监税使”:山东矿监陈增、仪真税使暨禄、扬州税使鲁保、沿江税使邢隆。这些矿监税使既为万历皇帝,也为自己谋求利益,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其中又以山东矿监最为猖獗。山东全省自巡抚以下官员,无不受陈增凌辱,唯独李三才,不仅在气势上压制陈增,而且“按律”对其爪牙进行打击,击毙多人,并没收其搜刮的民财数以十万计。天下拍手称快,陈增为之“夺气”。

  为什么李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官员难以做到?无非是他一身正气,无欲则刚。这正是顾宪成和他的“东林同志”共同倡导的气节,而李三才在对付这些“矿监税使”时的谋略和手段,却是顾宪成等书生所没有的。

  东林书院的讲学和议论,从不忌讳触动和刺激当权者,恰恰相反,顾宪成希望这些批评能够唤起当权者的良知,能够令他们改弦易辙,更希望在当权者中寻找到可能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同志”。因为,精神教化固然可以涤清社会,政治权力则可实实在在拯救民生。想当年阳明先生,如果不是做了南赣汀漳巡抚,又立下不世之功,他的学说怎么能令人信服?顾宪成在寻找“同志”,李三才也在寻找“同志”。顾宪成和东林同志对李三才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并广为宣传,李三才也对顾宪成和东林书院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李三才和顾宪成都有着伟大的抱负,但是他们的抱负不一样。顾宪成是道德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问道德者”。问道德者关心的是过程,是问心无愧。李三才是功名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问功名”者。问功名者关心的是结果,是成王败寇。顾宪成是道德家,李三才是政治家。所以,顾宪成为人光明磊落,为人处世令人信服。李三才则需要施展阴谋诡计,行事作为自然有争议之处,也必然触犯他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对李三才的批评也多了起来。但是,顾宪成是办事认真而且执着的人,他认准了李三才就要力挺李三才,这就等于引火烧身。此后,凡是反对李三才的,同时也反对东林;而东林诸同志为了捍卫他们的政治楷模,谁反对李三才就是他们的敌人。本来是相互扶持,却变成了相互拖累。

  事情到了这一步,矛盾自然也就尖锐起来。因为任何批评、任何表扬,都有其片面性,顾宪成和东林书院同志所批评的人,难道就一无是处?顾宪成和东林同志所褒扬的人,如李三才,难道就十全十美?这些矛盾在对一些具体的人物、事件的态度上形成分野,于是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与东林观点对立的政治群体。以山东人为主体的被称为“齐党”,以湖广为主体的被称为“楚党”,以浙江人为主体的被称为“浙党”,以南直隶昆山人为主体的叫“昆党”,以宣城人为主体的叫“宣党”,等等。而所有这些“党”,又给东林人士冠上一个名称,叫“东林党”。

  从万历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南明,明朝朝廷的朋党之争,由此而生。这样一来,就只有斗争而没有妥协,只有党同伐异而没有是非原则,最终酿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彻底摧毁了明朝士大夫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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