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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那天的景山,微风,小雪

发布时间:2020-05-01 23:26:47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虽然说崇祯八年是明朝灾难性的一年,但其实,自从崇祯皇帝继位,乃至继位之前的几年,明朝就几乎年年都是灾难,是天灾与人祸并起。

  我和谢宏维教授这些年研究明代灾荒史,对相关材料做了整理和统计。崇祯时期是有明一代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尤以旱灾、疫灾为甚。

  气象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崇祯时期的大旱,是近50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特大旱灾期。特别是从崇祯十年(1637)到十六年(1643),受灾区域遍及西北、华北、华中、华东23个省(区)。旱的结果是江河断流、泉井涸竭,颗粒无收。其中,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的许多地区,连续干旱五年甚至更长。据文献记载推测,黄河、海河流域从崇祯十年开始,降水量急剧下落,崇祯十三年(1640)到达最低点,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五月至九月不足200毫米。史料的记载,则是“赤地千里”,岂止是千里,是赤地万里。北旱的同时,南方更多是水涝。崇祯十三年以后,北方降雨增多,而南方干旱,成了北涝南旱。瘟疫也开始流行,蝗灾更加严重。

  和崇祯十年的重大旱灾同步,疫灾在崇祯十年前后开始严重,北方更甚于南方,到崇祯十三四年,蔓延到全国各地。

  仅以北京及周边为例。北直隶的瘟疫从崇祯十年零星出现,卢龙、昌黎、迁安、乐亭等县开始有瘟疫记载。十一、十二年,宣府怀安、邱县开始出现瘟疫。根据记载,这些瘟疫是伴随着饥荒而发生的。到了十三年,瘟疫范围扩张,邢台、大名、唐山、内丘和广宗等县发生瘟疫。如唐山县,“大旱,人饥,瘟疫流行,死者无算”;肥乡县,“大疫,岁饥,树皮草粒皆尽,人相食,村无烟火”;大名县,“瘟疫传染,人死八九”;交河县,“大饥,民相食,甚至食子,妻妾食夫,大疫”。崇祯十四年,北直有三十多个州、县,大瘟疫伴随着大旱灾、大饥荒而至。如深州,“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邻舍不敢往来,道路不敢单行,甚至有骨肉相食者,有发新冢食者,又兼瘟疫大作,十死八九”;清河县,“春大疫,奇荒之余,疫疠流行,沿门遍户,至有一室之内积尸枕藉,殷盛之家孑遗靡留者”;鸡泽县,“疫大作,死者十损六七,村落几绝烟火”。最南端的大名府长垣县大旱,飞蝗食麦。瘟疫饿殍,人死七八,互相杀食。清丰、滑县、内黄、南乐等县的情况与长垣相似,也是“人死八九”或“人死大半”。到了十五六年,保定、宣府等地“瘟疫大行,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均据各地县志)可以说,从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瘟疫几乎横扫了整个北直隶。

  每当读到这些材料,加之东北的女真、西北的民变,总不免同情在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崇祯帝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父子两代可谓十分凄惨。父亲朱常洛由于是宫女所生,而且是万历皇帝“少不更事”的无意作品,所以不被喜欢。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情投意合,一心想把郑贵妃的儿子、三子常洵立为太子,遭到母亲李太后和文官们的坚决反对,延续十多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也因此而起。之后,朱常洛好不容易被立为太子,好不容易等到万历皇帝去世,继承了皇位,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常洛死后,长子朱由校继承了皇帝,这就是明熹宗天皇帝,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所谓“东林党”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整个天启时期。朱由校做了七年皇帝,去世了,终年23岁,遗命让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崇祯皇帝,时年仅17岁。

明朝灭亡:那天的景山,微风,小雪

  由于后来成了亡国之君,历史研究者以成败论英雄,指责朱由检用人不专、求治过切、刚愎自用、过于严苛。但是,一个17岁的少年,相当于今日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从来没有实践经验,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接手的是一个疮痍满目、从里烂到外的破摊子,你让他怎么办?朱由检自己也时时感慨:“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明史·李建泰传》)

  如此烂摊子,让他依靠谁?依靠正派的士大夫?不错,朱由检继位不久,就铲除“阉党”,重用“东林党人”。朱由检继位不久,就召回了在各地的镇守中官,让文官、武官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但是,言官和武官都不争气,这一代的“东林党人”已经没有当年顾宪成、邹元标等人的正气和原则,没有了李三才等人的办事能力,更加暴戾、更加党同伐异,一句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文官里面也有能办事的,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等,但是,能干的少、迂腐的多,廉洁的少、贪腐的多。武将里面也有能打仗的,如祖大寿、满桂、曹腾蛟等,但同样是能打的少、会跑的多,敢战的少、怕死的多。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廉洁的往往只知认死理却办不了事,能打仗的又打着算盘保存实力,你让皇帝怎么办?杀?确实杀了不少,但杀得尽吗?前面的杀了,后面的就一定行吗?有记载说,崇祯皇帝除了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外,还有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这个时候,宦官曹化淳倒是想起了一个人,又有权威又能办事,那就是阉党领袖、明朝最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一代名臣倪元璐也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学问和名望兼备的“山人”陈继儒,但陈继儒此时已经去世了。无论是荒诞的曹化淳还是迂腐的倪元璐,都在企盼有这样一个人,既有权威,又有威望,还众望所归并令人生畏,但是,举目望去,大明朝哪里有这样的人?不要说魏忠贤、陈继儒,就是朱元璋张居正重生,又能怎么样?到了这个份上,明朝气数已尽,崇祯皇帝干了他能够干的所有事情,但无力回天。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顺”军挥师东进,一路上势如破竹。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破外城,京军溃散。三月十九日(4月25日)黎明时分,崇祯帝来到前殿,鸣钟集百官,通知官员该上朝了,但人影也没有。无奈之下,崇祯帝仓皇出了神武门,来到万岁山即今北京故宫北边的景山,天下着小雪,有点微风,身边只跟随着太监王承恩。君臣二人面面相觑,双双吊死在景山的寿皇亭。

  死前,崇祯皇帝在衣襟上写了一段话:“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薄城三次,逆贼直逼京师,是皆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祖宗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毋伤我百姓一人!”这段话出自张岱的《石匮书后集》,但我一直对其有所怀疑,仓促之间,哪里来的笔和墨?

  《明史·庄烈帝本纪》所载大抵相似,但没有“可将文武尽皆杀死”之句,但最后做了一个评价: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我一直认为,明朝的灭亡是不能由崇祯帝一人背锅的。它的灭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最为根本的原因,乃是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组成这个国家政权的皇帝及文官、武官、宦官的“精英”们,越来越把“国家”视为谋求个人和家族利益的工具,越来越漠视民众的利益和生死。万历时代的国内开矿课税、海外淘金寻衅,开启一场对“有产者”的剥夺;以“辽饷”开始的多种摊派,则是对乡村“有产者”的剥夺,其结果是,一切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石的有恒产、有恒心者,都对明朝朝廷失去了“恒心”。但是,上上下下的统治者不肯放弃自身的任何利益,用陈继儒的话,“拔一毛而助天下”的事也不干,宁可亡国,也不损家。我在百家讲坛《万历兴亡录》的最后一集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仅仅是广大民众需要社会保障,国家政权同样也需要社会保障。民众需要的社会保障是生老病死,政权的社会保障同样也是民众的生老病死。因为只有民众的生老病死得到保障,他们才有可能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的生老病死承担负责。否则,你可以不管我的生老病死,我们也可以不管你的生老病死。

  衰败的明朝灭亡了,繁荣的明代也随之结束,其中的教训极其惨痛。随着李自成迅速败亡和清朝入主,中国进入新一轮的再破坏、再恢复之中,距离“大航海时代”、距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也就更加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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