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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外交危机为什么从越南开始

发布时间:2020-05-01 23:33:0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中国的属国架构是一个很庞大的政治体。南部边陲的属国最多,从南海之南的吕宋,一直到印度洋旁边的缅甸、泰国、柬埔寨。但是最重要、跟中国南部本土最靠近的属国就是越南。

  越南历史上和中国有扯不清的复杂联系。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时候,秦朝的统治往南已经到了岭南地区。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从这时候开始就很多了。中国历史上还有几次人口大迁徙运动,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中原地区人口向南迁徙,其实就是一个人挤人的过程。北部的人把中原人往南挤,中原人把原先住在南部的人再往南挤。所以,如果要问谁是最“纯”的中国人,那中国的南部周边的人——越南人、马来人——可能是最纯的中国人。

  以上这些都是想表明越南和中国有血脉相连的关系。在越南独立之前,越南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它使用汉字,使用中国王朝的正朔,甚至年号的设定都和中国有关联。它和中国保持着很密切的朝贡关系,过几年就会派人到北京进贡,中国清政府也派使臣过去。在这漫长的历史当中,按照过去文明的增长和积累来看的话,如果有某种特殊原因,比如越南内乱,它可能就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随着新航路的打开,在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往远东而来,越南等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地区就成为他们最早觊觎、占领的地方。

  在十六七世纪,法国的势力慢慢登陆南部越南。越南的领土呈长条状,可以分为南越、中越、北越,当时叫作南圻、中圻、北圻。其中和中国联系最密切的是北圻,也就是北越,它和中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这一地区的边民,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通婚的关系。

  法国人在十七八世纪就占领了南部越南,特别是南部六省(越南总共三十几个省),南部六省在漫长的殖民过程当中,就渐渐地西方化了。这是西方的殖民主义统治和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中国的宗藩体制是一种“文明”的征服,就是说我是文化高地,我对这儿不实行政治上的征服,不派总督,不强制你接受我的文明、接纳我的军队的改造。但西方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造,它是总督制,要殖民地按照宗主国的文化来建构新的政治架构。越南南部被法国殖民之后,就开始慢慢地剔除中国文化,替换成了法兰西文明。经过这种改造之后,越南内部就慢慢分裂成了“亲中国”和“亲法国”两派。一拨人认为法国好,另外一拨人认为中国对他们好,这种分裂慢慢地发展着、滋生着——中国的宗藩解体大多和这相似。这样一种亲清朝和反清朝的势力斗争,在遇到某种外部危机的时候一定会爆发。

  就这样,西方势力逐步地扩展到东方来。特别在18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了,大量的工业产品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越南在这个过程当中,接纳来自法国的工业产品,接受工业化的改造,慢慢地内部也就发生了变化,觉得中国落后了。在十八九世纪,他们处在第三者立场,明显感觉到中法之间在文明水准上已经渐渐地拉开了差距。这时候,中法的文明在越南人心目中已经有了高下之分,这也是我们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必须注意的。

  在这种状况下,一旦遇到某种特殊机,越南一定会脱离中国的本土,脱离宗藩的管束。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进行了二十年,中国内部的购买力开始增强,西方开始对中国的市场产生期待。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研究,认为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边疆危机。所谓边疆危机,就是外部势力想从边疆突破,到内地来发展。中国的边疆危机最先发生在南部边陲,从越南这个突破口开始。此后,周边的属国开始陆续脱离中国的约束。

  越南问题的爆发是在19世纪80年代,这时中国经过二十年发展,积蓄了一些力量,觉得可以亮亮肌肉、动动手了。所以越南问题发生之后,清政府对越南并不是完全袖手旁观、放任不管的态度。其间中国其实跟法国做了很多直接交涉,提出你在南部越南这么做我不管,但是中圻和北圻要保持它原来的架构。

  这中间实际上有个大问题,那就是越南人本身作为第三者,它看到了中法两国发展的差距。同时,越南人也并不是完全接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19世纪80年代越南要脱离大清帝国。大清帝国内部的强硬力量过去没面对过这种情况。过去属国要分离,可能会利用中央王朝没有力量的时机,脱离就脱离了。但现在大清有力量,就不让它脱离出去。所以在1883—1884年越南问题暴露之后,中国和法国就围绕着越南的前途发生了战争。

  但是,中国的军队在进入近代之后,一直没有经过真正的近代化改造,完全没有战斗力。而且中国的军队主要以拱卫京师、防范内部叛乱为原则,没有专门为对外战争准备的军队。因此当时从地方上调的一些军队,到越南打得一塌糊涂。清流[2]们主张打,朝廷也支持打,打胜了好办,结果打得一塌糊涂,怎么办?于是,1884年慈禧太后就趁这个机会改组政府,把政府当中主张对法国强硬、对越南强硬的人给换下来,换上了李鸿章,这就是甲申政变(也称甲申易枢)。

  我认为,李鸿章和恭亲王在引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其实都是一致的,一直主张对外要尽量地和解,尽量维持和平的外交姿态。李鸿章接替恭亲王之后,中国要与法国和解的思路更明白,他慢慢就制定了一个善后的策略。

  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一定要有很鲜明的国界、主权、领土。因此李鸿章在1884年和法国人漫长交涉的时候,一方面,为了中华帝国的威严,不能轻易丢掉属国,因此在那儿摆阵布局,打了一个镇南关大捷,把法国人打败了;另一方面,李鸿章凯旋后,不跟法国人打了。后来好多人研究这个就搞不清楚,说打胜了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李鸿章趁着这场胜利,同意越南独立,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不再和你建构这种宗藩体制了;之后和法国也达成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架构,允许法国通过越南进入中国的云南自由贸易,南部边陲通过中法战争就打开了。

  越南的独立是表面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它和中国的关系疏远了,和法国走近了。法国成为越南的保护国,中国原来的宗主国地位就被剔除了。越南的这个例子,很能表明近代中国的宗藩体制是怎么解体的。从越南开始,一直到朝鲜结束,这四十几个国家都是在这么一个架构当中,慢慢脱离了大清帝国。

  那么,在1860年之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时候,大清帝国是怎么看待这些属国的呢?我们之前建构属国体制的时候,属国除了是文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自然扩展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拱卫中央,拱卫中原本土。它使中央王朝处在一种很安心的状态:外部势力要进入,你总要从我的属国经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属国承担了一个“替天子守四方”的功能。

  在工业化时代的新式武器发明之前的冷兵器时代,一个外来的敌对势力想绕开属国打到中心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工业革命发生了,在近代之后,属国的这种防御性功能越来越淡。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也不过派了一万人,就可以在东南沿海畅通无阻,长驱直入,直接打到大沽口,打到天津,直逼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的军队也不过就是一两万人,也可以在中国的沿海长驱直入。

  这两次战争给中国的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示:属国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意义不像原来那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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