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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如何从坚定的属国变成危机导火索

发布时间:2020-05-01 23:37:03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和日本则是隔海相望,它是太平洋的一个重要出海口。朝鲜在全球格局当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东北亚则更重要。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整个人类为东北亚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基本上就是远东地区的一个火药桶、导火索。

朝鲜如何从坚定的属国变成危机导火索

  我们看中国的国运,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几次都是被朝鲜牵着走的,比如1894年和20世纪50年代。当然这也和我们政治中心的设置有关。当你的政治中心不在这里,或者你不在乎的时候,那就不是问题,你一旦在乎,那就成了问题。所以,随着日本实力的增长,朝鲜问题就发生了。

  我们怎么来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战略企图?日本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也是它在实力增长之后,必须踏上大陆的原因。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日本要踏向大陆只有两个踏板:在南部是中国台湾,北部就是朝鲜半岛,这两个踏板成为日本踏上大陆的必经之地。

  日本自身作为一个面积很大的岛国,同时又是远东地区最先踏上工业化改革之路的,所以一旦它对周边释放出要踏上大陆这一信号,必然会使朝鲜、中国台湾等地区受到影响,不管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所以明治维新动不久,它就开始对朝鲜提出诉求,不断地派水利工程师,到朝鲜的周边去测水文地质。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到另一个国家来通商,一定要先测水道,否则轮船没法过来。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而且中国内地和朝鲜通婚的也非常多。在中国的古史记载当中,就说朝鲜人是殷商的箕子之后,是商王室的后代。当然这个说法朝鲜现在肯定不会认同,其实都是有史记载的。总体来讲,在四十多个属国当中,朝鲜和中国来往最密切。其他的属国可能是三年一贡,朝鲜一直维持一年三贡,来往的频率非常高,因为它近嘛。

  此时,日本的实力发展起来之后,要求和朝鲜建立某种近代国家关系。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它们的联系越来越多,日本希望和朝鲜建交、允许日本的投资进来。这个时候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中国并不希望朝鲜和外部世界有独立的接触。日本要打开朝鲜的大门,首先就是去打探中国的立场,看同不同意它进入朝鲜。

  在这种状态下,1875年,日本测量水文的军队,在江华岛和朝鲜军队发生了冲突事件。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就和朝鲜展开了谈判。谈判的同时,日本使了一个外交伎俩——来北京找清政府谈,这当然是带威胁性质的。意思是:这是你的属国,如今它打了我们的军队,你要赔偿。面对索赔,清政府当然不愿付。于是,清政府就说,这是你和朝鲜的事情,你们直接谈。

  最后日朝双方谈成了一个《江华条约》,朝鲜和日本就建立起了外交关系。这导致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日朝之间的来往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而加快——包括日本在朝鲜的投资、朝鲜对日本的接受度等。因为日本毕竟是经过近代化改造的。

  在这之后,朝鲜内部出现了一个事大党,有一拨人坚持和清政府来往,认为清政府好,是我们的靠山;同时出现了一个开化党,觉得日本是经过近代化改造的,这个国家比较平等。在朝鲜的中国外交官和日本外交官,派头姿势都不一样。日本外交官跟朝鲜人交往的时候,更多强调平等的原则;中国的外交官则采取宗主国的姿态——比如对朝鲜国王的太后,我们中国的文献中从来不叫她国王太后,而叫她闵妃。其实就是站在“上国”的立场上,将对方的等级贬了一等。

  从中就可以看到经过近代化改造和没有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差别。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建交后就迅速发展得火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清政府究竟怎么来处理东北亚问题?朝鲜如果成为日本的属国,对清政府的威胁可能更大。所以当时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1882年就开始调整东北亚的政策。

  这个时候,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势力都进入东北亚了,怎么让这个地方既不脱离中国的约束,又不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李鸿章这时候调整了思路,他认为应该让朝鲜对世界开放。如果朝鲜向世界开放,各个大国都在朝鲜有投资,有经济利益,有经济诉求,那么朝鲜一定能成为一个很稳定的地区。如果中国主导了朝鲜的开放,朝鲜一定还是跟中国关系最好。

  于是在1882年,李鸿章促成了朝鲜和美国的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独立,美朝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朝鲜设立领事馆。之后仿照美朝的条约,在中国的帮助下,朝鲜就迅速和世界各大国——英国、法国、德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朝鲜一下子就被纳入世界体系当中来了。这样一来,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迅速增强了。

  中国的政策调整之后,朝日建交以来朝鲜的亲日倾向就迅速有所修正。这也引起了日本的恐慌。所以两年之后,也就是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发动了一次政变,策动颠覆原来亲中国的朝鲜政府,希望建构一个亲日本的政府。在这件事中,日本人遇到了后来在中国历史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人——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驻朝鲜的军事指挥官,才二十几岁,英勇果断,率领军队冲进皇宫,把日本公使和日本军队给打跑了。这一次袁世凯确实不得了,率领1000人打走了200名日本军人,一下子奠定了中国在朝鲜的主导权,解决了1884年的朝鲜政变。

  此后中国完全而有效地控制了朝鲜,日本当然不甘心。在第二年(1885),日本就派专使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天津谈判,要解决善后问题。伊藤博文说:“去年的政变,你就这么把我们公使和军队给打了,你要赔偿。另外,这是不宣而战,你要处分袁世凯。”李鸿章讲:“两军交战,打就打了,怎么着?另外,我的军队、我的将领主动开战,而且打赢了,我应该表彰他,怎么能够处分他呢?”

  虽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的谈判当中(这些记录保存至今)互相扯皮,但是两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又彼此仰慕。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印象非常好,伊藤差不多比李鸿章年轻20岁,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伊藤对李鸿章也很尊重。但是,印象再好,李鸿章也不会处分袁世凯,因为如果处分了一个主动打击对手的将领,将来军队怎么打仗?

  在这次的谈判中,双方聊得也很好,而且中日又是近邻,李鸿章一高兴就说了一句影响十年之后两国大势的话:“中国方面此后如果要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我们会主动向你通报。当然,如果日本将来在朝鲜有什么行动的话,也应该通过外交渠道告诉我们。”双方这就达成了一个默。这就是1885年的《天津专条》。我们今天去还原当时的场景,这句话完全是李鸿章即席讲出来的,但是它对十年之后的朝鲜事务影响非常大。十年之后,这句话不幸成为中日朝关系演变的一个最直接动因。

  此后朝鲜走向了一个稳定的状态。1884年,中国驻朝鲜的最高商务督办就是袁世凯,他成了朝鲜实际上的“太上皇”。从1884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时间,在中国的引领和主导下,全世界的资本都流向朝鲜。朝鲜这十年的发展非常迅猛。

  但是朝鲜的发展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虽然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政治改革跟不上。政治改革并不一定是要改变皇权架构,而是指改变政府的行政架构。朝鲜的行政效率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都跟不上,如果朝鲜一直维持着和平发展,那问题不大,但是一旦发生危机,它就没有能力做出应对了。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迅猛发展。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对朝鲜的要求和诉求变得越来越多。

  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山县有朋,他看到了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家提出,如果朝鲜不能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支柱,那日本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因为日本要发展,就一定要踏向大陆。明治维新的基本目标和诉求就是要和世界诸强竞争。我们研究明治维新都会注意到两点:一个就是日本海军建构,另一个就是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的说法。他把利益线和国境线做了一个区分:日本的本土是国境,但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到哪儿,哪儿就是日本的利益线。这样日本就有很大的一个诉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建构自己的海军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和朝鲜、日本和中国之间,迟早要爆发一次正面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朝鲜的状况确实比较麻烦。放到中、日、朝这种架构当中来看,中国当时对朝鲜的这种管制,以及在殖民地事务中作为宗主国的参与,做得还是不够。不够在哪儿?

  李鸿章在1884年引导朝鲜走向世界,是他的进步性,但与此同时也遗留了很多残余问题,比如不允许朝鲜抛开中国单独和外国进行外交。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时的朝鲜,已经在和世界各国打交道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比如在美国人看来,朝鲜国王就是朝鲜国王,王后就是王后。而在中国人看来,朝鲜的王后还是闵妃。清政府,包括李鸿章在内,都没有真正理解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这样,朝鲜就想冲破清政府的约束。在19世纪80年代,朝鲜人主动和美国交涉,派了朴定阳使团到美国去,中国这时候应该顺水推舟——我帮你和美国打交道。中国在华盛顿有大使馆,如果对朝鲜使团提供帮助,一定会使中朝关系更亲近。结果李鸿章、袁世凯和清政府怎么做?禁止朝鲜去美国!最后禁止不了,就要求朝鲜使团到了华盛顿,先到中国大使馆报到,由中国公使带着去见美国国务卿,之后才能去谈判。不仅如此,参加外交活动的时候要跟在中国公使后边,吃饭也得跟在中国公使后边。假如清政府换一种说法:你到了美国,所有遇到的困难我都帮你,我们可以陪着你去见一下美国总统,见一下美国国务卿,这样朝鲜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结果,朴定阳这次出使美国,清政府不断地发电报对朝鲜施加压力,反而使朝鲜内部反中国的倾向越来越强。这时候,中国觉得应该加强对朝鲜的管制,而不是允许它和世界自由地交往。当时袁世凯是驻朝鲜的最高外交官——商务总督兼外交首席,他对中日和朝鲜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作出的判断是非常幼稚的。当时这一拨年轻的政治家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目标不是帮助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让朝鲜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这种判断就会发生大问题,朝鲜人内心深处肯定会不满。

  另外一个是对世界的判断。日本在多大程度上会干预中国处理朝鲜问题?当时的清政府外交官还不理解日本的变革和发展,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的政治改革,中国外交官观察后都认为那是日本政府没有力量的表现。日本在1889年公布宪法,即《帝国宪法》, 1890年开始开议会。开了议会后,日本的政府和议会就整天处在一种紧张的摩擦当中。我们今天知道,议会体制下的政府三权分立,可能使国家更有力量。但是我们当时第一流的外交官,包括驻日本的公使,驻朝鲜的袁世凯,给李鸿章的报告都在强调日本没有力量,认为未来一旦发生危机或冲突,中国可以一举决定朝鲜的未来,可以把朝鲜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也为后来甲午战争埋下一个很大的伏笔。我们回溯来看,1894年发生冲突的所有的火种在之前都已经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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