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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惊雷的余波:维新运动崛起

发布时间:2020-05-02 00:01:16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我们过去讲《马关条约》之后发生了公车上书,从史实上看,这种说法没有问题。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把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北京的知识界获得这个消息后,就组织了一次上书请愿。他们给皇帝写信,通过督察院把信件递上去。4月14日,李鸿章把中日谈判中,日本提出的最后修正案和李鸿章给出的意见,用电报发到国内。谈判的时候,清政府对这个条款有讨论:哪些可以接受,哪些能够再争一争?如果不能争就拉倒,争取尽早签约,结束战争。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的知识界策动了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主要针对的就是《马关条约》的几条条款:朝鲜问题不必说,赔款问题也没什么,打败了赔款,这是近代战争天经地义的事;最不可接受的,是台湾的割让。

  这是引起当时公车上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在北京的台湾学子上书,声泪俱下,好好的怎么把我们的故乡整没了,我们不甘心被称为日本的皇民。非台湾的举子也在讲,我们和台湾都是同胞,如果把台湾丢掉了,那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留下很大的隐患。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希望能够拒绝《马关条约》,再战。这个思路体现在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书当中,当时在上面签字的大概有1300人。

  这份上书在康有为的整个上清帝书当中,按照完整的序列去排的话,应该叫上清帝第二书,主要针对的就是《马关条约》中的割让台湾这一条款。康有为认为台湾割让,天下离心,市民涣散,中国危急。他建议皇上调整政策,首先要拒绝,不要在这个条件上签字,拒绝日本的和平方案。我们今天从事后来思考他的这一建议,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他要做到这一条,就顺势提出了改革的诉求。

甲午惊雷的余波:维新运动崛起

  他提出,在现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中国想废约再战,就必须改革,就必须做到以下几条:皇上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之后要惩办那些主张求和的、割地赔款的大臣,要追究那些在战场上不战而退的将领,要下诏鼓励士气,重新开始。

  针对更多的细节,他提出了几个建议,比如迁都。我在前面讲到近代中国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国都的位置问题。在当年那种背景下,北京作为首都是很不安全的。其实当时这个建议也是朝野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日本军队占领辽东、山东半岛之后,北京的屏障中只剩下山海关、天津大沽口还没有沦陷,但实际上北京的屏障已经没了。所以这时候中国要想再战,只有迁都。

  而迁都其实也很简单,1900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就是迁都,迁都并不是轰轰烈烈,把六部都迁走,而是把行在[4]转移——最高领导人转移了,首都就不再是别人手中的一个筹码。

  但是1895年这次提出“迁都再战”,清帝国基本上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要说的话,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如果有序转移到西安去,那英国在东部沿海再怎么折腾,可能也不在乎了。你还能打到西安去?真要打到西安去,光靠几千人的英国军队恐怕远远不够,毕竟中国的地域太广阔了。但是那时候清政府也没这个准备。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来,中国也没有想到去迁都。这个时候,迁都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对一个“老大”帝国来讲,基本上也是不可行的。这是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就是“练兵强天下之师”。我们知道,甲午战争说到底是没打赢,打赢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不要讲中国的发展落后,不要讲中国没有整体性的政治改革,什么都不要讲,就这一句话——赢者通吃嘛!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康有为和这些新知识人建议:一定要练兵,强天下之师,要重返战场再打一番。

  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这一拨支持者的爱国情怀,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来,这些情怀其实是滞后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清帝国的决策者在1894年10月,在黄海大战、平壤大战失败以后,就已经接受外国的建议,开始训练新军,而且是按照德国的方式训练新军,当时的目标就是训练10万新军重返战场,和日本一决胜负。之后到了1895年5月,也就是说七个月之后,这一拨维新知识人才提出来。这些知识人毕竟是政治的外行、政治的边缘者,他们并不清楚实际的政治运转情况。我们后边说到康有为时也会讲到,他觉得是很重要的建议,实际上在清代高官那儿早就考虑过、做过。这中间体现出的其实是地位的落差,是时间的落差。因此也就使这种建议的价值极大地打了折扣。

  第四个建议就是康有为讲得比较泛泛的“变成法”,即“变法成天下之治”。归纳下来就是什么?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谓富国六法,是钞法、铁路、机械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四法是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是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这几条其实就是后来维新派改革的总体主张,但是我们真正去分析起来,可以看到,康有为文件当中讲的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我们公平地讲,这些建议都严重滞后。为什么后来清政府给康有为的职务不高?那是因为他讲得并不很高明,他讲的这些东西清政府其实都办了。

  这次运动之所以叫“公车上书”,是因为参与上疏的是举人,而举人在过去传统中国体制下都是由公家派车接送的。当然,除了“公车上书”之外,还有其他的举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政府来表达不同的建议,这被叫作公车联章,就是连续向皇帝、向朝廷施压,提出改革的建议,那确实是一个很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当时的这种政治格局下,有一种对政治的斡旋运作,在提供某种助力。台湾问题,从清政府的决策者角度来讲,如果中日不妥协,不签《马关条约》,那战争就不会结束,战争如果不结束,对中国肯定是弊大于利。公车上书,是知识界希望通过给皇帝和朝廷施加压力的形式,来改变一些既成事实,但事实是:如果他们改变了这一事实,战争就不能结束。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无论从哪个角度和环节去试图改变光绪皇帝的意志,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台湾移交是一定要做的。在这种状态下,这种请愿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很准确的史料,以说明“公车上书”究竟是怎么一点点被推动的,背后的动力源——翁同龢是怎么做的。但是凭借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能感觉到其中的逻辑关联——策动者一定是来自高层,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这个情报。后来“公车上书”停止,也有这方面的关联,毕竟朝廷决定了只能这样做,那也就毫无办法了。“公车上书”所引起的波澜,也就不了了之,自然不可能对《马关条约》构成影响。

  “公车上书”虽然对《马关条约》影响有限,但它却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局,还像之前那样浑浑噩噩的,可能不行了。《马关条约》之后引发的这些知识人的上书运动,包括前面我们讲的维新报刊的出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个导向:中国可能不能在过去已有的道路上继续走了,原来那种只抓经济、只追求坚船利炮的发展思路不行了。中国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改革。

  于是,开明的官僚和原来的这些知识精英慢慢发现了未来发展的交集点。这个时候一些维新派慢慢地就被推到前台来,像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都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关系递交给皇上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在这个时候送到了光绪皇帝的办公桌上,他们都开始观察到和思考到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有问题,中国应该找出一条新路。所以“公车上书”、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中国改变原来既定的发展路径。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马关条约》大局已定的时候,清帝国很快就有所改变。5月谈判结束,协议签订。等到7月初,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谕旨,叫作《举人才诏》。这个谕旨就要求选拔一拨具有世界眼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势的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改革逐步开始了。

  在高层的号召下,1894年7月,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部下胡燏棻给皇上上了一个《变法自强疏》,提出了中国只有走变法自强的道路,才能够雪耻。在这份奏折当中,胡燏棻提出了一个将筹饷、练兵、工商、学校等都包括在内的近代金融体系,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改革,就改变了之前那种局部改革的畸形的中国发展道路。

  而且胡燏棻也是最早提出重建海军的官员。海军在黄海大战被围歼之后,中国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胡燏棻这个时候就提出要重建海军,不能因为这次失败了就害怕。

  《马关条约》对中国是一个空前的奇耻大辱。这件事情确实对帝国的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同时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不论是满族人统治,还是谁统治,中国人所传承的儒家孔子知耻而后勇的思想,还是千古不疑的。失败了不要紧,人生也好,国家也好,没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之后爬起来就好。

  所以可以看到,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国民性体现出了了不起的地方,中国并没有就此被打趴下,而是迅速重新站起来,开始了自己的维新。更伟大的是什么呢?是以敌人为榜样,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难的一点。我们被日本打败了一年都不到,转身就向日本学习。中国朝野各界,中国的知识精英都认为我们最应该学的不是英美,而是日本,所以之后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留日运动。我们近代许多重要的政治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跑到日本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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