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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援朝”:30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

发布时间:2020-05-01 23:22:00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我曾经一再重复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离不开也无法摆脱“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改善,可以给国内发展带来机遇;“国际环境”的凶险,可以给国内发展带来危机。明朝也一样。“倭寇”和“海盗”的客观存在,导致了明朝的主观禁海,成为与“大航海时代”擦肩而过的重要原因;“北虏”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明朝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并且不断消耗着明朝的国力。但这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政权,明朝朝廷需要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压力,谁让你朱家要争做这个皇帝,谁让你们挤破脑袋要钻进官场?既然做了皇帝,既然进了官场,既然掌控着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资源,你们就得承担责任。

“万历援朝”:30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

  就在张居正通过改革,让明朝的朝廷重新振作起来、让明朝的国库重新鼓胀起来的时候,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又发生了,而且都是发生在张居正去世的十年之后,发生在“后张居正时代”。

  内部的问题是:万历二十年初,一位名叫巴拜的蒙古族将领,在副总兵的职务上退休之后,又毛遂自荐,要求为国立功。注意,他的这个“国”是明朝而不是蒙古。但是,小心眼的宁夏巡抚看不惯他的举动,处处为难他、给他小鞋穿。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巴拜愤怒了,和子弟们一道,发动兵变,杀了巡抚,联络河套地区的“套虏”,由此兵连祸结。明廷调集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等五镇的兵力,历时八个月,将其平定。这场动乱,被称为“宁夏之乱”。也就在同一时期,以播州即今贵州遵义一带的土司杨应龙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因为与明朝当地官府发生严重冲突,战争连年不断,缅甸、安南也在此时挑衅。明朝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剿抚并用,方告平息。这场动乱,被称为“播州之乱”。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巴拜、杨应龙有多少不是,明朝宁夏、播州地区的官员都难辞其咎。中国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把“治吏”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因为吏治一腐败,兴一利而出百弊。而且,各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都直接与“吏治”相关。

“万历援朝”:30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

  外部的问题是:万历二十年,日本以“借道”为名,入侵朝鲜。作为宗主国,明朝出兵援朝,经历了一场前后绵延六年之久的“跨越国境”的战争。

  嘉靖末年开始,虽然东南沿海的“倭患”平息了许多,但并不说明“南倭”的问题彻底得到解决,恰恰相反,它正在以新的形式严峻起来。过去的“倭寇”,可以说是“散兵游勇”,是由日本国内战争失败的武士,谋求海上生存的海商、海盗,再加上中国沿海的居民构成,目的是发点小财。但是此时,随着日本国内的统一,由丰臣秀吉掌控的这台在统一战争中打造的“战车”,和当年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打造的“战车”一样,也无法因为国内战争的平息而停止转动。战争机器继续运行,瞄准的方向当然是海外,首先是离得最近的朝鲜半岛,然后就是离得较近而且积聚着巨大财富的中国,到了近代,还瞄准了同样有吸引力的东南亚及更为广大的地区。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和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侵入朝鲜,是循着一条道路走过来的,战争机器有多强,走得就有多远。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五月十日,朝鲜国王的告急文书已经由兵部上呈给万历皇帝,书中称:“倭船数百,直犯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朝鲜《宣祖实录》卷26)但是,在从日军登陆到告急文书抵达北京的二十天时间里,日军已经占领了朝鲜的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正在逃往平壤的路上。接着,日军接连攻占开州、平壤。朝鲜的“三京”及三分之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

  明朝政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驱逐“倭寇”。朝鲜军民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惊恐、溃败之后,也开始组织起对日军的抗击和骚扰。前后持续六年的朝鲜战争,由此开始。朝鲜将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倭乱”,因为万历二十年,是中国农历的“壬辰”年,朝鲜奉中国为正朔,用的是中国的纪年;日本人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因为此时是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庆长年间;明朝的中国人,则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因为发生在万历时期、发生在朝鲜。

  虽然说决定了“援朝”,但当时明朝做出这一决策,是十分艰难的。艰难在哪里?艰难在敌友的情况不明朗。早在日军侵朝之前,就有在日本的福建籍华商许仪后、陈甲(有文献记为“陈申”)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冒死向明廷传递信息,说朝鲜一面为中国属国,一面又向日本进贡,并且将在日本起兵侵犯中国时为其前驱(朝鲜《宣祖实录》卷27)。当时的日本,确实已经禁止琉球向中国进贡,又每每威胁朝鲜。而当时的朝鲜,一方面是明朝的属国,另一方面也一直想在辽东夺得一些好处,并且确实屈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暗通款曲。这方面的情况,若干年后,徐光在奏疏中就述说了当年日本“引诱”朝鲜、朝鲜立场摇摆的状况:

  朝鲜之国俗,绝重世类。下奴籍者,永不得与良人齿。有大功当封拜,乃为除其籍,子孙得仕进,犹止冗员也。奴籍韩某以擒反者功,除籍,其子(韩)翼,应进士科为举首,不得铨京朝官,遂弃去不仕,放浪江海间。因之日本,说(丰臣秀)吉……何不取朝鲜王之,而名为人臣乎?因盛陈鲜弱可取状。秀吉意不能无动。(韩)翼因为之谋:先使人问朝鲜以“夹江洲地”在鲜辽之间者,今安在,以激(朝)鲜,且微挑之以欲复故地,当假若兵力。鲜君臣怵于倭,而贪于复故地,果盛言疆地肥饶,为辽将所强取。若假大国之兵威压境而取之以归我,幸甚。(丰臣秀)吉遂大发兵入。朝鲜之南境,多高山林木,巉险连亘,甚易守。顾以为彼取侵疆于我,而不知其阴袭之也。故倭能枕席过师,以至王京。至王京者为中路,其先锋将(小西)行长至之日,以犒师薄为名,遽杀其大将栗某而入。国王匆遽,不知所出,间携其妃走平壤、达义州,而两王子东北行相失,逐为东路副将(加藤)清正所获也。(徐光启《海防迂说》)

  徐光启特别声明:“此语闻之东征将士,将士闻诸朝鲜之村学究,真伪不可知。”徐光启说这个传说来自“东征将士”,东征将士又得之于朝鲜的“村学究”。村学究们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官场,应该是韩翼的同情者,于是幸灾乐祸地述说了这个也许有“原型”,但也有可能出于杜撰的“离奇”故事,而“东征将士”或者又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创作”。

  正如徐光启奏疏中所说,朝鲜那么大的地方,其南部又是崇山峻岭,怎么一点抵抗也没有?是日军过于凶悍,还是朝鲜过于柔弱,抑或是朝鲜和日本联手,共同对付中国?所以,类似的传说就不能不令人将信将疑,也使得明廷及辽东官员接二连三地派人前往朝鲜,希望查明真相,以为庙堂决策提供依据。后来人们知道,明朝的猜疑是错的,朝鲜之一溃千里,并非与日本勾结,而是政治上的腐败所致。三百年后的“甲午战争”,日军占领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又花了多少时间?

  当然,疑虑归疑虑,万历皇帝在内阁张位、兵部尚书石星的支持下,迅速决策,出兵朝鲜。而且,一旦决策,就调动了当时能够调动的最精锐的部队:名将李如松为全军统帅,所部有经过李氏父子长期培养的辽东镇的“辽兵”和吴惟忠等人率领的蓟州镇“浙兵”——辽兵是以东北汉族为主体,包括蒙古、女真的多民族部队,作战勇猛;浙兵则是当年戚继光带到蓟镇的训练有素的惯战之师,而且娴熟火器。有意思的是,戚继光、李如松都出任过明朝京军“三大营”的“火器营”的副将,所以都对使用火器得心应手。

  李如松于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鸭绿江畔誓师,二十一年正月初四便兵临平壤,初九对平壤发动全面进攻。当天晚上,伤亡惨重的日军小西行长部撤出平壤。李如松挥师南下,朝鲜的北部日军全部被肃清。但在距离汉城约15公里一个叫“碧蹄馆”的地方,李如松部遭到日军的阻击,双方伤亡惨重。李如松率军退回开城,日军也退守汉城。两军进入对峙态势。军事上的平衡,就是谈判的开始。

  此后,日军撤出汉城,龟缩在釜山,李如松所率的明军主力,也撤出朝鲜,朝鲜国王李昖重回王京汉城。虽然日本和中国同是撤军,目的却不相同。明朝是为了还朝鲜以独立和平安,日本却是为了重新备战。所以四年之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日本发起了新一轮侵朝战争,明朝也开始新一轮援朝战争。这一轮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两年,明朝由于国内问题太多,无法全力以赴地进行在朝鲜的战争;日本同样由于力量不足,只能在朝鲜的南部与中朝军队抗衡。双方展开消耗战。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军心大乱,急于撤回。中朝军队趁机发起攻击,日军损失惨重,但中朝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朝鲜水师统帅李臣、中国海军将领邓子龙,都在这次海战中殉国。

  中日之间四百多年前在朝鲜的这场较量,由于日本国内的动荡而以明朝军队的“惨胜”宣告结束,但留下的后患却极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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